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同期，占全体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平均收入基本没有什么增加。这两件事情摆到一起，需要一个解释。
　　在一些人看来，农民收入不过是或大或小的一个数目字，这个数目字，可以由政府的政策主动加以调控。如果这个见解对头，那么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和停滞，可就要归于政府无意增加农民收入，或者归于政府调控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实施不力了。但是，我们不是年年看到，政府总是将增加农民收入列为经济政策的首位？为了实施诸如粮食保护价这样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政府难道不曾花费了巨额财政补贴、甚至不惜关闭全国粮食自由市场吗？
　　所以，问题的难点是：政府有意提高农民收入、也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政策措施，但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是远不尽如人意。这个难点固然多少令人难堪，但它也提示我们，解释农民收入的变动，不妨到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以外的领域去寻找答案。让我们从“收入”概念开始吧。
　　
　　收入是财富产出的服务
　　
　　常识可以回答，收入是挣来的。别人-------亲戚、朋友、慈善机构和政府----当然可以赠送我们货币和实物，但那是别人挣来的。
　　问一个浅得不能再浅的问题，凭什么可以“挣”得收入呢？许多人会回答：凭努力。是的，努力是挣得收入的要素。但是，倘若一点“本钱”也没有，无论多少努力，都在空中漫舞，永远落不到地上变成收入。最简单的例证，贩夫要挣钱，努力固然重要，但总少不了一小笔用于周转的资金、一点关于怎样做买卖的琐碎知识、以及或大或小的一些“商誉”——这些都是本钱。走卒要挣钱呢？最主要的本钱，恐怕就是他的体魄和脚力。
　　就是说，本钱是努力的载体。努力是要将本钱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无论如何，任何人离开了本钱，挣不来一丁点儿的收入。在这个意义上，“一本万利”或许是可能的，但“无本生意”就是白日做梦。实际上，种种对收入作出了贡献的“本钱”，被人们忽略了。你的本钱全部是借来的吗？信用就是你的本钱。两手空空起家？本钱是时间和生命。
　　凡是财富，都可以拿来当作谋取日后收入的本钱。要当心，这里财富的概念，是指对我们人类有用、但又稀缺的资源。阳光对人类重要无比，但不是财富，因为阳光不稀缺。因此，没有人可以省下阳光来当“本钱”。
　　是的，从当前消费里省下来的财富，才可能成为挣得未来收入的本钱。在这个意义上，当作本钱的财富就是资本。鉴于资本概念已经被搅得模糊不清，我们不妨回到1907年的费舍尔：资本就是产生未来收入流的财富。这一句话就够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线索：离开对财富、特别对财富中拿来做本钱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调查，我们无从理解收入。
　　
　　权利是否清楚界定至关重要
　　
　　收入是财富（资本）的产出，是否意味着农民收入增长低迷，是因为农民拥有的财富数量太少，或农民财富的价值偏低？是的，平均而言，我国农民可用的耕地很少、实物和金融资产不多、受教育程度还低。本来嘛，说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与说农民穷是一个意思。贫穷，还不就是财富的反义词？
　　但是，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上边的道理讲反了！人人知道，庄稼是地里长出来的。但是，要是因此说庄稼的价值由土地的价值决定，那就全盘皆错。事实上，土地所以值钱，就是因为它具有生长庄稼、产生净收益的能力。一块土地究竟值多少钱，是由这块土地未来生长的庄稼所可能提供的净收益决定的。所以，是产出流的市值决定了财富的价值。
　　产出的市值，与市场交易大有关系。如果不加入市场交易，在满足生产者自家的消费之后，产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在交易的条件下（也只有在交易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物以稀为贵”！市场并没有变魔术，关键是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200年来，经济学来来回回讲的就是这套道理。
　　传统的经济学只看漏了一点：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一项产出究竟自用还是出让、究竟部分出让还是全盘出让、究竟出让的条件怎样决定，难以决择。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无从发生！
　　这样联系起来，财富的权利界定（产权是也）影响产品市值，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关于这一点的经验证据数之不尽：赃物卖价奇低，纠纷吓退潜在的房屋买主，战乱时期资产价格大幅度跳水。这些都表明，清楚界定的权利并被有效执行，本身就是有价的。
　　
　　一连串相关事件的影响
　　
　　以上理论，简单无比。第一，不能离开财富（资本）来解释收入；第二，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进而影响财富本身的价值。但是简单的概念，掌握起来最不容易。不然，为什么费舍尔说：“收入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
　　由此，我认为解释农民收入的重点，不是政府的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比较起来，要是今天我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5%，而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所得50%以上，什么收入调控政策或许还大有用武之地（至于长远的代价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使人感到调控政策专家生不逢时。
　　简明的理论，只为调查和分析指明了方向。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涉及一系列互相影响的复杂事件。为了便于阅读，我将用几个专栏文章的篇幅，选取几项重要事件作为调查的重点。可以向读者预告的是，我解释数年来农民收入几无增长的总线索，是除了耕地使用权，农民财富的产权界定在考察期间没有实质进展。
　　
　　粮价冲击土地承包权
　　
　　本文讨论耕地权利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如我已经交代过的，财富的产权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巨大。那么，改革二十年了，耕地资源的产权怎么样了？
　　
　　土地承包是伟大发明
　　
　　目前我国的最普遍的耕地制度，是集体土地由农户长期承包经营。要讲清楚“集体制”（完全不同于基于私人产权之间自愿选择的任何一种合作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只要农户私人承包经营的合同条款清楚、能够被有效执行，集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不要紧。
　　讲不清楚的集体土地，清楚地承包给农户私人经营，这是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天下的合约，都以各缔约方清楚的产权为基础。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却能够在不准许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环境里，通过一个承包合约，就界定了农户经营耕地的权利。仅此一条，“伟大”当之无愧！
　　但是，挑战土地承包制的英雄好汉还是层出不尽。有人说农户经营规模太小；有人说该向“高水平的集体化”跳跃；有人劝说领头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再带头走集体化大道”；有人高举从来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共产主义村庄”样板；还有人干脆提出“农地国有化”的宏大主张。总算上天有眼，这些挑战无一成功。政府农村政策的第一条，还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
　　
　　粮价大涨质疑土地承包
　　
　　没有料到，挑战土地承包制的竟然是市场形势。1993年秋后市场粮价大涨，闹得销区人心惶惶。京城一些研究权威，言之凿凿：粮食涨价引发通货膨胀，食品价格对物价指数上升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刹那间，“农业规模经营”卷土重来，“管制粮价”呼声四起。
　　政府选择了粮价管制。全国范围内，粮食收购由政府粮食部门专营，私人粮商一律不准收购粮食；相当一批城镇，重新实行粮食统销。象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府，还请回了购粮本，居民须凭本买粮。如意算盘，就是通过管制粮食市场，抑制通货膨胀。
　　麻烦在于，单单管制粮食价格是不够的。生产粮食要用化肥、农药、电力和各色机械，生产这些投入品，还要更多的投入品。政府管制粮价，非同时管制全部生产粮食的投入品价格，否则，“成本”终究还要把粮食价格顶上去。说粮价带动物价上涨，那么什么因素推动了粮价上涨呢？
　　等到发现全部物价都在上涨（虽然上涨的幅度和先后有所不同），人们才发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天下只有一个地方真正出了问题，那就是政府的印钞公司印发了太多的钞票。在高通胀下，重点管制粮价，等于宣布农民必须购买其他价格发毛的产品、但只准按照低于市价的统购价“出售”粮食。读者想来不难明白，如此之下，农民的收入会怎么样。
　　
　　储粮行为，不可小视
　　
　　还有一个插曲，通货膨胀期间，粮价为什么上涨得更猛？回答这个问题的假说无数，但是对我来说，宋国青的解释最有说服力。宋国青发现，农民一旦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会增加粮食存货来应付。是的，任何实物存货都可以用来对付通涨。但是，粮食毕竟比较容易保存，而全国有1亿多农户！每个农家多存两麻袋粮食不是什么大事，加到一起，数百亿斤粮食从“可售”转为“存储”，市场粮价还不疯涨？
　　懂得在高通胀条件下储粮惜售、避害图利的，当然还有国有粮食部门。比较起来，这是“机构大户”，可以合法大手收购粮食，并且拥有雄厚的收购资金、储存场地和设施。既然预期粮食价格还会上涨，理性的选择当然是多储“良币（粮食）”、多抛“劣币（钞票）”。政府要国有粮食公司开仓卖粮，平抑市价，难道不是与虎谋皮？
　　所以，政府越管制粮价，农民和机构越惜售。你想一想，连市价都不能刺激农民售粮，政府要以低于市价的管制价格来收，还不是动员大家能躲则躲！存粮惜售行为的普遍化，推动粮价暴涨。至于关闭粮市、驱逐私人粮商，那都是火上加油的劣招。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粮食增产的条件下粮价依然可以大涨。这样“反常”的事情，1985年有过一次，1993年是第二回。问题的关键不是土地承包制潜力已尽，不是农业生产规模太小，不是粮食消费需求缺乏弹性，更不是农产品带动物价全面上涨。要害只有一个，就是政府过度发钞，通胀预期“命令”农民和机构一起存粮待沽。但是，众多行家里手，没有几个真正弄懂了个中事理。比如，世界银行化了大价钱雇来的专家，好象到今天也没有看懂宋国青的报告。
　　
　　价格管制等于动摇承包权
　　
　　是的，政府宣布管制粮价但没有宣布取消土地承包制，比“再版集体化、国有化”高明了一万倍。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块基石。土地承包制废了，不但农户恐慌，城乡全部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和公有制企业的承包经理，都会恐慌。那就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将回头再来。
　　但是，我也要向读者指出，粮价管制连同管制扩大化，同样会产生削弱和动摇土地承包制的效果。这是因为，农民承包土地并不是为了诗情画意般的“对土地的依恋”，而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力等“本钱”来挣收入的权利。但是，要是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要被管制，那么土地承包权中就只剩下“耕作（使用）”权，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限制。关于这一要点，我们下回仔细分解。
　　
　　交易权是产权的重点
　　
　　粮价管制与土地承包，看来风马牛不相及。政府迫于市场形势，对粮食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宣布继续稳定土地的家庭承包制。这样两项政策，彼此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说，管制粮价同样产生动摇土地承包权之效？
　　
　　产权一束，互相关联
　　
　　感谢许多产权经济学家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知道，产权是关于经济资源多种用途的选择权。其中，最基本的权利是张五常讲过的三项：使用、收益和交易。我们也可以知道，一束产权当中的各项权利，可以分别行使。一处房屋，可以由房主自己居住或出租，同时又抵押贷款，获得一点本钱。一鱼两吃，对经济的意义非同小可。
　　渐进主义的改革实践，还使我们相信，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是可以分步界定清楚的。是的，早期的土地承包，只涉及清楚的农户耕作权。其他关系土地的权利，包括种什么和种多少的决定权、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权，以及承包土地的流转权利等等，都是后来“改革深化”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许忽略了产权经济学的一条重要道理。那就是，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互相关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还以房屋为例，同一所房子，允许居住、但不准出租和买卖，比之于可住可租可卖，“产权”有什么不同？在那些可卖的房屋当中，对于房屋使用设置了种种苛刻限制的，卖价是不是通常要低？思考这类问题，要注意产权无非就是选择的权利。取消或限制选择，与取消和限制产权同义。
　　
　　价格管制限制产权
　　
　　所以，认为价格管制只不过是政府管一管物价而已，是浅见。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都不能避免侵犯产权，特别是侵犯收益权和交易权。1997年卷土重来的粮食市场最高限价，为此提供了经验例证。为了达到控制粮价的目标，政府不得不把对市场价格的管制，扩大到对市场渠道的管制（宣布政府粮食部门垄断粮食市场），再扩大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控制（宣布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的政府垄断），进而又扩大到对粮食生产的管制（控制粮食种植面积）。
　　这说明，市价1元的稻谷限价8毛出售，绝不是小事一桩。要不是比较全面地限制农民一系列选择的权利，天皇老子也不可能让每斤稻谷“便宜”2毛钱。价格管制不断地自行扩大，完全合乎逻辑。
　　但是这样一来，种什么、种多少、在什么成本水平上种？卖什么、卖多少、什么价、卖给谁？这些选择权都要从农户承包土地的权利束里，划出来归政府的管制部门。这样的产权变动，对农民的收入发生什么影响？
　　粗略分析，主要是三项：（1）生产粮食的意愿下降，结果是相应生产的收入减少；（2）按照管制价格交售粮食的意愿下降，相应的货币收入减少；（3）生产和出售非管制农作物的意愿提高，但必须以完成管制品的生产和交售为前提，否则就要增加对付管制的耗费。
　　结果，在高通胀时期管制粮价，农民不但要交纳“通货膨胀税”，而且要交纳粮食差价税。是的，农民按照管制价格多生产、多交售粮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那样一来，农民用于生产和销售非管制产品的资源就将减少，农民反而更多吃亏。值得记住，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农民粮食收入的减少是避免更大吃亏的结果。
　　
　　“残缺”新解
　　
　　人们不免要问：天下有没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产权？答案是，几乎没有。原因很简单，当一方完全自由地行使其产权，可能妨碍他方完全自由地行使产权。你买了房子，也买了音响，是可以在你的房子里放音响（行使产权也）。但是如果你妨碍了你的邻居在他房子里休息（也是行使产权），你的产权就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Alchian有先见之明，他把产权定义为选择权的时候，加上了“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严格条件。是的，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可以有绝对的产权。但是在那个地方，要产权何用？
　　社会对产权施加的种种限制，在性质上可以有分别。一类是普遍性的限制，就是任何情况下、任何人的产权都要受到的限制。半夜11点以后不能将音响开得太大吗？那就家家如此、天天如此。另外一类限制，是特殊的，仅仅针对某些人，或者仅仅针对某些特殊情况。不同的限制，通过对预期的不同影响，作用于产权当事人的行为。
　　产权经济学的文献里，有一个“产权残缺”的概念，说的是“完整的产权权利束里有一部分被删除”。需要补充，对一部分产权权利的删除和限制，如果是普遍性的，那就还可以预期；如果是特殊的，就难以预期。从经济行为受预期调节的角度来看，由种种特殊限制造成的残缺，显然对产权的损害更加严重。
　　不幸的是，粮价管制恰恰属于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特殊限制。虽然政府控制着钞票的发行，但是政府常常被各种经济形势支配，不能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同时，对政府超量发行货币（或者发行太少），什么时候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专家们吵得一塌糊涂，农民怎么可以预测清楚？总之，“此诚危急”的时刻，价管说来就来。对于农民而言，粮价管制这类“国家大事“，比天气还难以琢磨。
　　有人奇怪，“土地承包制长期稳定30年”的承诺，已经写进了政策文件和法律文件，为什么农民还是漠然处之？除开其他因素，我认为，时不时的农产品价格管制，表明“特殊限制”依然是现行土地承包制的一部分。既然特殊的残缺一时挥之不去，“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权”不免就大打折扣了。
　　
　　保护粮价，垄断市场
　　
　　果不其然，1997年“软着陆成功”欢声乍起，通货紧缩紧跟就出现了。于是，又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农民方面，因为粮食和农产品市价大幅跌落，农民名义收入下降，于是政府宣布粮食保护价政策。本文讨论，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政策目标是粮食
　　
　　粮食保护价政策，摆明政府非常在意农民的收入。试想，粮食卖不出好价钱，受损害的是花了各种本钱种粮食的农民。现在，政府不惜大手以高于市价的水平收购粮食，还不是要照顾农民收入？
　　疑问是，政府有意增加农民收入，为什么不直接给农民发钱，而非要通过粮食保护价机制来干预粮食的价格和收购？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政府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着眼点，并不直接就是农民收入，而是粮食——粮食供应的保障和平稳。中国这样的国家，多年缺粮缺怕了。人们担心粮食市价大跌可能损害下一个周期的粮食供给能力，所以要求政府用保护价来托一下粮市。问题是，政府是否算清楚这样做的全部代价？
　　
　　保护价的政策成本
　　
　　粮食保护价政策，不是免费大餐。第一项比较明显的代价，是财政的粮价补贴。市价1元的稻谷，要按1元2毛的保护价收购，政府每收1000亿斤，要补200亿人民币，收2000亿，补400亿元。
　　第二项，政府收购到手的粮食，要支付保管费用。粮食的仓储代价，包括仓库费用、贷款利息和损耗，向来不低。政府的仓储，如广东人所讲，是“阿爷（公家）”的生意，浮费还要高人一码。
　　
　　第三项，政策被利用的成本。大家都听说过“出口退税”变成大规模“骗税”的故事。我国“粮食战线”上，骗取价格补贴，早就算不得新鲜事。粮食不会说话，不能自述它是按保护价从农民那里收来的，还是被其他人按市价收购、再“倒卖”给国家粮库的。令人尴尬的是，国有粮食部门干起后一种勾当来，非常“专业对口”。
　　第四项，因为上一项代价存在，所以，开会教育、对帐验库、明查暗访、立案破案、杀一儆百，一样也不能少。
　　上述各项代价，在通缩时期会显著增加！我们已经说过，预期影响农民的存粮行为、然后存粮变动作用于市价。通胀如此，通缩也如此，只不过方向掉转了180度。在通缩预期的作用下，上亿农户每家减少一点存粮（此时粮食成为“劣币”）、增加一点出售，就可以把粮食市价狠狠向下拉。比较明显的是，市价与保护价的差距越大，执行保护价的代价就越大。
　　
　　“顺价销售”出新招
　　
　　所以，能不能坚持粮食保护价，关键是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本钱”，来和粮食市场的波动起伏下注。经验表明，补贴这类好事，明帐易算，暗帐难防。前几年一份审计报告曾披露，国有粮食部门亏损、挪用、浪费的资金达千数亿人民币之谱，粮食成为财政的一个大黑洞。代价如此昂贵，政府怎么承受得起？就是财力没有问题，又怎样向纳税人交代？
　　1998年后的粮食保护价方案，终于出现“新意”。政府宣布，国有粮食机构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然后顺价销售。各位读者，你知道什么叫“顺价销售”？那就是允许国有粮食部门将其营运成本，一起摊入粮食的销售价格！这里的算盘是这样的：既然政府出价最高，粮食当然全部被收购到政府手中；既然政府掌握全部市场粮源，它“顺”出来什么价，还不就是什么价？
　　
　　新政策的意图，是维持粮食保护价政策，又减少财政代价。是的，政策的理想可圈可点：政府成功地将粮食“顺”给了消费者，不但可以消除国有粮食部门的财务亏损，而且含在政府粮食保护价里的补贴，也等于谁购买、谁支付。政府顶了一个保护粮价的名义，至多垫付一些粮食收购周转金。农民收益、政府不亏、市场稳定，岂不是皆大欢喜？
　　不料，新版粮食政策百密一疏，把需求的力量看低了。想想看，政府的保护价已经高于市价，再加上国有粮食部门奇高的营运费用，如此“顺价”，买家难道真的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
　　
　　殊途同归靠垄断
　　
　　市场的回应是：粮食不可不买，但可以大大地少买。所谓非买不可，是说一部分粮食非消费不可，且除了政府粮食部门，别无他处买得到。但是，不吃就要饿死的那部分粮食，少之又少。其他部分，你政府的顺价走高，市场的需求量铁定走低。
　　说怪不怪，“需求”作为千百万人分散的决策和行动，居然从来不出大错。买方拒绝照单全收，政府的伟大意图——将保护粮价的财政负担“顺”给买方——就不可能完全成功。更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对政府实行保护价的承诺坚信不移，继续增加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出售。供求夹击之下，政府粮食部门的财务负担，不减反增。
　　于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空子”。在财政负担、仓储容量和收购意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保护出现程度不同的“有价无市”。你派员下去检查吗？他说敞开收购，你走了，他照样关门。这就给私人粮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按市价收购粮食，因为农民卖不动粮食，有人按市价收，总可以卖一点。由于彼此竞争，私人粮商的“顺价”远比国有粮食部门的低。这样“低来低走”的粮食，就是市道不景气也可以找到买家，应该不需要“论证”的吧！
　　因此，政府就非全盘关闭粮食市场不可。道理很明显，现在如果不把“卖便宜粮食的”赶走，政府粮食部门“高来”的粮食不能“高走”，砸在手里岂不成为大麻烦？1998-2000年间，政府加大用行政手段垄断粮食市场的力度，皆由此而起。结果我们看到，政府按保护价收购有困难，私人粮商按市价收购又不合法。全部粮食市场的实际容量——也就是农民的售粮总收入，因为实行粮食保护价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反而减少了。“多”了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粮价飞涨政府要垄断市场；粮市大跌，殊途同归，还要政府垄断市场。
　　
　　抑商即抑农
　　
　　话说90年代中期，无论粮价大涨还是大跌，粮食市场总是难逃行政干预、调控和垄断。无巧不成书，农民收入伴随这一系列事件而呈现停滞趋势。我在上两文已经解释，粮食的高价管制和保护收购，怎样直接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集中说明，政府在粮食供求之间插了一杠子，抑制企业自由介入粮食生意，从而对粮农收入的增长，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
　　
　　普遍趋势里的各个不同
　　
　　差不多二百几十年前，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通过分析当时家庭开支的记录，发现食品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二百多年以来，恩格尔定律经过各种验证，至今屹立不倒。
　　不过，在每一个真实经济里，收入增加究竟引起食品开支多大比例的下降，还没有发现定则。就是说，从人均收入300美元到1000美元，食品开支的比例一定呈下降趋势，但究竟降为25%，30%，还是35%，那就不一定。我看过一项收集全世界107个国家数据做的研究，结果是同样的收入水平之下，不同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相差5到10个百分点。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
　　哈耶克论及农业的时候，有过一个论点。他说：一旦收入的普遍增加超过了一定水平，“那么除非市场向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新的食品，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食物上增加开支”（见《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本，下卷，第139页）。我认为，哈氏此说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普遍的恩格尔趋势里，不同的经济还是各个不同。
　　可不是吗，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需求的自由度就增加了。除了那些维生的“必须开支”，人们开始有更多的余钱来购买“非必须”用品。既然“非必须”，那么多吃美餐少买时装，或者多买时装少上餐馆，都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变化一来，各种原本毫不相干的产品和服务，都要挤到一起来竞争买家的那部分“自由购买力”。哈耶克的见解高人一着：如果市场提供了人们所喜爱的新食品，食物开支是可能增加的。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种新食品具有如此“致命吸引力”，以至不但把居民的食品开支拉上去，而且还随收入增加而提升恩格尔系数。但是，用新食品相对竞争力的差异，来部分地解释同等收入条件下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不会太离谱吧？
　　
　　“生意眼”至关重要
　　
　　看看我们的餐桌、食品购物单和大街小巷里的餐饮业吧，市场上冒出来的新食品何其多也！在北京城里满街招摇的“加州牛肉面大王”，我在洛衫矶读书6年可是闻所未闻。“康师傅”据说是一家台湾的“乡镇企业”，到了大陆市场，一年的方便面生意就做上百亿。四川刘氏兄弟在饲料市场上直追泰国正大集团的故事，不是改革开放怕永远不能听到。还有那把大城市团团围住的“白色革命”（塑料大棚），所谓的“反季节菜果”赚去了多少钱？
　　没有看到谁做过计算，所有这些“新食品”总共增加了多少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我只能提供一个自信不容易被推翻的判断：倘若这些新食品一样也没有出现，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一定比现在还要不济。“新食品”对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意义，不容质疑。
　　提供新食品，要靠企业家的“生意眼”。我每次看麦当劳的红火生意，都会增加一点对“企业家创造市场”命题的信心。试想那些从来没有尝过汉包的孩子们，怎么就是喜欢那种滋味、那种“吃法”以及那些个颜色和摆设呢？要说是需求刺激供给，本土的饮食习惯不知汉包为何物，谁能够凭空提出如此的“需求”来？
　　事情似乎是反过来的。不是由消费者下单，然后生产者照单生产，而是由“生意眼”先“猜”（或者叫“科学的市场调查和预测”）消费者将欢迎哪种产品和服务，然后不断地“试”，不断地改，直到形成投资、生产和供给。市场的本质，也许从来就是这样的。离开了“生意眼们”前仆后继的“猜”和“试”，哪里会有什么需求的创造和市场的扩展？我们要记住的重点，是粮食、农业和食品，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例外。
　　
　　抑商即抑农
　　
　　政府在粮食的供销之间插上一杠子，“生意眼”只好敬而远之。1998年秋冬时节，我听北京“红磨房”的创办人讲他的面粉和面包生意。这位温州出生、在法国打工并进修了一些工商管理课程的人士，对大都市中高档食品市场情有独锺。不料，千难万难生意上了轨道，粮市政策忽然收紧，除了政府的顺价粮，“红磨房”不得自行到市场上收购麦子！
　　有了这个故事垫底，我对后来四川刘氏饲料公司不断向房地产、高科技“转型”之类的报道，就有了新的一层理解。放眼看去，涉足农业和食品的公司，分布的规则清晰可寻：行政干预越频繁、开关越没准的市场（比如粮食和棉花），象模象样的公司越少；有点看头的公司，比方大连、上海的远洋捕鱼、内蒙的奶制品和毛纺品，个个远离“顺价粮”那样的咄咄怪事。
　　是的，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有时可以象万有引力定理一样可靠。在一个时而开放时而关闭的市场上，谁会打长期算盘呢？既然如此，“生意眼”只好到别处下注。结果，越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产品”如粮食棉花，企业家生意眼的投入越发不足。
　　没有企业家的帮助，农民要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趋势中，靠食品品种和品质来博取收入增加，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由此，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错特错。正确的经济观是：重农必重商，抑商必抑农。政府真的要重农吗？请尽快从粮食市场脱身，放手让生意眼在粮食市场、棉花市场和一切农产品市场上大展拳脚。
　　
　　放弃农地的代价
　　
　　农地一旦转成工业用地或城镇用地，其市值上升数倍甚至百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转让制度——决定的。
　　“地价增值归公”大错特错
　　差不多一百年来，有一个起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乔治.亨利的理论流传甚广。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
　　当年孙中山先生受乔治.亨利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富者田连纤佰，穷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在中华民国的政策传统上，“土地涨价要归公”一直是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不论“土地涨价归公” 多么振振有辞，其背后的经济学却是错的。这种经济学认为，世间各种资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难道真有“成本定价”这回事？举我桌上的茶杯为例，如果它从1000公里外运来，难道就比它从1公里外运来要卖得贵？倘若“成本定价”的理论对头，生产者不断提高成本就纷纷获利，人类的福利一定低得不值一提。
　　
　　权利本身有价
　　
　　现在我们遇到的，不过是一个特例：生产成本为零之物，市值突然飙升。一幅农地对于工业、城市的意义，不是肥沃程度，而是——现在房地产商经常讲的——位置、位置、位置。农地因“位置”突然身价百倍，而农地之主对于“位置的生产”显然没有下过任何本钱。他们可以从土地溢价中取利吗？
　　可以的。因为农地主人对土地增值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放弃”农地的使用权。想想看吧，要是地主不放弃土地使用权，工业家、地产开发商、城市规划官员们相中的“位置”，增值从何谈起？
　　放弃一项权利，要有代价。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农地的主人本来可以通过使用农地而获得收入，要他放弃使用，他就没有了那笔收入。因此，“由自己使用农地的所得”，就构成了放弃使用权的代价。你不出一个合适的价钱，他横竖不会放弃本来可以有所得的农地使用权的。
　　
　　“值”字三讲
　　
　　比较不容易明白的，是产权的主人只有在他认为“值”的条件下，才接受别人的出价而同意放弃使用权。在真实世界里，“值”还是“不值”，是头等的大事，不可以不讲清楚。
　　抛砖引玉，我先讲三点。第一点，面对同一个出价，张三说值，李四说不值，他们两个都对。这就是说，“值”还是“不值”，是非常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不明白这一点，经济学没法入门，因为象边际、比较优势这类概念，都以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为基础。这是经济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地方，值得讲究“科学”者特别当心。以为掌握了经济学，就可以替别人、替“社会”做判断，是走入歧途。
　　第二点，一支铅笔5毛钱，买者认为“值”，是他认为得到的铅笔对他而言，高于他所付出的5毛。对于卖者呢？“值”就是他所得的5毛，高于他为生产这支铅笔的全部所付。一笔生意成交，双方都认为“值”。这是市场经济最令人着迷的“戏法”。
　　第三点，按照各方认为“值”的原则成交，所谓“资源配制”才有效率。这是因为，卖者放弃使用、换取收益对卖者更“值”，而买者放弃收益、换取使用对买者更值。普遍照此办理，那就不论资源归谁所有，非落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手里不可。商业世界，熙熙攘攘，“倒买倒卖”，不亦乐乎，讲到底，就是不断在发现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香港土地制度不高明
　　
　　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占用农地，仅仅“补偿”农民失去土地的代价是不够的。要证明土地被工业和城市用更有效，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占地者的出价，要高于农民自己种地的收益。各位切记，惟有这样一条简单的准则，才能普遍有效利用土地。
　　人们也许疑问，“补偿”要高到农地的主人认为“值”的程度，不会损害工业化城市化吗？看看历史吧。西欧、北美、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领先全球，土地制度都是清楚的私人所有、自由买卖、按值成交。难道1700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5%，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工业化城市化大有苗头，难道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法律保障土地交易无关？
　　被叫做“资本主义”的经济里面，香港是一个例外。因为是殖民地，香港的土地曾经全部归英国女王所有。为了在国王的土地上发展经济，香港发明了一个“土地批租”制，由政府主事，让工业家、地产批发商竞标购买一个时期内的土地使用权。政府“批”出土地，得到收入；业界得到清楚的、可以再度交易的土地使用权。
　　不料政府当“地主”，也可以别出心裁。为了更多一点财政收入，香港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为香港的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事实上，港九岛上未开发的土地还有70%强！
　　如此一来，我们东方之珠的地价就在全球称王。是的，香港的税法简明而所得税率很低，连弗里德曼都说过值得美国学习。但是，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香港要不是具有区域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的竞争优势，那样天价的土地市场无论如何是撑不住的。好在香港没有多少农民，无论土地制度如何，与农民收入没有大的关系。中国大陆挟9亿农民之众，农地转非农的制度在国民党的“土地涨价归公”、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人民公社集体制等等传统之上，又“引进”一套香港批租制，实在兹事体大。要知究竟，听我下周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