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这个世界的是那些莎翁笔下主人翁，他们是不理性的。冷静的理性范例只占据另外我们的理性世界，但是，现实却是更为丰富多彩的”。Kahneman and Tversky(1973)指出，个人在对不确定的结果作出预测时，常会违反贝式法则或其他关于概率的理论，即违反所谓的理性假设。导致人们有限理性的原因是多方面。Thaler（1980）认为确定性效应[1]、原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2]、沉没成本（sunk cost）效应[3]是影响人们理性的因素。Arkes and Blumer(1985)、Staw(1981)、Laughhunn and Payne(1984)认为，个人在作出决策时会受到历史和沉没成本的影响。Shiller(1984)认为当非理性的投资者的行为社会化，或大家都听信相同的谣言时，这个现象会更加的明显，投资者的情绪因素并非是随机的错误，而是一种很常见的判断错 。          

       Kahneman and Riepe(1998)将促使人们无法作出符合传统决策的因素归纳为：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非贝式法则的预期和对问题的“框定方式”。Shefrin and Thaler(1988)认为人们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并不会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现象，而是将决策分成好几个小部分来看，即是分成好几个“心理账户”，对于不同的心理账户会有不同的应对之道。Shefrin and Statman(1994)证明散户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低风险的安全投资，另一部分是风险性较高期望让自己更富有的投资。Kahunman and Lovallo(1993)认为人们倾向一次考虑一个决策，目前的问题和其他的选择分开看。Thaler and Johnson(1990)的研究发现，先前的利得会增加人们参加赌局的意愿，这被他们称为“私房钱效果”（housemoney efect）。信息获得的难易程度和过度自信也会影响人们的理性。保罗·菲克斯认为“人们缺乏主观的唯一原因是对情况的不了解”。Fischhoff ,Slovic and Lichtenstein(1977)认为，个人对自己不太能想象的事件，会低估其发生的可能性，这可能会造成个人的过度自信和过度反应。De Bondt and 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大概是关于判断心理方面最禁得起考验的发现”。Lichtenstein,Fischhoff and Philips(1982)发现，当询问受访者一些问题的时候，受访者倾向于高估他们答对的概率。即使受访者确信他们绝对答对时，通常答错的机率仍高达20%。Shefrin and Statman(1994)认为，投资人之所以因为过度自信做了不好的投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资讯不足的。关于信息导致人们的有限理性还有就是“无关效果”，是指个人总是等到资讯揭露后才会做出决策的倾向，即使该资讯对于该决策并不十分的重要，或是即使在他们知道资讯后，还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文化和社会认知的影响，Skinner(1948)以鸽子为实验，不管鸽子做什么，在固定的时间内给饥饿的鸽子少量的食物。这样即使喂食的动作不受鸽子行为的影响，但是鸽子们开始深信一定是他们的某些行为导致了喂食。这就使得鸽子们很执着的表现他们认定的行为，变得无法解除身上的制约。

    本文作者把前人关于“有限理性行为人”假设的探讨用随机调查加以验证表明他们现实性和具体化某些影响因素，如：是信息质量而不仅是信息获得的难易程度限制人们的理性。同时还通过案例分析创新性的将压力集团、个体因素、大脑功能结构归纳为限制人类理性的因素。

        为了验证前人关于限制人类有限理性的因素的探讨，作者进行了小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验证了“过度自信和乐观”、“确定性效应”、“原赋效应”、“沉没成本效应”的现实性，确认他们会对人们理性决策产生影响。案例的设计是方便作者在压力集团、个体因素、信息质量是影响人类理性的因素的探讨中提供感性的材料。具体的案例在附件中提供，正文部分只会是案例表现的重点问题。

        调查通过3个问题构成一组，验证人们的“过度自信和乐观”。调查结果表明：有33%的受调查者选择了正确的答案，其中又有48%的人的正确答案是“瞎蒙”，且他们还给了自己较高的正确率；其余的52%答对的人中只有29%的人是肯定，71%对自己的答案正确的评价难以避免猜测的嫌疑。至于那些选择错误答案的一般都给了自己大于50%的正确率，不管他们知不知道这个题目的答案。

        调查的第二组问题反映的是“确定性效应”。明显的发现人们对于一点不确定性的变化的反应是较大的，足以使他们对于本质一样的题目作出相反的选择。这同时也是简单的“阿莱悖论”的变形，它最早是由莫里斯·阿莱在1979年《预期效用假说与阿莱悖论》中提出，是用来反驳马斯夏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的“新贝努利准则”。新贝努利准则认为：主观的效用判断同客观的概率是无关的；为了有理性，任何经济主体都必须使得新贝努利效用指数的数学期望值最大化。

        第三组调查是“原赋效应”，即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则对该项物品的评价比未拥有之前大幅增加。在23题中，超过半数的被访问者表示要参加第二轮的活动，因为他们将参加抽奖减少的损失认为是获利，人们认为失去的750元是“原赋”，他们对他的评价较高，所以想在下一轮的赌博中减少对原赋的损失，从而愿意参加抽奖活动。而在24题中，人们不愿意参加下一次的活动，第一轮中获得的1500元就是被看成“原赋”，抽奖认为有可能是损失。这种原赋效应可以看作人们在获利时的风险回避和受到损失时的风险追求。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函数的斜率（斜率代表风险）在收益和损失部分是不一样，损失部分大于收益部分。

        最后一组调查是关于“沉没成本”和“心理账户”。把看歌剧视为一个交易，用买票的成本去交换听歌剧的经历，买第二张票回增加听歌剧的成本，可能大到超出人们接受的程度；相反如果是丢掉的钱，就不会把他列入看球赛的成本，而丢掉的现金只是使人们没有原来那么的富裕而已，没有影响到人们看球赛的成本问题。这也是一种“心理账户”的反映，人们潜意识的在心中设立了很多的“账户”，比如说“未来”“现在”“过去”“成本”“收益”等等，他们把各种不同的收入和支出放在不同的账户中，这些账户给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在作出决定时的非理性选择。

         案例分析

        选择的两个案例是作者在“广发证券公司”实习期间发生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通过阅读案例，可以体会到以下的一些观点：

        1、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施压”行为。表现在：向周围的人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相互间的不断询问、对意见相左的人进行排斥。还有人们不太注意的自我加压，当股民们不停的注视电脑屏上显示的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时，他们的内心就处在这种状态。

        2、信息质量的缺失，而信息数量的过剩。表现为媒体的宣传、权威的迷信、对为什么改同时公布年报以及大选、公投结果的无因疑问和猜测。实际上，从这两间事过后的市场行情来看，他们对市场的影响完全没有人们预测的那样大，而且也不是全局的影响。

        3、个体心理的焦虑。表现为：四处的打听消息、散布无根据的谣言、委托人不停的电话询问。

        在验证前人探讨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的分析和阅读大量参考书籍、文献，探讨了作者认为影响人类理性的原因。

        首先，压力集团的存在。“压力集团”这个词来源于心理学中的“群体心理”，指的是当组织内部的相关成员在不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时，其他的成员施加给他们的压力，从而使那些不遵守规定的成员放弃原来的选择，心理学家们形象的就称他为“群体压力”。群体分为两种：第一类的群体是一类有形的群体，也就是人们通常能够观察到的，如阶级、政党、各种团体组织等，成员具有相似或相近的背景，群体较为固定。“压力集团”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集体的共同的利益，以及由共同利益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一旦组织中的成员违反了这些规章制度或损害集体的利益，就会遭到来自其他成员所组成的“压力集团”的排斥或组织本身的惩罚，从而产生一种迫使该成员放弃原有的行为的“压力”作用。决定“压力”大小的因素来源于组织自身的力量（惩罚轻重、实施惩罚的机构等）和组织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或是对组织的满意程度；第二类的群体是一种抽象的，他不具备实体，这种群体的范围可能比第一类的群体更为广泛，有可能是一种世界性的。作者称他为“心理群体”，他的形成依赖于人们面临的相似的决策环境。这种 “压力集团”的产生不是因为对组织规章制度的违犯，而是来源于当大多数的人都采取相似的投资决策时，个人由于恐慌、猜测、对于未来的不知所措而产生的，人们总是害怕失败，讨厌后悔的，他们属于是自我的“加压”、自我“惩罚”的过程形成的“压力集团”，压力的大小决定于这一次行情变化的强度、行情持续的时间和投资者投入资金的多少。Friedrich Schiller会精辟的说“任何一个人，作为个体来看，都是足够聪明的和通情达理的，但是，如果他们作为群体中的一员，立刻就成为白痴一个。”心理学家勒旁认为“群体心理递减定律成立”。

        其次，个体心理的焦虑和面临的困境。焦虑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的某些社会行为不能满足自己“人格”的需要，这时人们就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不受“焦虑”困扰包括：投射（将自己的错误归因与外界的影响）、升华（作一些社会认可的事）、合理化（用似是而非的借口开脱）、认同（放弃个性，模仿他人的行为）等。从人们焦虑的产生到人们选择保护自己的策略中，丝毫找不到人类“理性”的影子。“困境”形成于人们的“矛盾思维方式”。人生活在矛盾和不总是能够明确“平衡”不同事物的世界中。通常人们有明确的理由选择其中的任一答案而不会受损，但是他们确没有足够的理由必须选择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选择。个人的决策和判断中，无法明确地“平衡”不同事物，无法做到有完备性的排序，就会产生“困境”。“困境”以及伴随他们的踌躇、迟疑和忧愁等形式表现的心理相互联系，最终也将转化为焦虑，从而影响限制人们的理性的发挥。虽然这种情况在社会活动和文化生活中比在经济决策中具有更为显著、更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冲突以及有它们导致的困惑、焦虑并非完全与经济学无关，因为它们会影响到人的行为，而这里所说的正是经济学中试图定义的“理性人”。

        第三，信息的质量。作者认为当代社会存在着“信息危机”，表现在信息数量的过剩和信息质量的缺乏之间的矛盾。深刻的分析，引起人们焦虑和产生群体压力的原因之一可以归结为有效信息的缺失。衡量信息社会的参数包括：信息数量、信息的质量、信息传播途径和速度。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来看这四个参数，现在信息传播的途径具有多元性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途径的多元化意味着信息的数量的增加，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因为互联网络的出现，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信息的质量问题。金融市场好比就是一个战场，大多数的人在实际的战区以外，实际对战争的侦察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已经非常的困难。但是战场的骚乱和新信息的不断传来使问题更加的复杂化。获利的机会就存在于相互矛盾的信息之间，经过仔细的评估和分析，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当一条消息不断支持、确认并且强化前一条时，将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直到最后形成新的决定，这种决定很快被证明是愚蠢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在撒谎，引起错觉。在现实中我们常常暴露在信息的前沿，我们会突然发现情况与我们所设想的预期是不同的，因为普通人对各种各样的信息的处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假如信息不多，但每一条都是有效的，那么即便是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他们同样可以有正确的决策。

        最后，限制人们“理性”的因素是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文化。把这个影响因素放在最后，实际上不管是前人的探讨和作者自己的创新的探讨，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人们大脑思维方式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具有一定的“刚性”，他从本质上肯定了“人们的有限理性”。FRM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RMI）“核磁共振脑血流呈像仪”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脑的活动图，通过超导和电磁作用使得血液中的氢原子产生核磁共振效应，显示大脑在执行特定任务认知活动及其功能的定位，在利用电脑把这种极其微弱的电流呈像，使得人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人们的大脑功能。莱恩·沃森“如果我们的大脑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我们能够理解它，那我们就太简单了。”阿瑟·凯斯特勒也认为“欲待征服的前沿问题主要是在于大脑皮层的回沟”。神经细胞受到某些“刺激”时的反应方式，为我们关于大脑接受“刺激信息”处理速度的研究提供了依据。无数的这样的神经细胞的传递最终都集结到大脑的“中脑系统”1，形成我们的意识，使信息的记忆成为可能。这一系列的细胞活动都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是一种本能的活动，不是人类的“理性”所能衡量的。刺激、信息的传递、大脑的记忆非常容易形成“路径依赖”2效应，“路径依赖”不可避免的有“lock in”3的弊端，使人们在遇到相似的情况时采取同样的策略，忽视了客观情况的细微差异，从而导致“理性的有限性”。人们的“过度的自信”和“乐观”实际上在长期的实践的过程中积累的，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就是要去猜测，同时乐观的肯定自己的结论。文化底蕴的影响。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但是这些文化对人的塑造是很难让人们去感知的。人们往往做某些事只是因为他合乎情理，符合道德的要求，能为大家所承认的，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否能使自己具有“理性”的特征。揭示社会角色在履行社会职责的过程中的道德特征，或以“丰碑”形式矗立在人们的心中，流芳百世；或以“十字架”的形式钉立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虽然我没有去探讨过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我感到“理性”与文化之间有不可磨灭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探讨，[可以明确的得到结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这并不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但也不是完全的肯定这种假设，因为“有限的理性”并不等于完全的不理性。过于极端的肯定是永远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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