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宏观调控以货币政策为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从最严厉的政策工具开始：三次把存款准备金率从6%调高到8%，同时通过窗口指导对房地产及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项目的贷款进行严格限制。更为常规的利率工具虽然在激烈的争论和预测中，但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对这种政策安排的有利解释有种种，比如，选择性地调控目标，防止经济全面衰退等。我想这种政策安排是否还会有另外的考虑呢？
        我们算三笔帐。先看居民消费者。统计数据显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月到5月分别为963.04元 ，963元，712.08元，717元，734元。一、二月份是春节前后，其较高的收入有其他原因。五个月中增长最快的是5月份，为2.3%。再看消费物价指数，从1月到5月分别为，103.2， 102.1，103.0，103.8，104.4（以上年同月为100。上述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考虑物价因素，居民的实际收入在缩水，以5月为例是-2.1%，相当于每人损失15元。2003年底城镇人口为5.2376亿，这样截至7月份，粗略计算，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损失565亿元。假设全年的物价上涨比较温和，为3%，一年期的存款利息收益率是1.584%（1.98%×80%），实际利率为-1.406%（1.584%-3%）。忽略存款期限，截至7月份，居民存款缩水607亿元（103618×1.406%×7/12。2003年年底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03618万亿）。这两项加起来，以2004年一年期计，城乡居民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是2000多亿元。
    再看生产者企业。1月至5月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分别为106.76，107.01，108.34，109.28，109.44（以上年同月为100。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产品的价格在上涨。按照政策当局者的设想，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除了对某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水泥和电解铝影响较大外，对别的行业的影响尽量减少到最低；一般企业只是流动资金贷款趋紧，长期贷款不受影响（这是这次宏观调控宣称要达到的目的——局部紧缩）。如果把产品价格的上涨因素和贷款利率不变造成的利润空间的扩大考虑进去，并且政策有效性得到保障，这次宏观调控造成的贷款约束对企业产生的平均影响可以粗略地认为为零，即生产者企业在这次宏观调控中的损失为零。当然，贷款成本不会因为贷款利率不变不作调整。其实，在宏观调控中，企业面对的生产环境肯定趋紧，生产成本肯定增加，但这部分损失主要有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承担，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所受的影响以零计算肯定是站得住脚的。
    最后来看作为货币政策直接作用的主体商业银行的得失情况。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可以冻结大约3000亿元的银行资金，使银行的放贷能力减弱。但这一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影响。近几年由于风险约束和市场萎缩等原因，商业银行聚集了大量的超额储备。据统计，2001年底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高达7568亿元。商业银行主动地利用准备金利率和活期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坐收渔利（准备金利率为1.89%，而活期存款利率为0.72%），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没有多大作用。维持存款利率不变的政策对商业银行来说简直是免费的大餐。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目前已经为负，居民10万亿元存款的通货膨胀税全部落入银行的口袋。这个数据大约是1000亿元。银行的贷款（大约有16万亿）从技术上来说可以安排为根据通货膨胀率变动的浮动利率贷款。另外，目前银行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先于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存款利率不能变动，但贷款利率可以在50%左右的浮动，银行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安排贷款，消化通货膨胀对贷款利率收入的折扣。由此看到，银行是此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唯一得益者。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过渡介入使银行的政策性收益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在这次宏观调控中，银行不但没有承担助长泡沫的罪罚，反而在紧缩政策中获利。
    通过算账，这次宏观调控的成本由谁来支付不言而喻：到目前为止，广大的城乡居民和民营企业及一部分中小企业承担了大部分政策调控的成本。这个结论有三个提示：首先，本次宏观调控政策在操作中的公正性值得推敲。一个公正的政策安排应该是全社会来承担成本，或者是由社会的强势集团来承担更多的成本，而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让多数的、弱势的群体来承担调控全部成本。其次，政策安排不再是公共产品，在政府的政策安排中，利益集团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利益集团占据重要地位的结果就是扭曲政策效果，把政策安排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吴敬琏先生警告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其实，利益集团一方面在阻碍改革，另一方面在积极趋利避害，“利用”改革。我们回想一下，除了1979年的农村改革之外，哪一次改革不是权贵们的大餐，哪一次国有资产大规模的流失不是以改革的形式完成。第三，政府的政策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自觉地放弃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自觉地代表少数阶层和强势集团的利益。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扭曲是外在的，而政府的政策价值趋向的转变是内在的，这几乎是一个质的转变。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提示我们思考对政府的认同度和政府本身的存在价值。

现在，你也许能够理解在本次宏观调控中政策当局为什么迟迟不使用利率工具，这个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