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

　　“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显然，“北京共识”一词来自与“华盛顿共识”的类比，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财政部、华尔街金融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模式，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曾经主动或者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冷战后的全球化，一度等同于美国化，即“华盛顿共识”的不断扩大。

　　最近几年，由于一系列原因，诸如人们多方面反思全球化，抵制全球化的消极面，许多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美国掀起反恐战争等，“华盛顿共识”式微了。

　　颠覆西方对中国的观念

　　“北京共识”是指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不仅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这就是雷默对过去中国言行的高度概括。他认为，“华盛顿共识”正在受到广泛质疑，而“北京共识”却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一些观点，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在雷默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测不准社会”。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国家，(西方)有关中国数十年之久的论调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即使是一些过去有意义的想法，也“过于简单”。他举了美国有关与中国“交往”(接触)还是“孤立”(遏制)的争论，认为这是一个远离中国实际的“过时的二元论”。

　　这篇报告在一开头提出了中国力量(即中国人习惯的“实力”)的“新物理学”的概念(借用“物理学”来说明新的“中国力量”的性质和构成，及其变化)，认为中国正在开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雷默认为，“根据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

　　这篇报告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三个有用定理。雷默把“创新的价值”当做“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而第三个定理则是自主理论，即在自身的崛起不要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要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从而具有不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外势力均衡的能力”。

　　笔者对雷默报告的第三部分最有兴趣，因为他在这里提出了“中国特征的全球化”概念，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的对象。雷默的核心观点，中国竭力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他注意到，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普遍担心，全球化的同时本土化也在加强，全球化和本土化概括了世界与中国复杂的当代关系。“北京共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不过，尽管“中国特征的全球化”这个概念很好，但他的论述似乎差强人意。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雷默的“北京共识”越走越远。到了最后，他甚至把“北京共识”上升到一种“安全革命”的高度：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可以做到自主自决”。他认为，“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为中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之所以是“共识”，是因为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一部分”。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对这样一个“中国典范”感兴趣。

　　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北京共识”到底能否成立？它到底是否为中国“新道路”的一个正确概括？国际上真的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北京共识”？是“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吗？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影响世界的“软力量”？在“北京共识”下的中美关系到底如何？这些都是尚未展开充分展开和需要争论的问题。

　　也许，“北京共识”本身太夸大，太容易引起争论，中国内外，许多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大胆提法，但是，它标志着世界开始用一个新概念看待中国。尽管我们不应以“北京共识”而沾沾自喜，但是，我们应该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方向再认识，真正提出符合时代变化的中国和世界需要的新概念。

“中国模式”具有特定性

国际先驱导报驻里约热内卢记者陈家瑛报道 马科斯·特罗伊霍是巴西企业家、外交家和教授，曾在巴西外交部和巴西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现任巴西最有影响的经济报刊之一《商报》副总裁，主管国际事务和国际报道，同时兼任巴西日报出版集团副总裁，此外还在巴西著名的圣保罗大学国际贸易硕士班授课。今年5月他曾随巴西总统卢拉访华，访华期间协助举办了巴西期货交易所上海办事处开业典礼，并成功组织了巴中关系研讨会。

“华盛顿共识”是毒药

　　谈到中国的发展模式，特罗伊霍说，30年前中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尚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并且缺乏能够导致扩大国内积累的内部机制。为了从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采取了独特的战略和富有竞争力的政策，如低汇率、低收入、优先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等。正是目前被称为“北京共识”的这种战略促使中国经济保持每年10%的长期持续增长。

　　在特罗伊霍看来，巴西与中国在30年前面临同样的问题，缺乏能够促成国内积累的内部机制，但巴西却走了一条不同道路，即靠当时成本还算较为便宜的国际信贷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但随后接踵而至的油价暴涨和美国利率持续攀升使巴西经济陷入灾难。后来，为了渡过经济危机，像巴西一样选择了负债道路的拉美国家又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即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以寻求汇率稳定、高利率等。然而，巴西经济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增长，反而至今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恶性循环中蹒跚。

　　从中国学到什么

　　在进一步分析巴中两国取得不同结果的原因时，特罗伊霍指出，传统上应对国内积累缺乏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走所谓借债的捷径，一个是实行累积贸易盈余的战略。前者只能是到市场上借钱，后者则要靠一代或者两代人的牺牲，为形成国内积累而节约消费。巴西历来是利用世界经济中流动资本的循环在借债，而中国则选择低汇率、低收入的政策，以及加强贸易攻势并通过美中政治谅解而获得优惠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模式是否适用于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呢？特罗伊霍对此表示了审慎的看法。他说，中国的经验举世无双，与中国国内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特定条件密切相关。中国利用了冷战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所提供的国际机遇，并使之为促进本国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中国国内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与拉美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他认为，拉美人可以从中国的成功中所吸取的经验是，为争取形成一种适合本国特点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让一代或者两代人作出牺牲也是值得的。在拉美国家，只有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持续促进出口、扩大贸易盈余，从而减轻因对外依赖而造成的经济脆弱性。

中国乐见国际“会海”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 熊伟

　　留心时事的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的主办地。以今年5月为例，中国就承办了第十届亚洲出口信用机构年会、第十七届国际仲裁大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大会高官会等有影响的国际会议，真可谓是异彩纷呈。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国际性的会议。中国受到国际会议分外青睐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走出去，请进来

　　如此众多的国际会议“花”落中国，反映出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负责、公允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选择中国作为东道国。

　　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国际会议的主办也是如此。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增强无疑为中国成功地承办一次又一次国际会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与国际会议的关系经历了从一般参与到积极主办的历程，其中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外交理念的深刻变革。由于对国际组织规则的相对陌生和办会经验的相对不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于承办国际会议的态度一直较为谨慎。随着对外交往经验的积累，中国外交逐渐摆脱了过去那种谨言慎行的思维定势，以成熟、稳健、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近年来，中国不断拓宽多边外交领域，在大力“走出去”的同时，大胆“请进来”，将国际会议的讲坛设在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和主办国际组织和会议的活动。

　　办会意义重大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国际会议的东道国都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对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而言，办会的意义更为重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问题大量出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强。为了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不同形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不断涌现，作用日渐加强，活动范围日益扩展。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越来越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作用。一个国家与国际组织会议的关系如何，也成为衡量其国际地位和对外交往能力的重要尺度。通过主办国际会议，中国积极置身于广阔的多边合作之中，不仅提高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有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会议的东道国，中国可以在国际会议规则的制订和文件起草工作中充分施展自己的影响，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改善，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等歪曲中国的言论还时有所闻。国际会议的代表来自世界各国，其中不乏政界精英、学者名流、商业巨擘，这为中国展示成就、宣传自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

　　国际会议对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可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每年要召开国际会议7万多个，总开销达2800亿美元。国际会议每1元营业额，会带动其他行业产生5元的经济效益。会议产业是一种高利润、高回报的新型无烟工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不仅能给城市带来场租费、搭建费、广告费、运输费等直接收入，还能创造住宿、餐饮、通信、旅游、购物、贸易等相关收入，因此被推崇为“现代城市的面包”。目前，不少城市已意识到会议产业蕴涵着巨大商机，纷纷给予其优先发展的地位，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除了对经济的助推效应之外，国际会议的社会效应也非常可观。由于任何一个大型国际会议都会吸引世界的目光，国际会议常被人们称为“城市的名片”，可以大大提高主办城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譬如，“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彩云之南”的云南和昆明赢来了全球的目光，而“博鳌论坛”则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博鳌小镇一夜扬名。因此，举办高规格的国际会议是提高一个城市和地区在国际上知名度的重要途径，对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