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与整个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安徽这个农村改革的先行省份如今却在低迷中苦苦挣扎。安徽经济是如何错失发展机遇的，如何整合安徽的资源优势，重振安徽经济，本文将进行深入剖析。

 

 

      “安徽经济发展再不加速，就有在全国垫底之虞。”这是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处的周飞在一篇研究报告中的陈词。

     周的报告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安徽人对安徽经济现状的失落与不安。建国后的35年里，安徽经济尽管比较落后，但由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所以安徽与其它省（市）经济发展的差距还不是很大。而在“六五”时期安徽作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还曾取得了经济规模增长居全国第三的成绩。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开，安徽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特别是近年来安徽经济更是出现了明显滑坡。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安徽的经济增长率还居全国第22位，而到2000年已滑落至第25位，2001年又跌到全国倒数第五，仅高于陕西、广西、新疆和云南。进入2002年，安徽经济依然低迷，据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的统计，2002年前三季度，安徽的GDP增速在中部九省中居倒数第一。

     而在与相邻的江西的经济发展比较中，安徽人过去积累的一点自信也在逐渐丧失。长期以来，安徽一直把江西视作比自己更落后的小弟弟，经常从江西身上找到一点安慰；但江西近年来在省委书记孟建柱的领导下，励精图治，经济面貌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某些方面已开始超过了安徽。以吸收外商投资为例，2001年江西就以5.43亿美元领先于安徽的4.83亿美元。2002年1-11月江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9.83亿美元，是安徽的3倍。至于同属华东地区的江苏和浙江两省更是把安徽远远的抛在身后。去年江苏和浙江的GDP分别是安徽的3和2倍，进出口总额则是安徽的15倍和11倍！有关专家指出，安徽经济至少落后江浙两省15年，与上海的经济差距则更大。

      更令不少安徽人感到失落的是，在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本、制度与技术的今天，安徽经济原来的比较优势如农业、资源与旅游等再难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尴尬的区位使安徽人的失落感更重了。用安徽人的话来说，安徽是中国东部的西部，西部的东部，既没有东部的区位优势以利于吸引外资，又无法享受国家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与优惠政策，真是“不东不西”，这使得安徽不仅失去了赶超沿海发达省市的最佳时机，甚至连保持全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都有些力不从心。事实上，目前安徽在许多经济领域的人均指标都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越来越有滑向东、西部“锅底”的趋势。

      而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折磨”下，一股可怕的悲观情绪也开始在安徽蔓延。这股悲观情绪最初产生于普通百姓中间，他们是安徽经济落后的最直接的承担者，也曾为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做过一些努力；但在收效不大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经过漫长的期待他们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希望，于是一股悲观情绪便涌上心头久久不愿离去。

      另一方面，在基层干部乃至中高层干部中间，也有一些人开始对搞好本地经济持悲观态度。他们既羡慕沿海发达省（市）的富裕，又不安于本地经济的落后，但一时又难以找到发展良策，或者有了一定的改革思路后又难以得到有效落实，于是在表面上他们依然对搞好本地经济“充满信心”，而实际上却心灰意冷。

      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地方的农民在悲观之余，干脆放下了农活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都发现有安徽农民以各种方式行骗、抢劫，甚至杀人越货。既造成了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又极大地败坏了安徽人在全国的声誉。

       另一方面，那些对搞好本地经济持悲观态度的地方官员中，不少人却在其它方面“积极”行动起来。当然这种积极行动并非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而是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腐败活动。结果造成该地区越穷越腐败、越腐败越穷的恶性循环。

可以说，今天的安徽，连同其它几个贫穷省份，犹如几节被快速行驶的列车抛下的破旧车厢，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同伴疾驶而去，心中充满失落与悲伤。

 

 

      在谈到安徽经济落后的原因时，不少安徽人都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安徽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受损者之一。而沿海一些省（市）的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牺牲安徽的经济利益为前提的。他们以农业和矿产资源为例，指出在建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安徽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并未为安徽人民所独享，而须服从国家的整体调配。这种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调配对安徽来说实际上就是不等价交换。所以从表面上看，安徽的农业和工业产值并不少，但安徽并未因此而发达起来。而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安徽人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安徽人的这种抱怨无可厚非，也没有人能够抹杀安徽曾经对全国经济所作的“无私”奉献，但这并非安徽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

      其实我们只要将安徽与江苏的情况进行比较，就不难找出安徽经济落后的症结。

      江苏与安徽同属华东地区，两省面积相差不大，人口也相差不是很多；两省的自然资源条件互有长短，江苏滨海、内河航运与海运发达，安徽地理位置要比江苏差，但在矿产资源方面要明显强于江苏。两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20世纪60年代也相差不多，60年代还曾有一些江苏农民逃荒到安徽并在安徽落户；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使经济发展迅速步入快车道，经济实力已居全国领先地位，至今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把安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江苏经济的起飞与持续繁荣，原因固然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准确以及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而这两方面恰恰都是安徽没有做到或者没有完全做到的。

      江苏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在对本省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经验，确立了以工业化推进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在努力搞好国有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事实证明，江苏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是相当准确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底，江苏共吸引外商投资项目44152个，合同利用外资1003.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06.5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数的11.3%、13.5%、12.8%。当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513.5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0%），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省的比重高达56%，外资已经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大量外资的到来又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增强江苏经济综合竞争力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又把江苏经济往前大大推进了一大步。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余年间，江苏乡镇工业以平均每年30%的惊人速度增长，创造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诞生的“苏南模式”曾被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范例。近年来，江苏的乡镇工业增长势头明显减弱，“苏南模式”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江苏迅速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推动乡镇企业改制，切实放宽投资领域，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释放民间经济的能量，使民间投资迅速成为江苏投资需求的新“引擎”。目前江苏的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并涌现出像雨润、斯威特、红豆、苏宁、波司登、好孩子等一大批颇具实力的大企业。

      反观安徽，尽管号称农业大省、资源大省、旅游大省和科技强省，但由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没有形成一套真正符合安徽省情，能够充分发挥安徽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致使安徽经济多次错失快速发展的机遇。

      本来在改革开放初期，发端于安徽的农村经济改革曾是全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最亮点，也使广大安徽人对本省的经济发展充满了无限期望。倘若安徽能够沿着这条改革大道走下去，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乡镇企业，并以此为基点，营造投资环境，加大开放力度，大力发展安徽已有一定基础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并充分利用安徽丰富的旅游资源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则安徽经济即使不能取得江苏那样的高速增长，也会让人刮目相看。遗憾的是安徽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80年代中期当全国的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安徽的农村经济改革几乎就止步不前了，农业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大省始终无法成为农业强省；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几经周折，本来安徽很早就意识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重要性，并于1984年在全国最早提出发展社队企业要“四个轮子”一齐转，大大调动了乡、村、联户、户办多种所有制的积极性；但80年代后期，安徽的乡镇企业发展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明显放慢。当时全国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存在争议，不少地方怀疑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出了问题，有人甚至建议将乡镇企业砍掉。在这种情势下，安徽并没有像江苏那样义无反顾地支持、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其结果导致全省乡镇企业的发展陷于停滞。尽管此后安徽决策层重新认识到了建立现代化大农业以及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前荒废太多，要在短期内赶上沿海省（市）已不可能。

      而在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安徽也出现了战略性失误。一般人也许想不通，为什么在农村改革领域敢为天下先的安徽，竟在对外开放这一被视为中国基本国策的问题上变得像小脚女人那样，步伐不大，行动保守。当然这里面也能找到一些客观原因，如在“七五”时期，国家实施的是沿海发展战略，使得地处中部的安徽难以赶上这种发展契机。但进入90年代以后，当国家的沿海开放战略扩大为全方位的开放战略后，安徽就应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加大引资力度，促进安徽经济发展。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安徽在利用外资方面始终没有大的动作，致使全省在利用外资方面远远落后于江浙等沿海省份，甚至还不如江苏的一个县级市——昆山。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安徽合同利用外资总额为62.04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额为34.37亿美元；而同期江苏昆山的合同利用外资总额则为110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额超过50亿美元。去年7月，安徽省政府组织一批官员到江苏调研利用外资的情况，结果令整个调研组极为汗颜。用随同调研的安徽省外经贸厅的卢宏世的话来说，“安徽省和江苏省在利用外资上不是一般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毫无疑问，造成安徽和江苏在利用外资上的这种天壤之别既有客观上的原因，更是人为原因所致！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安徽上下当然十分焦虑，纷纷寻求加快安徽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并于近年来提出了“加快发展，富民强省”的发展口号，同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如建立现代化大农业，实行地区化倾斜的发展政策，实施以发展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战略，改善所有制结构，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发展民营经济，等等。但这些发展战略究竟能否得到切实落实，能否真正起到加快安徽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有赖于时间的检验。

另一方面，制度与政策环境的缺失，也是安徽的致命伤。众所周知，完善的制度与良好的政策环境是确保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凡是经济发达的省（市）无不把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透过对安徽经济发展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安徽在上述领域里的工作实在是太薄弱了。长期以来，安徽省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倒是相当积极。这在市场经济体系发育尚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历史条件下是难免的，或者说是必要的。问题是你如何干预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哪些方面干预经济的发展。如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所以有人把江苏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政府市场型”，即政府在基于对市场的理解基础上，来安排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并引导企业的发展。但江苏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程同时也是完善配套制度，塑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的过程。如江苏在利用外资方面就是由党政“一把手”挂帅，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具体抓，政府介入非常深。但政府同时又十分重视外商投资环境的建设，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因而使各国投资商纷至沓来，极大地推动了江苏经济的发展。

      而安徽各级政府官员尽管一直以来都很强调建立制度与政策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从总体上看，各级政府经济工作的中心还没有真正转移到为经济发展提供配套服务，塑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以利用外资工作为例，不少在安徽投资的外商均有这样的感受，即安徽的投资环境与江浙沪等沿海省（市）相差太多了。在安徽办企业不仅手续繁琐，而且配套服务项目如金融支持、物流配送、人力资源保障和电子商务等相当落后，外商投资的法制环境很差，从而严重影响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全省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激励、监督与约束机制，导致政府与企业没有形成有效的招商合力，具体表现为政府的热情很高，而作为招商主体的企业则对招商活动缺乏热情与主动性，把招商活动看作是政府摊派的行政任务，消极应付，结果使招商活动实际上成了一场政府自编自导的独角戏。此外，一些目光短浅的地方官员，他们不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好的服务上，而是想方设法从外商身上攫取更多的私利，结果使许多外商在安徽的投资变成一场先被“引狼入室”，再被“关门打狗”的噩梦。

      至于一般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则更加不理想。安徽省企业调查队曾就中小企业发展问题进行过专项调查，结果发现安徽在市场环境、法制环境以及社会服务环境等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诸方面都存在着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市场环境不公平、市场法规不规范、企业社会负担沉重、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等等。此外，中小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企业发展所需的信息、人才和技术方面的服务环境也很差。结果使得本来应该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未能得到跨越式发展。

      当然，安徽在制度与政策环境方面的缺失还远不止这些。僵化的人事制度、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安徽经济发展的后腿。长期以来，安徽一直缺乏一个适合人才创业与发展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导致人才流动性差，优秀人才得不到重用，人才流失严重，安徽成了闻名全国的人才流失大省，坐落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更被冠名为“出国人员培训中心”。其结果使得本来就严重贫血的安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第三、“等、靠、要”思想的恶果  客观地说，安徽人是不缺乏改革精神的，特别是安徽的基层民众在经济改革方面还每每有惊人之举。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贵的改革精神并没有广泛深入人心，进而成为推动安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反倒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等、靠、要”思想至今仍深深扎根于安徽上下，成为阻碍安徽经济快速发展的精神桎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浙沪等沿海省（市）经济发展思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内生改革。也就是把释放政府和民间的能量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在这些地区，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很少消极等待，而是主动出击。事实证明，这些“等、靠、要”思想越少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快。

      反观安徽，也许是在饱受长期落后而又苦于难寻发展良策的双重煎熬下，不少安徽人感到光靠自身的努力看来是无法改变安徽经济的落后面貌的。于是在上层领导中，一些人把振兴安徽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对安徽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上，而一些经济落后的县、乡（镇）也把改变本地区落后的经济面貌的希望寄托在省政府可能给予的资金扶持上。在这种思想观念的驱使下，一些地方领导颠倒了工作的主次关系，而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如何争取“上面”的支持上，结果不是杯水车薪，就是竹篮打水。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此失去了自救的时机与动力。

 

 

      显然，对浑身是病，积贫积弱的安徽经济来说，如果不对其进行伤筋动骨的彻底改革，仅仅进行外科手术是无法使其获得新生的。而且这种改革进行得越早越好，因为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国内外的经济竞争情势来看都对安徽越来越不利。所谓的“后发优势”对安徽这样的省份来说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同时，安徽人也应该意识到，除了自己依靠自己以外，是不应指望由什么救世主出现的。

      而如何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也许是困扰安徽上下的棘手难题。毋庸讳言，在安徽这样一个几乎是积重难返的落后省份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用安徽的一位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弄不好是会出乱子的”。至于改革的突破口，只要安徽人看到了经济落后的症结所在，也就不难下手了。当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安徽上下进行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取决于领导者在改革过程中的拿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