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黄金年，也是改革开放25年来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年战胜了史无前例的“非典”，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内外挑战，而且还在于这一年积累了许多宏观调控的经验。特别是在经济从低谷进入繁荣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运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既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延长经济繁荣发展的时间，又以“防微杜渐、灵活微调”的措施，适时适度调控回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问题，防止局部过热现象蔓延，用打提前量的调控方式避免大起大落，减少经济波动。2003年，为加速转型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操作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2004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十年周期上升期的第三年，在经过前两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这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在增长9%的基础上再加速，会使“局部过热”演变为“总体过热”，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高通货膨胀。当然，今年的“向下调整”并不是“硬着陆”，甚至与1986年的“软着陆”相比也有程度上的差别，经济发展的背景、条件也明显不同了。1986年“软着陆”前国民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总体过热”，GDP增长速度1984年和1985年分别高达15.2%和13.5%,通货膨胀率1985年超过了5%的“警戒线”,CPI和RPI分别达到8.8%和9.3%，对外贸易也由1984年40亿美元的逆差猛然提高到1985年的449亿美元的逆差。去年这三个指标均没有达到1986年“软着陆”前的情况，尽管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局部过热”现象，但仍还没有出现前三次那样的“总体过热”。其理由，一是9.1%的速度还在“潜在水平”附近，二是通货膨胀率还在1－3%这样一个“正常区间”区间上下，三是对外贸易不仅没有出现逆差而且仍呈现大盈余格局。因此，今年应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速度进行调控，限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加速势头，但仍不能全面紧缩，在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增长仍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主题。

　　为了实现均衡增长，今年较为理想的宏观调控目标是：GDP增长速度在去年和前年之间进行选择，为8.5%左右；CPI上涨率继续控制在1－3%的区间内，最好不要超过3%；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7%左右；对外货物、服务贸易实现基本平衡，商品进出口不再过于追求大盈余业绩，争取不出现逆差。为达到这些目标，宏观调控的任务十分艰巨，须着力研究和解决“敏感时期”可能更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1、工业“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应采取措施实现三次产业之间的均衡增长，特别是要加快发展服务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进行计算，去年GDP总量中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5%、54%和31%，第二产业比重明显提高，比改革以来最高的2002年又提高2.2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下降2.7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出现了新的“非均衡增长”。在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7%，全部工业的增长速度估计超过了13%，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属于超常规高速增长。这种超常规高速增长，可以由新工业周期掀起新一轮重化工业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高潮提供部分解释，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工业增长确实太快，工业生产“过热”是事实。除了速度太快外，目前这样高的工业增长受到了资源供给瓶颈的严重制约，土地、矿产、煤、电、油、运等已经承受不了现行高能耗工业的超常规扩张了。

　　目前，产业发展第一层次的突出矛盾是工业供求失衡，工业的需求增长明显快于供给增长，出现了推动物价加速上涨的供求缺口。这是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又要看到，工业“过热”不等于产业“过热”，因为到目前为止农业、服务业依然没有从前期的不景气中走出来，其速度下降的惯性并没有改变。

　　去年，农业、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2.5%和6.7%，比前年减慢了0.4和0.8个百分点。这和改革开放以来大家熟知的三次经济“总体过热”时期第三产业同步高速增长（1984、1985年分别为19.4%和18.3%，1987、1988年分别为14.4%和13.2%，1992、1993年分别为12.4%和10.7%）的情形明显不同。因此，到目前为止的产业发展只是出现了以工业“过热”为特征的“局部过热”，农业和服务业仍处于“过冷”或者至少是“偏冷”的状态。这种“冷”、“热”并存，使产业发展的矛盾由第一层次延伸到第二层次，即出现了三次产业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必然造成“长腿”（工业）领域供应短缺，“短腿”（服务业）领域需求不足，强化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矛盾，必然阻碍“一般工业化”（以工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提高为特征）向“后工业化”（以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提高为特征）的发展。

　　为什么三次产业发展中会出现“长腿”越长、“短腿”越短的失衡现象？为什么服务业增长缓慢？

　　国家统计局解释说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受“非典”影响，另一个是现行“统计体系还不能覆盖第三产业所有方面”。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只能回答问题的一部分，不能回答问题的全部。一方面，除入境旅游外，“非典”对服务行业的集中影响只是在去年第二季度，第三、四季度和工业一样恢复过来了。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统计不足实际上不只是发生在去年一年，而是一直以来就如此。问题是，第三产业比重在1992达到历史最高的34.3%后一直徘徊不前，2001年在达到34.1%后又呈下降趋势，两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看来，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的“另一部分解释”，应当到体制、政策和认识中去寻找。

　　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和90年代初期，有过几次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呼声，现实生活中也相继出现了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时期，但每一次持续时间都很短。这是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中国发展服务业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基础，还没有收入和需求条件，还没有服务对象”呢？不是。真正的原因，一是对发展服务业的认识不足，二是产业政策存在较为明显的“重工主义”倾向，三是缺乏一个足以支持服务业加快成长的体制基础。

　　很长时期以来，在“重工主义”思想影响下，我们的产业发展理论和产业政策总是过分强调“工业优先战略”，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狭义工业化”道路，各种会议，各种谋体，基本上都是讲农业、抓工业。领导干部中，懂农业、懂工业的多，懂服务业的少。讨论经济发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工业增长的贡献，“服务业不是物质生产部门”的传统思想虽然有一些改变，但仍在学者论著和政府政策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反映。最近，我看到一篇题为“发展离不开制造业”的文章，该文强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并得出“即使是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必须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结论。这种观点在我国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但在实现低耗、高效、可持续增长的发达国家那里，已经成为了老古董式的观点，他们那里的现实也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比如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自1947年以来一直下降，1950－1970年的20年中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30%降到20%，1970－1990年的20年中又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到16%，最近十多年还在下降。去年以来，虽然出现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制造业明显复苏迹象，但占经济份额超过80%的服务业仍是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就业增长的基本产业源，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的大国来说，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增长一定要慢于工业增长”，“制造业中心”也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经济发展水平低也不等于“服务业没有服务对象”。实际上，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全球化、信息化和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等有利条件，利用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互动趋势，发挥后发优势，获得后发效益，实现服务业的跳越式发展。特别是在全国迈过人均1000美元收入台阶并且约有1亿人口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生活行列后，服务业需求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进入服务业加速发展时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内部基础和外部条件。

　　目前的问题是，支持服务业成长的体制和产业政策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服务业自由、充分发展。比如，现代城市公用事业服务，文化、卫生、教育、媒体服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服务，研究和技术开发服务，以及其他作为未来产业的新型服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所有制阻隔”，非公有制资本特别是国内民营资本还不能自由地进入。在税费和融资方面，不仅没有得到类似于制造业那样的优惠和支持，而且还有一些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人为限制。

　　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新服务经济的繁荣和本世纪初印度软件业的繁荣，共同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都在此前放松了对软件业的限制，对能够吸纳大量“白领”工人的未来型服务产业发展实施了多种政策优惠。在这方面，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一直比较落后，产业政策和产业组织机制没有跟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步伐。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仍在向高能耗、低就业的工业倾斜，而低能耗、高就业的服务业没有得到政策和体制的足够支持。多年来，外贸政策在如何增加货物贸易顺差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并没有找到如何改变服务贸易逆差的解决办法；产业政策为推动工业加速增长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同时也提高了土地、矿产、水、电、气、油等有限资源的稀缺程度，并正在为此付出愈益昂贵的代价。2003年的实践表明，传统的“重工主义”产业政策和体制以及由此而推动的“非均衡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转到更加注重服务业发展的新政策、新体制框架中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加快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型服务业，是从2004年开始的未来相当长时期产业政策的基本导向和主题。

　　2、制造业出现产值增长、就业下降趋势，应采取措施既保证制造业技术进步，又实现“积极就业”目标

　　强调加快发展服务业，在更高平台上实现三次产业的均衡增长，并不是说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重要。实际上，中国制造业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发展要注意均衡、协调，要在给服务业成长留出足够空间基础上促使制造业结构转型，既要加快制造业技术进步，提高整个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又要找到一个能够不断增加就业的制造产业组织结构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发展中出现了产值增长而就业减少的趋势。经合组织制造业就业在1990－2001年间减少了9%，全球20个主要国家在1995－2002年的7年间减少了2200万人，其中美国减少200多万，减少幅度为11%，巴西减少20%，日本减少16%。去年7月，美国制造业共雇佣1460万人，比1998年3月最高峰1760万人减少了17%。去年以来，美国一些人说“由低廉劳动力价格创造的中国产品使美国制造业丢掉了220万个就业机会”，这个说法是在推卸责任，是很不公平的。实际上，制造业就业减少现象不仅出现在制造业很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也出现在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1995－2000年这5年时间里，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近4020万人，由68065万人增加到72085万人，累计增长约6%，但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反而从9803万人减少到8043万人，总共减少约1760万人，累计降幅接近18%，大大超过美国同期制造业就业的降幅。最近两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所增加，2002年增加到8300多万，但仍未恢复到本来绝对规模就比较小的1998年的8319万，相对规模即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一直在11%左右徘徊，明显低于1978－1998年年均13.7%的水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趋势要比美国、比全世界更为明显。由于体制、结构和政策原因，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低效就业或无效就业问题比较严重，人均产出水平大约只有发达国家的1／10至1／8左右。随着体制创新进程加快，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将进入“加速提高”时期，创造一块钱制造业产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会越来越少，机器排挤人、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的情形将愈益突出，因此“制造业就业下降趋势”将在相当长时期存在。这对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增长质量是一件好事，但对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来说是一个严重挑战。

　　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可供选择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部途径”，就是在制造业外部创造一个具有完全自由竞争的服务业创业和就业环境，通过大力发展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服务业，从整体上扩大全社会就业规模。另一个是“内部途径”，就是在制造业自身内部进行企业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总的政策导向是在继续坚持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水平同时，加强具有中小型特征的零件、附件、部件等组装件的专业化生产，通过大、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扩大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生产规模，以此提高制造业就业弹性，增加单位产值的劳动吸纳量。同时要看到，这种“内部途径”和“外部途径”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可以有机结合的，比如包括通信、网络、数字化和各种应用研究在内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既可以带动、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又可以作为服务业使自身得以发展。

　　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在去年10月曼谷峰会上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在亚太地区快速增长的首先是高科技企业，一个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通信、信息、应用研究）发展得越快，经济指标就改善得越快，增长就越稳定。这里指的是一个“行业之间的新关系”，包括大学和公司的科研、信息和知识产权的买卖，所有这一切融合成一个体系。几年前出现的“知识经济热”冷了几年后，最近出现再度繁荣的迹象。美国硅谷的失业率近年来明显下降，由前年第二季度的10%降到去年第二季度的5%，这种搞科技繁荣带动美国服务业再度活跃。回过头来看，新世纪初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时间比历次周期性衰退的时间要短，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少增加的劳动力流向价格低廉的新经济区只是较少的部分，其中较大部分流到了服务领域。因此当美国制造业出现生产率提高而就业下降时，很有眼光的企业家英特尔总裁克雷格.芭蕾特与去年12月2日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对西方发达国家新近出现的工业保护主义政策提出批评，他说：“美国和德国应该对农业补贴少操点心。相反，未来产业必须获得更多的投资。美国应该减少钢铁补贴。如果因钢铁补贴导致生物技术、机械制造以及其他行业的研发支出下降，那么，美国钢铁产业的工作岗位就不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伯德也向美国政府建议：“明智的选择不是打压别的国家，不应想方设法去保护即将被淘汰的部分制造业，而应在帮助劳工再就业培训基础上促使他们早日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这个建议不仅对美国很有价值，而且对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对于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劳动无限供給”格局的中国来说，政府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当是简单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而应当是在提高制造业增长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能够满足积极就业政策要求的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型服务业。

　　从制造业发展的观点看，服务业可以简单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制造业存在后向关联的服务，如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修理、售后服务等，以收入链为纽带的餐饮、旅游等；另一种是与制造业存在前向关联的服务，这里主要是指采购、金融、保险、教育、研发服务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贸、金融和保险服务业近几年有了长足发展，今后只要竞争机制形成，其发展速度应会加快，但这取决于制度和政策进一步改革的措施力度。相比较而言，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型服务，目前存在较多的制度和政策限制，没有真正形成自由发展的机制，因此发展水平较低，就业容量较小。教育方面，2002年的投入占GDP比重仍然只有3.41%，不到联合国有关机构推荐水准的一半，因为相对投入减少，近年来教育出现了就业增长减慢趋势。同时，科研技术服务领域从业人员近几年也出现了绝对减少的情况，1995年该领域员工为182万人，到2002年只剩下163万人，减少近20万人，7年减少10.5%。

　　当不少学者强调“制造中心”的好处，不少地方官员大兴土木搞“工业园区”建设时，应当冷静地看到，由于我们在服务业发展上花的精力、资源、资金相对较少，不得不每年、每月、每天用稀缺程度不断提高的耕地、地矿、水、气、油等稀缺资源从美国那里换回来知识、技术和各种复杂劳动凝结的服务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接受“服务对商品的剥削”。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努力摆脱“服务剥削商品”的格局，我们就很难根本改变相对落后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愈益增大的战略损失，就有可能面临既来自美国又来自印度的巨大的服务业竞争压力。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资源资本的竞争，而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竞争；主要不是工业或制造业实力的竞争，而是作为未来产业的新型服务业实力的竞争；哪一个国家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本，控制了服务业发展的主流，这个国家才能真正把握未来，才能影响和控制全球经济。因此，无论是从短期平衡角度看，还是从长期战略角度看，中国都应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项旨在加快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促使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使以往从土地、从地矿要产值、要就业的旧格局转变为从脑矿、从知识要产值、要就业的新格局。

　　3、目前投资“偏热”、消费“偏冷”，应采取措施实现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之间的均衡增长

　　近25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快速增长的业绩，但仔细分析发现，这种业绩不仅是以高投资、高资源耗费和高环境污染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且消费者福利并没有以同样的速率增加，“为生产而生产”的增长模式还没有真正转到“为消费而生产”的增长模式上来。到目前为止，国民经济管理仍然没有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消费增长仍然明显慢于投资增长，投资“冷”时，消费“更冷”，投资“热”时，消费“偏冷”。

　　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明显加速，比上年快10.6个百分点，比1998－2002年的年均值快15个百分点，比1981－2002年的年均值快6.6个百分点。尽管还没有达到1985年的38.8%和1992、1993、1994年的44.4%、61.8%、30.4%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但已经超过了1988年25.4%和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长期均衡轨道（20%），在快速轨道上运行。相比较而言，消费增长明显慢于投资增长。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去年（9.1%）比前年（8.8%）略有加速，但加速幅度（0.3个百分点）很小，不仅明显小于投资增长的加速幅度，而且仍在“长期均衡轨道值”（1981－2002年年均值15.3%）以下很远的点位。即使在扣除物价因素后，消费增长的“长期均衡轨道”会下移，但1996－2002年年均10.4%应当是一个“正常合理”的速度，而去年还没有达到这个平均增长速度。所以，动态意义上的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特征仍很明显。

　　从相对静态角度看，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的也很明显。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118亿元）占GDP（114694亿元）的份额超过了48%，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842亿元）占GDP的份额只有40%，尽管这个份额明显高于1993－2002年的平均值37.1%，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有所增加，但这个份额仍低于1978－1992年年均46.4%的长期均衡水平。

　　今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不仅应当采取措施扭转“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的短期格局，而且应当在转变增长机制上做更多的文章，在适当控制投资增长速度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均衡增长。继续扩大消费需求，不断提高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份额，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投资效果的必然选择，只有当经济学所讲的“社会净福利”增加了，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GDP和投资的增长才是有意义的。

　　今年实施“控制投资、促进消费”的政策，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一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消费升级面会不断扩大，特别是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的需求半径会不断扩大；二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员工和离退休人员工资增加，经济周期性回升使企业效益和职工工资增加，都会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购买力；三是新一届政府实施力度较大的农民减负增收政策措施，其效果会从今年开始逐步显现，农民消费需求可望增加。当然，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还只是意味着潜在消费需求增加，要促使潜在消费需求转变为实际消费需求，就要采取有利于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政策措施。从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的角度看，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最近几个月，随着CPI月度指标的加速上涨，市场的加息预期提高，有学者提出了提高利率的建议。但我认为，加息还不是时候。在美联储将联邦金利率维持在45年来最低的1%不变情况下，我们魅然加息，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前期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趋势正在进入我们所设定的“合理区间”（M1、M2和信贷增长率在12%－20%之间）内，M1增长率在去年6月达到近年来最高的20.2%以后，已经连续6个月下降，最近5个月在19%左右，M2和信贷在去年8月分别达到今年来最高的21.6%和23.9%以后，也出现了连续4个月下降，12月分别降到了19.6%和21.4%。在这个趋势下，如果加息预期变成现实，势必形成货币、信贷下降共振，其结果是同时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到去年年底，贷款余额达到17万亿元，全年增加3万亿元，增长21.4%，为1996年以来的新高，按照惯例，年底存款贷款规模应当缩小，但实际的结果是达到22万亿元，全年新增3.7万亿元，增长20.2%，其中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10.4万亿元，增加1.7万亿元，增长19.2%，存大于贷高达5万亿元。这种情况发生在投资信贷快速增长的时期，只能说明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机制上存在某些障碍。在消费存在机制性约束的情况下加息，受影响最直接、最大的不会是投资而会是消费。所以，近期的货币政策操作不应当强化加息预期。

　　另一方面是，适当加大减税政策力度。今年，作为财政政策“积极”表现的国债发行的规模已经定了，剩下的“积极”表现是结构性减税，其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的行业和企业，不是富人和高收入者，而应当是高科技行业、服务行业、中小民营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去年年中以来，国务院已经决定今年全面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税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这个政策应当不折不扣的加以落实，让农民从减税中得到好处，在减负增收基础上提高实际购买能力，增加实际消费需求。同时可以考虑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在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基础上调高纳税起终点，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这可以带动大众消费，使扩大消费需求的面拓宽。美国国会去年5月批准生效的3500亿美元减税的主要对象是富人，中国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中低收入者，这种结构性减税既有利于缩小差别，调节社会公平程度，又有利于提高普通群众的购买力，增加大众消费需求，从而为促使消费需求加快增长、改变投资和消费非均衡增长格局发挥重要作用。（2004年春节）

　　4、物价上涨呈现加速趋势，应采取措施在保护涨价给农民带来合理利益的基础上，防止通货膨胀风险放大

　　去年下半年以来，物价出现了加速上涨趋势。居民消费价格虽然全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2%，但去年9月份以来均在1%以上，最近两个月在3%以上运行。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今年有可能超过5%这样一个经验的“临界值”。零售价格去年全年为－0.1%，但从月度变化看，10月份开始已经由负转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资料价格，去年头三个季度分别为5.5%、4.6%、2.4%，呈季度性减速趋势，但从11月份开始猛然提高到11%以上，如果这种“两位数”上涨趋势延续下去，就会迅速推高企业成本，接着推高出厂价格，引发螺旋式物价上涨。综合考察消费物价、生产物价和市场零售价的变化，得出的基本判断是：静态来看，目前的物价上涨还在容忍区间内，但从趋势看，存在逐步放大的通货膨胀风险，需要适当加大政策控制力度，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的“多米诺效应”。

　　但是控制要适当，要掌握好力度，注意针对性，不能“踩急刹车”，不能下药太猛。在刚刚走出通货紧缩不久的时候“踩急刹车”、下猛药，可能会促使经济“硬着陆”，造成激烈的市场振荡，损害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增长的持续性，加大调整成本,最终可能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为了既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风险放大，又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可考虑采取如下两方面的调控措施：

　　一方面，继续对货币、信贷进行“向下微调”，将M1、M2和信贷增长控制到“正常区间”（12%－20%）的中值附近（15%左右）。到去年12月底，这三个指标分别在18.7%、19.6%和21.4%，离目标值还有一段距离，还可以继续向下调整，但不宜直接调到下轨附近，因为直接调到12%或13%，可能会因为惯性作用出现“下调过度”。在货币、信贷调整过程中，货币增速下调比较容易，比较难调的是信贷，有效的对策是通过某些政策信号调整企业的预期，尤其是调整工业企业的信贷预期。可以考虑通过出台利率市场化措施如进一步放宽利率浮动区间，灵活调节隔夜拆借利率和票据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业务的“对冲”操作中向偏紧倾斜等，给企业以信贷收紧预期，同时可以继续对信贷实行更为严格的资格和条件限制，提高信贷融资门槛，抑制企业的过度融资倾向。但目标一旦达到，调控就要从“偏紧”向“中性”过渡，防止出现慢性衰退和滞胀现象。

　　另一方面，采用结构性管理方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物价进行有区别的调节，尤其是对农副产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要努力进行分类调节。农副产品价格方面，调控的重点不是直接打压价格，而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农副产品价格经过连续几年大幅度下跌，实际上出现了“谷贱伤农”的情形。这几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农副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去年，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优农”、“富农”措施，但实际结果还只是遏制了城乡差距急速扩大的趋势，“政策措施效应”和“涨价收益”还没有反映到去年农民收入增长上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00元，同比增长9.3%，农村人均纯收入2622元，同比增长4.3%。城乡收入差距（以农民为1）从2000年的2.7869、2001年的2.8988、2002年的3.1115，进一步扩大为2003年的3.2418。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农民将逐步获得农副产品涨价收益，这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做出一定的贡献。在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操作过程中，应当遵循农副产品价格变化的市场规律，保护合理涨价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应当严加控制的对象是流通领域中囤积农副产品、哄抬农副产品价格的中间商。

　　当然，我们要考虑城市居民对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这个能力包括实际承受能力和心里承受能力。实际承受能力主要是指收入增长与物价上涨之间的对比关系，如果名义收入增长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出现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就应当考虑控制物价上涨和给予物价补贴。实际情况是，去年城市居扣除涨价因素后的实际收入增长超过了8%，与GDP增长速度只差1个百分点。至于城市居民对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心里承受能力，现在比过去已经大大提高了。其原因，一是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由1995年的50%以上降到目前的36%左右），城市家庭消费开支中用于食品的部分明显减少，市民对农副产品涨价的敏感度降低。二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还是恢复性的。春节期间，我到北京几个农贸市场进行随机访问发现，大米、面粉、色拉油、鸡蛋、蔬菜、水果、水产品、猪牛羊肉等，最近半年多虽然上涨了20－50%左右，但目前大部分价位都还没有达到1994年的价位。我给在全国涨价幅度较大的长沙、武汉、郑州等城市的朋友打电话问情况，得到的结论和北京差不多，而这期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43%。所以，我问北京市民对物价的看法，得到共同的回答是：“农民不容易，农副产品价格也该涨一涨了，只要好处农民能够得到，我们能买到东西，涨一点价格可以接受。”

　　问题是生产资料价格，去年11月以来的涨幅惊人，任其下去会积累成本型通货膨胀风险，危及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相对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而言，对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应当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加以控制。其主要办法，一是增加紧缺物资进口，用进口增加供给，通过增加国际流入调节物价；二是适当提高出口限制门槛，减少相关物资出口，通过减少国际流出调节物价；三是改善运输状况，通过优化物资的空间调度缓解生产资料的区域结构矛盾，改变短缺和过剩并存的情况；四是严格工业信贷管理，通过收紧工业信贷投放控制高资源消耗工业的需求，缓解需求拉动型物价上涨的压力；五是加强生产资料特别是原材料的流通管理，严厉打击地区、行业性垄断和市场囤积行为，加快物资流通，实现物畅价平。

　　政府影响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要采用市场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尤其不能用行政限价方式控制价格变动，因为行政限价会破坏物价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长期均衡机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精神。因此，物价调节同样要注意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的一致、衔接，短期均衡不能给长期均衡设置障碍，这是经济均衡增长的基础。

　　5、“双税率降低”压力正在增大，应采取措施稳定外贸增长，但多年来的外贸“大盈余”格局可适当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从“赤字阶段”到“盈余阶段”的转变。在从1978年到1989年的12年中，除1983年有8.4亿美元盈余外，其余11年均为赤字，在从1990年到2003年的14年中，除1993年为赤字外，其余13年均为盈余。按累计额计算，前12年的外贸赤字率（赤字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为6.7%，近14年的外贸盈余率（盈余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为5.3%。今年，由于关税和出口退税“双税率”下调，以及为了缓解各方面的压力，1990年以来的贸易盈余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出现出口增长减速、进口增长加速的情形。

　　对此，有同志表示担忧，他们担心出现外贸赤字。但我认为，对多年来的外贸“大盈余”格局作适当调整，既有可能，又有必要，这不仅是统筹内外经济管理，缓解国内供求矛盾，稳定市场物价，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加快提高国民消费福利的客观需要。

　　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完成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转变的初级阶段，在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过程中，出口竞争能力明显提高，在通货紧缩压力较大的时候，利用外需来填补内需不足的缺口，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不能长期一成不变地这样做下去，当内需不足程度降低，国内某些商品供不应求矛盾开始突出起来，通货紧缩转为通货膨胀时，就不能过分追求出口增长，不能继续实行过度出口政策。因为在物价上涨途中，继续实施一切为了出口的政策导向，尽管可以优先帮助生产者，通过出口扩张支持企业脱困和发展，但势必放大通货膨胀风险，牺牲消费者利益，强化消费者福利增长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出口快速增加了，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了，体现在国际收支帐户上的国家财富增加了，但如果国民的收入和消费没有同步提高，实际上就可能发生国民净福利的相对性损失。

　　比如，中国向美国多出口10公斤粮食，多得1美元，并立即用这多得的1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帐户上只是过了一下，中国人的消费福利并没有增加。如果因多出口10公斤粮食而使国内粮食价格上涨1%，中国人就要为不变的消费量多付出1%的货币收入，这个1%就是“过度出口带来的国民消费福利净损失”。相反，美国人用1美元获得这10公斤粮食，名义上是等价交换，但如果美国因进口粮食而使其粮价下降1%，中国人付出的1%的“净福利损失”就成为了美国人的“净福利收益”。如果美元贬值，加上美国国债价格下降，多出口粮食的中国人还要承担双倍的市场损失。当然，中国可以从创造价值为1美元的10公斤粮食中获得政府税收和就业者收入，但如果粮食生产者获得免税待遇，且多生产的10公斤粮食因机械化程度提高而不需要增加劳动投入，结果是政府和劳动者都不可能从多生产的10公斤粮食中得到好处。

　　这个例子用了“如果”这样的虚拟词，但这“如果”实际上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中国的出口和外汇储备增加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创汇工业的增长速度加快了，但制造业就业人数几乎是绝对减少了，美元汇率和美国国债价格下降了，美国经济衰退时间缩短、物价反而下降了，美国政府和老百姓家庭的债务增加但消费福利提高了……。

　　翻开世界各国贸易发展史资料就会发现，一国贸易平衡格局的变化表现为阶段性。以美国为例，它在从1776年建国起到1876年这100年中，一直存在贸易逆差，从1876年到1970年出现顺差，1971年开始又一直是逆差，近几年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总逆差在4000亿美元左右。一般情况下，世界各国的逆差用黄金、白银来弥补，但在美元具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美国用具有特权的美元来弥补，实际上是美联储用增印美钞、用隐性通货膨胀来进行货币平衡的，美国占足了“用泡沫（美元）换实物（粮食、衣服）”的便宜，我们每年在不知不觉地满足美国这种需求。当然，中国目前不具备美国那样拥有货币霸权的条件，因此不能实行长期的逆差政策，但是也不必长期通过过度出口追求过大的顺差，基本平衡的外贸政策应当是落实“五个统筹”的基本选择。

　　据我初略计算，在1990－2003年这14年中，中国累计完成了2590亿美元贸易顺差，每年平均185亿美元，如果适当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使每年的贸易盈余减少100亿美元左右，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企业技术改造、增加国民消费福利、实实在在提高国强民富程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各种外部压力。特别是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角度看，对美国出口过大不仅会对美国市场产生过度依赖，而且过大出口还会形成过大债权，这都会形成潜在风险。在当今世界单极主义和保守主义甚嚣尘上，美元霸权影响非常突出的背景下，与贸易伙伴国之间存在过大的债券和债务关系，都存在难以预测的风险。出于长远发展和经济安全考虑，大国经济之间的贸易、货币和资本往来关系最好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关系，而不应当是过度依赖（被动受控）的非均衡关系。

　　今年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对外贸易发展可以考虑从现行的非均衡向相对均衡过渡。一个相对均衡的对外贸易政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善国民消费福利和提升企业技术水准，在与贸易伙伴往来中争取协调的主动权，都是有利的。所以，从“大盈余”到“基本平衡”的对外贸易格局转变，是可行的，不必过于担忧。

　　6、引进外资难度加大，应采取措施稳定FDI增长，近期人民币汇率政策明智的选择不是“脱钩”，而是“借势”

　　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国内资本形成和国际资本净流入稳定增长。国内资本形成的直接源泉是国民长期储蓄增长。中国国民的宏观储蓄率（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与GDP的比率）改革以来持续提高，1978年只有5.8%，1990年超过38%，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72%左右，去年超过了95%，目前几乎是一块钱GDP对应着一块钱的国民储蓄，这说明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以实物支撑的“平衡经济”，不是像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那样靠过度债务支撑的“债务经济”。只要制度、结构不断改进，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资本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中国国民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是可期望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利用好国际资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将进一步加大。

　　从1979年到2003年，中国累计引进FDI接近5000亿（4997.5亿）美元，占GDP的比率由“七五”不足0.8%提高到1994年的6.2%，但此后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去年，尽管绝对量达到创年度最高纪录的535亿美元，比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2002年的527亿美元增长1.44%，但占GDP的比率降到4%以下。这说明，中国FDI的绝对规模在扩大，但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下降。这种情况有可能在今年和今后几年内继续存在，今年FDI要达到国家商务部有关官员提出的700亿美元是比较困难的。

　　在“景气交叉规律”作用下，美国经济在走出短暂衰退转入繁荣后，对FDI的吸引力会逐步提高，去年下半年开始这种情形就逐渐显现出来了。估计全球FDI总规模今年会比前两年平均6520亿美元左右有所增加，但增量部分可能会更多地流向美国。去年年中以来有几个重要信号值得注意，一是美国公司利润2003年同比增长30%，这种“示范效应”会诱导FDI流入；二是美国风险投资恢复增长，去年第四季度49亿美元，比第三季度增长12%，创最近18个月新高，其中生物技术风险投资11亿美元，硅谷第四季度达到16亿美元，比第三季度增长了20%，而且有13家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上市，风险资本家们重新看到了投资前景；三是在今年1月21－25日的达沃斯会议上，不少经济学家对美元连续大幅度贬值表示担忧， IMF对放任美元贬值提出批评，欧盟向美国施压且欧洲央行可能采取单方面行动遏制欧元过度升值，这都会加大美元升息、升值的压力。我认为，目前美元贬值已经进入过度区间，随着美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美联储可能在今年上半年改变自去年6月25日以来的低利率格局，货币政策转到逐步加息的轨道。

　　随着美联储升息日期逼近，美元升值预期将会不断加强。应当引起我们警觉和防范的是，美元突然出现“两升”（升息、升值），可能会促使外资从货币相对贬值的国家和地区撤出，弄得不好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要提早防范，要有“政策备份”，尤其是在美联储实施加息政策前人民币汇率不宜“主动升值”。一则因为在国内“双税率” 降低情况下，“主动升值”可能进一步加大出口压力，减少出口收益；二则因为在购买的美国国债部分到期兑现的时候，人民币“主动升值”势必减少所兑换的美元收入，减少资本收益；三是国内市场物价上涨实际上正在逐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四是美元在过度贬值后，必然出现周期性的升值趋势，在美元升值带动人民币自动升值前“主动升值”，是没有必要的。综合起来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实质性调整的时机未到，我们还是耐心看一看国内投资、物价、出口和外资的变化趋势，耐心看一看美联储的行动，耐心看一看美元变化的新动向吧！何必操之过急呢？

　　人民币不“主动升值”，是不是可以与美元“脱钩”呢？

　　最近，一些媒体批露“不少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方面的专家对‘在适当时候放弃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转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政策’的观点表示赞许和支持，央行一直在‘不动声色地’草拟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重大修改’的计划”，有人甚至提出“把人民币与11种按贸易额加权的货币挂钩”。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副总监南茜.温特利今年1月中旬来华，据说是说服中国政府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转而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将在技术上提供帮助。如果真有这样的“单一挂钩”改为“多元挂钩”的计划并很快付诸行动，我认为这是很轻率的，也是很危险的。

　　无论是从短期博弈还是从长期战略考虑，“一揽子方案”都是不可取的。尽管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实现可自由兑换前，它不一定是一个最优方案，但是是一个次优方案。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期内，美元仍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人民币单一地钉住它，可以获得“借势效应”，既可以避免因升值和贬值带来的金融风险，又可以随美元贬值得到扩大出口的好处，随美元升值得到引进外资的好处。无论美元与欧元、日元、加元、澳元、英镑以及其他主要货币之间是升还是贬，只要坚持与美元单一挂钩，随其升贬而升贬，就可以使中美之间的贸易、资本流动不出现大的波动和逆转，从而保证中国出口和外资流入主要部分的稳定。

　　我们回想一下，美元兑欧元从去年到今年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贬值50%（最高点－最低点比较），但美国并没有发生像1997年亚洲那样的金融危机。为什么？重要原因是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非美经济体对它的依赖程度高，美国经济实力强、市场大，抵御金融危机的回旋余地也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以舍强求弱呢？如果轻率地采用“一揽子方案”，放弃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即使可以用行政办法暂时控制住金融风险，也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