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强调“五项统筹”。强调“五项统筹”和什么相关呢？和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相关。经济高速增长确实不错，但同时也出现了“三大差别扩大”问题，即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东西部差别拉大。
　　我们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基本要素的价格都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的高增长未必是真实的、合理的。
　　在我们的经济高增长背后，是基本要素的价格偏低。比如说劳动力价格，除了柬埔寨、朝鲜、越南的劳动力外，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是世界最低水平了。劳动力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让劳动力的低价格支撑经济高增长，这合适吗？不合适。靠劳动力的低价格能实现全面小康吗？不能。另外一个是对土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其他国家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必须首先保证能够恢复生态，但在我们国家便缺乏这个机制。再看看资金价格，也是很低的。这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基本要素的价格都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的高增长未必是真实的、合理的。
　　有人做过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50年中增长了10倍，但是资源的消耗量却增长了40倍，这样的发展很难说是可持续的。
　　尽管国外有人测算，说我们去年的GDP增长率不是9.1％也不是9.4％，而是13.1％。它们跟踪中国的很多发展数据，所做的周期波动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不仅是以压低要素价格而形成了高增长，有些还是在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下，把经济增长的成果变成了少数人的财富。这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吗？当然不可能。有人做过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50年中增长了10倍，但是资源的消耗量却增长了40倍，这样便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
　　62％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不是靠真实的需求来拉动的，也意味着中国不仅在跟发达国家抢能源，抢资源，也在跟发展中国家抢出口、抢市场。
　　但现在我们一般的主流认识是这样的：只要正常的经济发展有需求，就要有供给。这看似没错，但问题是中国实质上是个资源小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基本上在平均线以下。前两年有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时候，有谁注意到中国去年几乎用了1000亿美元的进口原材料，有谁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2％。而这个数据美国仅为20％，日本和欧盟也没超过30％。62％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不是靠真实的需求来拉动的，也意味着中国不仅在跟发达国家抢能源，抢资源，也在跟发展中国家抢出口、抢市场。去年广交会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开始衬衣还有标价，后来就都不标价了。2000年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美国人告诉我：你们中国人生产的衬衣够我们每个美国人每年消费7件。一方面中国资源严重短缺，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产品还要杀价竞争，一方面是对方市场饱和，另一方面是中国还要进行产业扩张。这个循环很难说是健康的。
　　所以这时候中央提出宏观调控。
　　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缩小三大差别不能完全靠市场手段，其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从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来看，中国开始正视“三大差别”问题了，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改变以GDP为目标的单一发展模式、进行五项统筹的全面发展观，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缩小三大差别不能完全靠市场手段，其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中国的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必然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下跌。如果完全由市场主导，就意味着劳动力价格肯定会下跌到简单的再生产水平以下。
　　我们讲市场不错，中国是劳动力最市场化的国家，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必然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下跌。如果完全由市场主导，就意味着劳动力价格肯定会下跌到简单的再生产水平以下。所以以市场论的观点来看，相当多的发达地区在使用劳动力过程中，不向劳动力支付基本的社会保障，不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甚至克扣工资，便会显得是正常的。因为劳动力过剩呀！你不想干，你背后有十个、百个人等着要你这个位置。这当然会造成劳动力不仅收入水平上不去，社会地位也上不去。而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完全靠市场形成的局面呢？靠市场自身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即便市场有此功能，在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特殊条件下，市场究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这个矛盾呢？这都很难预期。因为发达国家的全部制造业的劳动力总和才9000万，即使全部制造业都搬到中国来，也不过增加9000万个就业机会，更何况人家不可能全部转移给你。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能上升，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上不去，收入水平上不去，投资效益怎么攀升？社会消费怎么能够推动呢？内需怎么能扩大呢？当然就会出现62％的经济对外依存度了。显然，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把劳动价格低廉当成中国可以长期保持的比较优势。
　　这个制度优势可以做成好事。如何利用这个优势，以缩小三大差距，朝向全面小康社会大目标迈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题。
　　事实上中国还有一个体制上的巨大优势，那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个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个制度优势可以做成好事，如何利用这个优势，以缩小三大差距，朝向全面小康社会大目标迈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题。去年以来，中央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这种制度优势转向正确积极方向的一次尝试。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央政策正在朝向化解三大差别、缩小三大差距的方向进发。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如何进一步把惟GDP是举的单一发展观转换为全面发展观，将直接决定这一善举能不能转变为各个地方的切实政策。
　　中国按资源的分布，符合城市化发展要求的只有沿海几个城市。所以区域差别当然会拉大，必须要对西部地区进行补贴。所以才有人想，能不能搞大西线工程，但这又遇到了反对，因为这样会破坏生态、文化。
　　工业化是个不肯定的过程，但并不是越快完成越好。越是通过某些制度短期完成工业化，其制度成本就必然越高。因为收益大，现在有人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总量第四大国了，但我们不能被这种现象撞昏了头。2000年我在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讲过，在中国奇迹的背后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的三大差别，是因为我们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比如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按资源的分布，符合城市化发展要求的只有沿海几个城市。所以区域差别当然会拉大，必须要对西部地区进行补贴。所以才有人想，能不能搞大西线工程，但这又遇到了反对，因为这样会破坏生态、文化。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水源就在青藏高原上，如果搞大西线工程，我们的水从哪来？
　　中国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发展的问题，第二是转轨的问题。中国的转轨问题就是如何实行市场化，然后是全球化。只要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在城市化、在货币化、在资本化，用另外“四化”就完全解释不了。
　　所以我才说中国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发展的问题，第二是转轨的问题。中国的转轨问题就是如何实行市场化，然后是全球化。只要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在城市化、在货币化、在资本化，用另外“四化”就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货币信用建立了市场，创造了虚拟收益。
　　据一般推算，我们现在的金融领域如果放开，将有大量的可乘之机，因为越多的外汇进入中国，当然会导致整个信用的膨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吗？我不明白，为什么持反对意见的朋友连这些都看不出来？
　　如果今天看到中国要实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犯那个错误。如果现在开放货币市场、开放资本市场来解决问题，恐怕还有相当严重的问题。去年，当中国人自己的成集装箱的产品卖给美国的时候，据美国人说这是中美关系历史上最好的一年。我们等于成了美国去年排前几位的大投资国，撑起了美国市场。据一般推算，我们现在的金融领域如果放开，将有大量的可乘之机，因为越多的外汇进入中国，当然会导致整个信用的膨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吗？我不明白，为什么持反对意见的朋友连这些都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多元利益的结构中，中国政府目前的决策导向将如何才能与之搏弈成功？温家宝说，现在我们的底气，比三四月份更足了。他还说了一句简单的话：“宏观调控，责任在中央，检验靠实践。”确实，责任是中央的，无论各种不同的利益如何表现，他们并不对宏观调控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