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所引发的我国区域经济协作正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并且呈不断深化之势。我国目前对区域经济协作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侧重于不同区域经济之间的比较。当然，这一方法比单个城市之间的比较显得有深度和厚度，但是这种比较仅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是有缺陷的。

缺陷在于缺乏战略的高度，更没有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和谋划。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如果脱离了经济全球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其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并且对区域经济协作的推进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区域经济协作过程中，如果缺乏清晰目标的引领，我国刚刚起步的区域经济协作将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不但区域之间、而且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也进行相互抑制性的竞争，并且乐此不疲。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区域经济协作是服务于经济全球化中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区域经济，更不是服务于区域中的某一城市。

那么，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我国区域经济协作如何推进？以什么目标来引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迹象为，在经济全球化势头日益增强的环境下，在不断加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我国将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分散化发展倾向，在有效的市场基础上对地区经济资源进行重新整合，走集聚化、规模化、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并加快营造若干具强劲竞争力的区域性经济高地，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区域经济协作的发展具有若干层次性要求。

第一层次为区域内的合作。以目前发展比较成熟和先进的城市和地区为核心，在我国搭建若干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区域性高地，使其不但具有拉动国内经济发展的综合能力，而且应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对外拓展，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层次为区域间的协作。以若干区域性都市圈为节点，建设和形成功能互补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其意义在于都市圈和区域经济协作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国民经济组织水平和竞争能力，是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资源要素组合提供一个高效率的平台。区域经济协作并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是在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中各自封闭地进行，而是首先进行这些区域的经济社会整合，然后把这些区域作为一个整体，以功能建设为导向，再进行更具开放性的经济协作整合。

区域经济协作应是开放性的，而不能封闭性运作。所谓的开放性其含义在于产业结构的动态性调整和组合，区域经济协作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产业组合重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平台。区域经济协作的实质性意义是通过集聚和辐射进行要素资源的优化重组：集聚是内敛性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而辐射是开放性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区域经济协作、或者是都市圈建设的意义不可能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和辐射仅仅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协作中，资源要素优化重组的集聚和辐射范围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第三层次，通过若干优势明显的区域性经济社会文化高地的组合，功能互补，从而构筑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系。建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向全球市场拓展的产业体系。

对前面的分析作一个简要总结：区域经济协作联动的意义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服务于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协作联动、都市圈建设是为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更大的操作平台、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强大的竞争能力。这一视角将对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协作产生更深刻的思考及更合理的举措。

二、对我国三大都市圈功能定位分析

1、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基本情况及比较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的共有１6座城市，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这１6座城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１％，人口占全国的５．８％，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８．7％，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２２％和全国出口总额的２８．４％。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区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区。珠三角毗邻港澳，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五个地级市及若干县级市，共计14个市、县（区），土地面积4.15万平方公里，人口2365万人。目前，珠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总量的9.2%、9.1 %、34.6%和27.1%。

――京津唐都市圈：京津唐大都市圈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个直辖市、3个地级市和5个县级市，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0多万人。

虽然我国的都市圈主要是经济圈的概念，但在目前行政性区划体制下，就功能定位来说，还要就目前各行政区划整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及发展趋势来决定，并且都市圈经济基本上占当地行政区划经济的极大比重。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些都市圈的行政区划范围来讨论其功能定位。

（注：括号内数据为该区域占全国的比重）

下面以2002年的数据，对三大都市圈所属的行政区的经济基本状况进行比较。

（1）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从人均GDP水平看，长三角区域的江浙沪为最高，广东次之，京津冀最低。江浙沪人均GDP为全国水平的2.13倍，广东1.83倍，京津冀为1.52倍。

（2）开放度

在进出口总额方面，广东最高，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5.61％，江浙沪为1848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29.78％，而京津冀仅为819亿美元，占13.2％。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江浙沪为17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33.25％，广东113亿美元，占21.48％，而京津冀仅为40亿美元，占7.75％。

（3）创新能力

在各区域的专利申请方面，江浙沪为50310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24.47％，广东占全国总量的16.7％，京津冀则占全国总量的11.96％。

根据以上对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主要的判断为：

（1）江浙沪无疑为全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但人均GDP全国第一，而且开放度、创新能力也是名列前茅，表明这一区域经济实力强劲，基础扎实，发展潜力雄厚。

（2）广东的突出优势是其开放度相当高，特别是其外向型特征明显。广东的进出口总额一省压倒江浙沪二省一市，能力超强。同时，广东的创新能力也不弱，就人口总量分析，专利申请广东是2287人/件，而江浙沪是2713人/件，京津冀是3726人/件。表明广东地区创新活跃，其市场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是有助于创新活动的。

（3）京津冀的各项指标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弱的，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外向型和开放度方面的指标，与其他两个都市圈之间的差距十分大。2002年京津冀仅吸引外资40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7.75％，而江浙沪为其的4.37倍，广东为其2.82倍。这些指标可以表明京津冀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大，地区间协作联系也是比较松懈的，京津冀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区域整体性运作、协作联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三大都市圈中，长三角所属的江浙沪发展潜力最大，该区域不仅有上海这一龙头城市，而且周边地区的发展成熟度高，协作配套能力强。由于外资逐步向长三角区域集聚，与江浙沪的完备产业体系相结合，长三角、江浙沪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和动力。

广东的发展主要是外资拉动的。而大量外资进入广东、特别是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根本原因在于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这是一种政策导引的产物，同时还在于广东濒临港澳，地缘和人缘相近。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外资进入更看重区域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加上广东总的来说其产业基础不够深厚，因此，广东吸引外资有相对趋缓的势头，外资大量向长三角集聚。但由于CEPA政策的推出和实施，使得广东与香港将进一步紧密结合，从而可能迎来第二轮发展浪潮。特别是香港的服务业与珠三角加工制造业的结合、与创新冲动的结合，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倍增动力。

京津冀区域的总体发展水平在我国处于中上游水平，其目前的发展势头远远不如江浙沪和广东。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京津冀地区的协作联系深化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在正确的目标导引下，加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作，其发展潜力同样是巨大的。

2、三大都市圈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趋势

（1）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以上海为核心的该区域发展目标指向是成为世界性的市场和服务中心之一，并成为全球制造业高地。其发展的主要抓手是以金融市场和航运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为手段，加快资金、资本和货物流转，在这基础上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层次，特别是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大规模吸引外资，在这一区域奠定世界性重化工业、特别是装备产业的发展基础，成为推进和提升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产业布点区域。

因此，在目前阶段，长三角应成为吸引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领头羊，成为中国的产业高地和经济中心。长三角区域要下一个决心，明白一个宗旨，长三角要做的产业必须是在全国一流的，是领先的。特别是上海，目前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如经过进一步的整合，长三角都市圈的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装备产业、信息产业、造船产业、能源设备产业等，将在全国做成一流水平。

长三角今后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打造世界级制造业中心，并逐渐把产业的控制部门和高端部门留在中心城市，而把协作配套业务向周边地区及全国扩散，并借此延伸长三角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服务业辐射半径和影响区域，把产业做大增强作为服务业扩张的基础和依托。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经济扩散中心和产业布局重心，已经确立了自己未来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目标。在这过程中，上海必须实行“双辐射”战略。这是上海成为市场中心和服务中心的重要条件。

所谓的“双辐射”战略是：我国主要以大市场的优势和充分供给的高素质劳动力优势接受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和充裕资本的辐射。这种互补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各方面水准，其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主要瞄准发达国家市场，而我国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则主要是瞄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以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辐射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广阔市场和低成本劳动力实行互补，如我国正在逐步推进的对外投资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等，这是我国在特殊国情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样，一方面是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辐射及与其互补，另一方面是我国相对优势的技术和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辐射和互补。但在同时，国内也在进行着这种“双辐射”的互补动作，即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及互补。我国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在沿海地区的集聚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沿海发达地区也将产生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总的态势将是：就国家间的经济协作来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业对周边及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辐射和互补；就国内来说，一方面是我国沿海地区接受跨国公司的辐射和互补，另一方面是沿海地区在接受的技术和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后，将大规模地展开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互补。在这进程中，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圈无疑是处于“双辐射”的枢纽转换地位。

只有在产业和能力集聚到一定程度，其辐射能力才能体现和实施。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圈应该有意识的加快“双辐射”模式的运作：如以上海深水港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港口资源的整合；以上海资本市场为核心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拓展和整合；以上海汽车产业为核心对周边地区汽车产业的整合及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以上海宝钢为核心对周边地区及全国钢铁产业的整合；以上海石化产业为核心对国内石化产业的整合等。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以上海及长三角的制造业能力、金融实力、相对技术优势的组合，形成综合性的开发能力，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辐射和互补，并积极开拓对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市场的辐射和互补。

以此为目标，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是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翼的产业现代化和配套能力为支撑，而江苏和浙江的发展应该以做大、做强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为其长远发展的依托和动力。长三角都市圈内的各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我国经济格局的演变为视野，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考虑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协作联动，加快长三角都市圈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融合，培育和突出区域经济特色和优势。

长三角都市圈确定以上的功能定位及发展目标是有基础的。

长三角都市圈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该区的加工工业具有较强的开发设计能力、综合配套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对国外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及相当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同时，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较快调整，以上海金融、航运中心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金融保险、通讯、信息和房地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正趋向高度化，向生产者服务业方向提升。这样的产业发展态势为长三角区域、为全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产业的系统支撑。

长三角区域同时也是中国城市最密集的地区，在占全国土地面积1％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7．25％的城市(地级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及所管辖的70个县(市)与上海经济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内的产业分工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上海增长极的经济扩散。

同时，长三角区域历史上的经济联系纽带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联系和经济纽带。这不同于珠三角。珠三角是在一个行政区划内的经济布局和产业联系，而长三角则分属两省一市，虽然相互间存在着各种竞争关系，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其所达到的经济联系与协作程度在国内各区域间是水平最高的。

从全国层面来看，加快长三角都市圈建设的目标是要在全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中起到整合性、龙头性的作用。目前三个都市圈，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同时，需要有一种功能上的组合，从而形成更为合理有效、更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民经济整体框架。由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如果长三角都市圈的功能定位能够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区域协作联系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将对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起到整合和带动作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可能形成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中心、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冀北圈为南北两翼的发展态势。

（2）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成为我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创业孵化中心及全球生产基地。

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必须结合未来港澳与这一区域的一体化趋势，特别是在CEPA推出之后，加快一体化整合及明确发展潜力所在是粤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国际商贸、金融、管理、人才是香港的强项，市场环境的自由度高是深圳的突出优势，而以广州为中心展开的珠江两岸已成为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因此，珠三角的功能定位来源于这样的设想：以香港的强大服务能力与珠三角的创新、创业环境相结合，成为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性的创新、创业中心之一，并力争成为有影响的技术专利交易中心。同时珠三角应以新的优势吸引外资大规模进入，吸引全球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打造世界加工生产基地的影响和效果。

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制造业方面的分工将是：珠三角是以产品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而长三角是以产业为核心的集聚和辐射基地。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已成为全球性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和光电一体化产品的生产基地，国内外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大型企业相继在这里设立组装点，目前在珠三角集约了5万家零部件生产厂家。根据珠三角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珠三角的发展内容将主要是多出企业，通过技术引领、人才和资本吸引，形成相当规模的集聚效应，加快发展步伐。

但在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也是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普遍性缺陷，那就是缺乏更多的具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产品。因此，珠三角要加强内部的互动：以港深联手发展成为技术创新基地，以技术创新推动珠三角加工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以这一效应吸引全球更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在珠三角的集聚，并逐步增强珠三角产品的加工生产能力对周边地区及全球的辐射。

我们认为，将香港和珠三角地区视为大都市圈进行功能定位的分析是合理的。将大珠三角都市圈发展成为一个具加工生产、现代物流、金融和专业服务、旅游娱乐以及信息资讯中心等综合性优势和功能的经济区域。

（3）京津唐都市圈：成为中国、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文化和科学中心。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都市圈应该借助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之一，为中国参加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基础，作出贡献。

在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功能定位上，京津唐都市圈应该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营造。其内涵为：首先，在全国来说，京津唐都市圈位于首都所在区域，当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次，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京津唐都市圈力争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专家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科研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唐比肩。

但在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我国北方未来的工业化重镇将是东北地区，随着振兴东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进及改革开放深化，东北地区将重新崛起，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因此，京津唐地区可以考虑适当减轻发展成为工业基地的压力，着重营造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

第二、京津唐区域的加工制造业相对地向天津和唐山集聚，并借产业疏散之机来适当分流人口压力。特别是利用天津在环渤海经济带中的中心地位，更多地承担制造业发展的任务，并加强环渤海经济带各城市间的协作联系，作为烘托首都北京的强大经济基础。

第三、调整北京目前所承担的过多的功能，明确以营造环境为目标――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旅游景观、城市形态、会展设施及能力、文化氛围和市场、大商贸、科研体系及立体式交通枢纽等。使北京成为既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深蕴、又富现代气息的大国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

第四、在北京至天津之间全力打造一条密集型城市带和产业走廊，并提高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各方面联系强度和深度，大幅度增强京津唐都市圈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

应该承认，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已落后于长三角都市圈和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京津唐都市圈内的各方联系松懈，优势不互补，各自为战，导致整体实力不强。非常可喜的是，京津唐都市圈各方对区域协作的认识都有明显的提高，协作步伐在加快。特别是利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机遇，对该区域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的规划、调整和建设，京津唐都市圈将以全新的面貌成为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高地。

对我国三大都市圈功能定位的基本分析总结如下：

――长三角都市圈：以市场服务业中心及制造业高地为其发展目标，主要功能定位于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尤其是提升工业化基础――装备业水平。其产业发展将经历由“重（重化工业）、套（成套设备）、全（产业链）”转向“轻（高端部门及产业服务）”的较长过程。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产业发展的系列技术创新突破为主。在市场服务业方面，主要建设和发展以金融和航运（资金流和物流）为主体的市场服务体系。

――珠三角都市圈：结合区域内各方的优势，以创新、创业中心及高科技加工生产基地为其发展目标，尤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产业发展向“轻（轻型产品）、新（新型产品）、外（外向型出口产品）”发展。在市场服务业方面，借助香港的优势。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瞄准新技术向实用产品的转化。

――京津唐都市圈：以政治、文化、科学中心为其发展目标，以环境营造为抓手，建设和发展与大国地位相适宜的首都景观和氛围。制造业功能适当减轻，并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天津转移和集聚。在科技发展方面，主要是以形成全国性的科研体系，组织科研项目，瞄准重大基础性技术突破为目标。

三、国家战略规范下的都市圈发展导向

从我国目前及未来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的趋势看，将产生以下经济社会文化高地：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东北都市圈、长江中部（以武汉为核心）都市圈、及长江上游（以重庆为核心）都市圈。

我国区域经济协作的导向是为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和加快发展服务的。区域经济协作首先应形成更为有效的区域性产业结构。即在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整合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较以前更合理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和体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外辐射拓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此前提下，进一步突出区域范围内资源要素及产业的组合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区域经济的产业优势、功能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寻找自己区域的正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结构优化贡献区域的力量，为区域对特定的资源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和辐射创造更为有利的状况；第三，区域经济通过协作联动及整体优势的进一步营造和发挥，并通过对全球资源要素及产业的集聚和辐射，从而使得这一优势体现在全球性的市场竞争中。

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及都市圈的建设来看，与以上分析是十分吻合的。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东北都市圈、长江中游（武汉）都市圈和长江上游（重庆）都市圈分布在我国的南部、东部、北部、中部和西部，它们首先承担起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同时，这些区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营造在国内的突出产业优势和经济功能，为我国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同构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些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必须基本配备的，是为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一个发展基础和基本手段，如商贸、轻加工业、甚至是一些在目前条件下合理的重加工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业的发展，而是产业的发展是服务于建立和发挥本区域的什么经济功能？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对国民经济整体优化发展有害的是经济功能的同构，如各区域都要成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制造业高地、研发中心等。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研发的支持。但这仅是一种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是对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支持。而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建设是有条件的，在一国内不可能是多中心的，这方面的同构是一种功能的严重冲突和社会经济整体效益的巨大损失。

比如我们说北京是我国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那么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并不是说只能是发展政治文化，这很明显是不合理的。京津唐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竞争力提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是，京津唐都市圈的发展定位主要是突出政治文化功能（当然，这里的政治文化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制度变革的超前、政策突破的引领、文化产业的突进、科学事业的突破等），这将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贡献出区域所特有的优势。

如果我们以这一战略视角来审视我国目前正在展开的区域经济协作和都市圈建设状况，那么我们的有些做法和认识是有缺陷的，是比较短视的，缺乏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和长远发展思路。特别是对推进各区域经济协作联动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城市来说，提高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区域的中心城市目前的状况似乎都在考虑如何在自身狭窄的范围内建设全面的产业体系。但是，区域经济协作不是一种简单的地方经济的叠加凑合，不是地方经济总量的加总。这种认识和做法有害于区域范围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有害于产业分工协作深化，更无法创造出区域明显的产业优势和突出区域的经济功能。这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竞争力提高是不利的。并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对中心城市的加快发展同样是有害的。在一个恶性竞争、各自为战的区域内，所谓的区域中心城市是缺乏基础的，站不住的。区域协作的低水平将无法烘托中心城市的高度。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在进一步增强协作联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如何营造具有全国性、全球性的区域突出优势和功能。特别是这一优势和功能是与上海向世界城市的发展相吻合、与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相吻合、与中国赶超型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相吻合、与中国快速增强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要求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