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因素
　　我国地域面积虽然广阔，但可耕地面积并不足，人均资源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的持续努力，我国经济进入了所谓“向成熟推进”的发展阶段。如果国际上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不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开放的政策继续保持，这一发展阶段至少会持续到本世纪的中叶。在这个时期，从总量经济看，我国的农业产值将下降到GDP的10％左右，农村人口将下降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出口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制造业产值不会明显低于服务业的产值并继续扮演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越来越多的新增就业机会将出现在各种新兴第三产业（或广义的服务业）中；从产业类型看，伴随着现代产业的蓬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劳动力成本会逐渐提高。
　　在这样一个经济转换背景下，研究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必须有新的视角。今后50年内，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将有一半左右的农村人口陆续变为城市居民，我国东部地区将出现几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和若干个容纳上亿人口的密集都市带（圈），每一个都市带（圈）都会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金融中心，但它们的市场边界都是开放的，不仅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而且与世界各国保持广泛的贸易往来。为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要消耗大量的钢材、木材、玻璃和水泥，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量将达到创记录水平，中国的需求将决定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的价格。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东部地区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国际大循环”，而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也在拉大。这带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逐渐显露，大量中西部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流入东部地区，即使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得以长期保持，也延缓了出口加工业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转移。结果，过去我们的产业非均衡（重工业优先）经济发展模式就转变成了区域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式。这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从经济地理角度看，目前我国西北部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不适合人类密集居住，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东南部不同区域间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现代发展机遇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外向型发展战略不变的前提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会存在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不会因为中央财政地区性转移支付政策等发生实质改变。
　　在东部沿海地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跨行政区的、具有很多“增长极”的城市带（圈），珠江三角洲地区“龙头”是香港，周边有深圳、广州、佛山、南海、东莞等“增长极”；长江三角洲地区“龙头”是上海，周边有宁波、杭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增长极”。这些地区在外向型经济带动下，出现了一批以市场为纽带、上下游一体化、技术联系紧密的城市产业群体，吸收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以及各种水平的外来劳动力，产品销售网络和原材料、劳动力供应链，一直延伸到中西部地区和海外，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经济地理、历史和现实因素的限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增长极”性质的城市如福建的厦门、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例如海尔、长虹等，但它们的带动作用一般仅限于省内。一些原材料大省如黑龙江和山西，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像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明星城市，如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西安、成都、武汉、重庆等，由于中央直属企业多，历史遗留问题重，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与沿海城市的差距还很大。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科学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布局问题，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也要在充分考虑经济地理、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做好科学规划，确定发展战略。
　
　　按现代化要求选择城市发展战略
　我国政府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政府如何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应当确立区域人口流动战略。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心中，地区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标志性的市容风貌上，而且也体现为经济总量上的差别。东部一个县级市的GDP总量，就相当于西部一个省（自治区）。从总量角度考虑缩小地区差距问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大大超过东部地区；对各地区的居民来说，地区发展不平衡则主要体现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上；从人均角度考虑问题，则缩小地区差距问题可以逐步增大西部地区的GDP总量，适当减少西部地区的人口，鼓励西部地区人口流动，但国家应当承担起西部地区农村的普及义务教育责任，扫除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定居的障碍，为少数民族青年保持传统的文化、习俗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了西部资源的开发，也需要高素质人口的逆向流动，但要控制其规模小于流出的人口。
　　其次，制定正确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现代工业文明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的集约化，这一点决定了城市化的方向。只有大城市才能产生现代产业发展所必须的集聚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以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帮助各个地区的“增长极”成长为大城市，并用快速交通线将大中小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和城市带。值得关注的是，在城市化占用耕地过程中，一定要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使他们得以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
　　第三，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上要发挥更大作用。无论从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角度，还是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角度，中央政府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能简单地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我国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使得中国在现代化初级阶段，就面临西方后工业社会才遇到的种种问题。为了缓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除了更多地采取国际大循环的方式来利用国外资源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利用本国现有的资源，考虑到我国自然地理特征和整体发展的需要，必须采取地区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鼓励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根据江河流域特点进行国土规划和整治。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明确承担起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