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240603[①]

李晓西  赵少钦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Abstract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major part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Cost-benefit analysis can provide a basis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cost-benefit analysis, 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s of“whole cost” and “whole wealth increment”, and concludes that positive net wealth increment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then analyses China’s net wealth increment by borrowing the World Bank’s “adjusted net savings”. The paper also compares net wealth increment index system with the efforts of calculating “green GDP”. It finally proposes some strategic measures to promote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摘要] 成本效益分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可持续发展成本至少包括自然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经济成本合社会成本，可称之为“全成本”；效益可以用财富的概念来代替，财富包括人造物质财富、自然物质财富、人力资本财富和精神财富。这四部分财富的增量，可称之为“全财富增量”。在此分析基础上，可以用“净财富增量”的概念来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持续发展的净效益。“净财富增量”大于0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借用世行“调整后的储蓄净额”指标，实证分析1998-2002年中国的净财富增量，提供了一个意义不同的思路。总之，成本效益分析，必须在净财富增量大于0的条件下进行。为此，要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法制、要利用市场机制和民众力量搞好环保、要做好成本分析基础工作、要制定中长期投资规范。这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政策思路。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4－0005－10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中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阻力。其中，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社会习惯性理念，造成一种“成本效益理念误区”，即：把人造成果当成分子求其大，把自然之物当成分母而求其小；把降低成本和追求利润当作唯一的目标，以压缩治理污染成本来追求增加企业利润；重视当前生活水平的提高，忽视后代生活水平状况是否能保持或超过当代人的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在观念上突破传统，在战略上有新的思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成本与效益问题上有更明确的认识。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但从产业革命以来，西欧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还逐步扩展到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近百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取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增长。但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没有代价的。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空气污染正在扩大，淡水稀缺正在加剧，土壤沙化正在加速，森林破坏失去控制，生物多样性正在消失，渔业资源正在缩减，等等。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正在扩大。20个最富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0个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的37倍。这一比率在过去40年间翻了一番。^[1] 近2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全球领先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样也出现了环境污染加剧、收入差距扩大等等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们逐步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成本，不仅仅是传统的企业会计和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消耗。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的成本包括了以下几方面：

      一是自然环境成本（natural environmental cost，简称NC），指人类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退化，主要涉及空气、水体、土壤、草原、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2002年，我国环境保护部门监测的城市中，近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部分城市二氧化硫污染严重，酸雨控制区内90%以上的城市出现了酸雨。我国近海海域中，东海、渤海水质较差。营口、盘锦、长江口、杭州湾、三门湾、乐清湾、泉州湾、九龙江口等海域污染较重，为劣四类海水。在各大内河中，辽河、海河水系污染严重，劣Ⅴ类水体占60％以上；淮河支流及省界河段水质较差；黄河水系总体水质较差，支流污染普遍严重。主要湖泊氮、磷污染较重，导致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其中滇池草海为重度富营养状态，太湖和巢湖为轻度富营养状态。我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1%，其中水蚀面积16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2%；风蚀19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9.9%。^[2]

      二是资源成本（resource cost，简称RC），指的是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资源消耗。目前我国90%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是来源于矿产资源，30%以上的农业用水和饮用水也是来自属于矿产资源范畴的地下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矿产资源的消耗呈激增态势。据测算，按照现有探明储量和消耗速度，中国目前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到2010年可以满足需要的只有21种，到2020年只有6种。其中，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当属石油和铁矿石。保守预计，到201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约为3亿吨，2020年为3.9亿吨。而2020年前后中国石油的高峰产量约为2亿吨，缺口额接近2亿吨，必须通过海外供给获得，对外依存度接近50%。此外，今后20年，中国还将缺铁30亿吨，铜5―6亿吨，铅1亿吨，都需大量进口。^[3]

      三是社会成本（social cost，简称SC），指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公众福利的不利影响和对社会和谐的损害。任何社会都存在平等与效率的权衡。为效率而牺牲平等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对公众福利的漠视，进而造成对社会和谐的损害。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劳动卫生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消费者的消费安全成为问题，工业污染无处不在，公民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公民接受普遍义务教育的权利受到忽视和侵犯，特别是利用童工现象的增多，为生计和赚钱迫使女孩子退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的两极分化，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方向改革，多数民众在看病就医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困难，需要通过完善医疗保障来解决，公共卫生体系更需要重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遭到商业意识的扭曲，在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套观念形成前，整个社会的不和谐状态，社会成员缺乏健康的心态和社会秩序失范的现象，还难以消除。凡此种种，都是只追求经济增长有可能造成的社会成本。

      四是经济成本（economic cost，简称EC），是指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厂房、机器设备、货币资本等项要素的投入。这个成本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总成本”，因为它不包含资源作为原材料投入的那部分。

以上分析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成本至少包括了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我们把这四种成本的总和称之为“全成本”（whole cost，简称WC）。之所以称为“全成本”，一方面是要与已有的企业“总成本”（total cost）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可持续发展的成本具有全面性。全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WC=NC+RC+EC+RC

      三、 “全财富增量”与“净财富增量”

      效益的本质是人类福利（welfare）。由于福利的增进不容易度量，所以我们用财富（wealth）的概念来代替。财富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拥有的提供人类福利的能力。财富包括人造物质财富（man-made wealth）、自然物质财富（natural wealth）、人力资本财富（human resource wealth）、精神财富（spiritual wealth）。人造物质财富是指人类生产的各种物质资产的价值。自然物质财富是指大自然所赋予的土地、空气、生灵、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人力资本财富是指人们通过对自身教育、健康和营养的投资而具有的创造福利的能力。精神财富是指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文化以及信任网络、共同的价值观等。

      一定时期可持续发展的效益主要可以体现为在这段时期内财富的增加，包括人造物质财富增量（man-made wealth increment，简称MWI）、自然物质财富增量（natural wealth increment，简称NWI）、人力资本财富增量（human resource wealth increment， 简称HWI）和精神财富增量（spiritual wealth increment，简称SWI）。我们把这四部分增量的总和称之为“全财富增量”（whole wealth increment，简称WWI），即：WWI=MWI+NWI+HWI+SWI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用“净财富增量”（net wealth increment， 简称NWI）的概念来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持续发展的净效益，其公式为：

NWI=  WWI-WC   = （MWI+NWI+HWI+SWI）-（NC+RC+EC+RC）

      “净财富增量”大于0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净财富增量小于0，则表明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净财富增量大于0只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净财富增量的计算没有考虑人口的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净增长率小于人口净增长率，那么其人均财富将逐年减少，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二是净财富增量没有体现“强可持续性”与“弱可持续性”的区别。“强可持续性”的观点强调的是各种资源之间是不可互相代替的，而“弱可持续性”的观点则认为各种资源之间是可以相互代替的。尽管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的争论还未有定论，但人们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守以下三条原则：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如土壤、水、森林、鱼类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速度不能超过再生速度；二是不可再生资源（如化石燃料、优质矿石等）的利用速度不能超过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可再生资源的代替速度；三是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能超过环境对这些物质的循环、吸收和无害化处理速度。更进一步地，按照强可持续性的观点，在追求财富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必须对关键的自然资源加以保护。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在对净财富增量作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如何运用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定量的分析？世界银行的“调整后的储蓄净额”测度值得我们借鉴。

      一般来说，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对于流量的核算远远成熟于对于存量的核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就经济学理论研究而言，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很关注国家财富总量问题，但到了近代，特别是“凯恩斯革命”以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主要放在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上，以GDP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管理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经济核算的重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放在了这个方面。二是就实际操作而言，存量核算比流量核算要困难得多。困难既表现在资产实物资料的搜集上，也表现在资产价值的估算上。在环境经济核算当中，也同样面临相同的问题。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如何将经济过程对资源环境的利用纳入当期的产出的核算，并以此为基础来评价经济的增长速度，但往往却忽略了资产存量核算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银行所开展的关于国家财富的度量就具有特别的价值。

       1995年6月，世界银行环境部发表了《监测环境进展—关于工作进展的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家财富的概念，并探讨了具体的测度方法。^[4]世界银行还定义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s）指标作为监测财富动态变化即可持续发展的判断依据。真实储蓄率是指GNP减去总消费、生产资产折旧即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之后的余值占GNP的比重。1997年，世界银行环境部发表了评价国家财富的最新研究报告《扩展对财富的衡量——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5]随后，世界银行在1998年1月发布的题为《估算国家财富：方法与结果》的研究报告中，公布了1994年92个国家人均财富的最新测算结果。^[6] 此后，世界银行开展了每年对各国“真实储蓄率”的研究，并将“真实储蓄率”改名为“调整后的储蓄净额”（adjusted net savings）。其计算公式为：国内储蓄总量-（固定资本消耗量+能源枯竭+矿藏枯竭+森林净存量枯竭+二氧化碳损害+尾气损害[②]）+教育支出=调整后的净储蓄。世界银行构建的所有这些指标，都是按照GNI的百分比[③]来计算的。

      可以看出，“调整后的储蓄净额”的计算，与净财富增量的计算，在根本思路上是大体一致的，考虑的核心议题都是国家财富存量的增量。这两者之间可以基本上形成如下表所示的一一对应关系：

表1  净财富增量与调整后的储蓄净额的对应关系

（单位：占GNI的百分比），2002年

数据来源：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虽然这两个指标体系关注的都是财富存量的增量问题，但我们从表1中能发现，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主要的区别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两个体系所包含的范围不同

在我们所构建的“净财富增量”的指标体系中，在考虑成本问题时，设置了世界银行的体系中所没有的“社会成本”；而在考虑效益问题时，设置了世界银行的体系中所没有的“自然财富增量”，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财富不仅仅因人类的利用而存在逐渐耗减的趋势，而且也存在着增加的趋势，这种增加包括两部分：一是自然财富的非人为的自然增加，如天然林木的生长，海洋鱼类种群的繁殖，等等；二是人类活动如植树造林等带来的自然财富增加。（另外，与我们所设置的“精神财富增量”相对应的世界银行指标是“社会资产”和“知识”，但世界银行没有对这部分进行测算。）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相较于世界银行的“调整后的储蓄净额”指标体系， 我们的“净财富增量”的指标体系在反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系统的成本和效益问题上，力求更全面一些。按照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系统的区分，我们的“净财富增量”公式还可以写成如下形式：净财富增量 = 净经济财富增量+净社会财富增量+净环境财富增量= （人造物质财富增量-经济成本）+ （人力资源财富增量+精神财富增量-社会成本）+（自然财富增量-自然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即NWI=（MWI-EC）+（HWI+SWI-SC）+（NWI-NC-RC）

      2．两个体系的概念理解上有难易程度的区别

   首先，我们选择使用“净财富增量”的表述而不是“调整后的储蓄净额”的表述，是因为如果选用后者，我们对储蓄将会有两个理解：一是狭义的货币银行学意义上的“储蓄”；二是广义的世界银行所用的“真实储蓄”或者“调整后的储蓄净额”。相比之下，我们认为前者表述更不容易。

      另外，我们设计的指标，与世界银行的指标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说，世行的“国内储蓄总量”与我们构建的“人造物质财富增量”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再变成固定的物质财富，这中间有一个时滞，而且也无法实现100%的转换。

      尽管存在以上区别，但我们仍然认为，世界银行的“调整后的储蓄净额”，是来自非常多的国家的调查，投入了巨大劳动，是一笔可资借用的重要资料。因此，我们把其近似地等同于“净财富增量”进行我们的理论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世界各个地区在2002年的净财富增量有很大的差别。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数值达到24.5%，这主要得益于该地区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净财富增量为-10.0%,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大量开采石油,能源消耗的量很大,国家在其他方面取得财富增量远远不足以弥补能源消耗带来的损失。而这一年的数据中更有意思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净财富增量为0。这表明仅就总量意义而言，该地区也没有满足可持续增长的要求。

      我们借用世界银行的指标，来考察1998至2002五年间中国净财富增量的情况。

表2  1998-2002年中国的净财富增量

（单位：占GNI或GDP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World Bank: 2000-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表2显示，1998-2002五年间，中国的净财富增量始终处在30%左右，这主要归功于中国保持着40%左右的高储蓄率，同时在固定资产消耗、二氧化碳损害等方面保持着基本稳定的态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这种财富增长的幅度都是十分突出的。表3比较了中国、印度和全世界在1998-2002五年间的净财富增量情况。

表3 1998-2002年中国、印度及全世界的净财富增量比较

（单位：占GNI或GDP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World Bank: 2000-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表3显示，1998-2002年，全世界的净财富增量在9%-15%的区间上下波动，而印度的净财富增量则俳徊在10%左右。造成中印两国之间如此显著的区别的主要原因，是印度的储蓄率为20%左右，只有中国的一半。

当然，储蓄率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储蓄率并非越高越好。有学者指出，印度的储蓄率比中国低很多，是因为印度人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因此印度拥有稳定的国内需求，为其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了一个健康的环境。而中国则常常苦于内需不足和国际市场不稳定。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把人口增长率的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又将得到另外一幅图景。中国通过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现了人口的低增长。印度虽然也采取控制生育的政策，但由于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率一直还比较高。因此，如果从人均财富存量的角度来审视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中国领先印度的优势还更突出。^[7]

      所谓“绿色GDP”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反映了人们试图将环境因素引入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思考。概括起来，“绿色GDP”的实施存在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第一种思路相对简单，就是在现行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从GDP中扣减资源环境的成本，实现所谓的GDP指标的“绿化”（greening）。H.E. Daly给出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式：

SSNNP=NNP-DE-DNC

      其中SSNNP是可持续的社会国民生产净值，NNP是GNP减去固定资产的折旧后所得的国民生产净值，DE为国防支出，DNC为自然资产的折旧。^[8]

      按照这种直接对GDP进行扣减的办法，对资源贡献和环境影响的核算是在SNA之外展开，并从GDP总量中直接扣除的。因而无法将资源环境的成本分解到具体的经济部门和机构，也无法反映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经济活动、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之间的复杂联系。

      第二种思路是全面改造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全新的生态产出指标，从而完整体现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但这种思路比较彻底，但操作难度大，而且在国际上不易达成共识。为了保持国际可比性，联合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1993年公布了修订后的SNA。新的SNA较之原来的版本（SNA1968），不仅体系本身大为简化，而且新设置了一个附属账户“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此后，联合国一直在努力完善SEEA。该体系的目的在于，在尽可能保持现有国民核算体系的概念和原则的完整性的前提下，将资源环境因素引入核算体系中。环境成本、环境收益、自然资产以及环境保护支出均以与国民核算体系相一致的形式，在附属账户中列出。SEEA在传统SNA的基础上作了如下修正：

      1．SEEA以经资源环境因素修正的生态国内生产净值EDP而不是GDP作为主要指标，有助于客观评价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2．SEEA扩展了自然资产核算的范围。SNA的资产核算范围仅限于经济资产，包括生产资产和非生产的自然资产，其中自然资产的核算范围只包括那些为所有者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部分。而SEEA将资产范围扩大到未包括在经济资产中的自然资产。

      3．SEEA区分了两类不同的环境成本：一类是资源数量耗减和环境质量退化所带来的虚拟成本，另一类是以环境保护形式支出的实际发生成本。在原有的SNA账户中，没有考虑第一类成本，而且将第二类成本混在各种费用当中作为增加值计算，这一点是很不科学的。

  根据以上介绍，我们对净财富增量与绿色GDP的比较集中于以下几点：

      1．两者都是以GDP为基础的。虽然我们在净财富增量的定性分析中，并没有说明它的度量以什么为依归，但事实是很清楚的：以GDP为中心的国民核算体系，迄今为止依然是刻画宏观经济运行的最有效的工具。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完全抛开这套体系另立一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世界银行的“调整后的国民净储蓄”（它以GDP或GNI为基础）作为净财富增量的近似值。

      2．两者都面临着估值的困难。无论是净财富增量还是绿色GDP，当讨论不进入市场交易的环境成本时，估值就成为一个最突出的困难。而要衡量诸如社会成本、精神财富等的价值，就更加难以着手。当前，对于财富存量的准确估算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世界银行在1995和1998年所发表的对世界各国财富存量的估算前后两次差别很大，而且迄今也还没有推出新版的根本原因。

      3．就近期而言，绿色GDP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核算体系。绿色GDP所代表的环境经济核算是现实中有用和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测度方法。它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体现了实践的连续性。而且，这样的核算体现了两个平衡关系，第一是围绕GDP所形成的当期流量平衡，第二是资产从期初到期末的动态平衡，从而使核算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净财富增量的计算还不能提供这样完整的体系。

      4．从长远来看，净财富增量代表着一个更加合理的方向。由于绿色GDP脱胎于GDP，尽管它已经修正了GDP不能反映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不足，但它同样带有GDP本身存在的其他不足。比如，GDP是反映交易量的一个流量指标，因此各年度的不同数值体现的是规模增减的关系，而无法累积加总；GDP只能反映通过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而不能反映没有进入市场的自给自足性生产活动，后者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与进入市场的经济活动一样也会造成环境退化和资源耗减。而绿色GDP把环境和资源的成本全部算在进入市场的经济活动头上，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净财富增量有效克服了GDP的这些“先天不足”。一方面，净财富增量的计算方法涵盖了全部经济活动的全部收益与全部成本。另一方面，净财富增量反映的是既有财富存量在一定时期增加的部分，因此不同年份的净财富增量是可以连续加总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净财富增量的计算，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不同思路。

总思路：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其中，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具体讲，就是要在净财富增量大于0的约束条件下，组织和配置资源。成本与效益分析，必须在这个大思路下进行，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们提出以下8方面政策思路：

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保证，包括：资源公平有效分配的制度；健全经济政策，利用税收手段、环境认证、许可证交易等鼓励企业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处理三废，从事生态建设等；完善政绩考核制度，不能使各级政府只关心短期效益，没有长远发展的安排；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城市扩大和土地资源的再配置中，保护好可供长远发展的土地资源。

这方面内容很多，我们认为当前重要的是：节约能源要有一定强制性；环境污染要征税；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要受监督，过程要透明； 等等。

现在一种错觉，似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政府全背起来，不要利用市场机制。这不对。我们认为，要把环保中相当部分，由公益性转入国家经济性产业，“谁治理谁受益”，把需要变供给，把支出化为收益，发展环境产业；同时，可实行“谁污染谁付费”，治理污染要计入成本，这样才能形成对企业行为的市场约束机制。

现在环保工作，经常表现为有关政府部门在与破坏环境的企业斗争。政府当先锋，由于管理力量有限，因此，往往达不到目的。因此，一定要形成环保的群众基础。要把政府环保行为扩展为公众的环保行为，要让相关利益群体成为环保先锋，政府部门才可能成为有权威的裁判员。与此同时，要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成立各类非政府的环保组织，通过民众的力量，来实现生态和环境资产的保护和增值。

就是说，要统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优化广泛的资产组合，协调好自然资产、社会资产、人造资产和人力资产的配套；解决好环保部门与各部门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协作关系；解决好综合效益与单项效益的关系等等。

即对自然资源要有合理定价，实现资产使用和交易有成本、有价格的制度，这要求国家强化自然资源的产权管理，并制定使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制度和法规。

具体讲，就是要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内部，将环境变为生产力要素，在一定制度框架下，形成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循环。这一方面是成本的节约，一方面体现为收益的增加。

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是以较小成本过渡到可持续发展规律轨道的一次机会。因为人口增长趋于稳定，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赡养率下降储蓄潜力逐步增加，投资潜力因而也较大等等，因此，在本世纪初要抓住最后的机遇，做到为可持续发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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