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时间上恰好与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浪潮相吻合。从量化指标上看，经济全球化明显地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超过各国国内生产活动的增长、国际投资增长速度高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在各种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中，短期性资本的增长速度又高于长期性资本的增长速度。导致9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各国经济内部的技术进步和政策调整因素，也有相互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和调整等因素。
　　经济全球化趋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是否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经济吸引国际投资的前景如何？大量国际产品和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会给中国国内产业带来多大程度上的冲击？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内外平衡关系。
　　
　　一、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与中国出口增长
　　
　　出口快速增长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特色，出口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5%上升到1997年的20%。这一时期我国商品出口按美元价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16.7%，名列世界前茅。同时，出口商品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制成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从1980年的12.4%上升到1997年的86.9%。1981年到1997年，工业制成品占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0%上升到41%。
　　因汇率和通胀率的关系按美元汇率计算的商品出口额增长率不等于按实物量计算的增长率，出口量实际增长率=人民币标价出口额名义增长率÷出口商品人民币物价上涨率；同时，人民币标价出口额名义增长率=美元标价出口额名义增长率×直接标价法￥/＄汇率变化率；因此，出口量实际增长率=美元标价出口额名义增长率×（直接标价法￥/＄汇率变化率÷出口商品人民币物价上涨率）。如果用国内通货膨胀率代替“出口商品人民币物价上涨率”，而汇率变化与国内通货膨胀之比又等于1，美元标价出口商品名义增长率就等于商品出口量实际增长率；如果这个比率大于1，出口商品实际增长率就会高于美元标价名义增长率。在1978－1997年的20年中，我国国内物价按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3.81倍，同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直接标价法（￥/＄标价法）上升了4.82倍（这相当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9%）。由于汇率贬值程度超过了国内通货膨胀，所以按现行汇率计算的我国商品出口名义增长率低于同期内我国商品出口量的实际增长率，即1978－1997年期间我国商品出口量的实际年均增长率高于前述的16.7%。大致地说，我国商品出口量实际年均增长率在这期间可能相当于21.1%。
　　这样的成绩在上个世纪屈指可数，即使是二战后的日本也难以望其项背。但日本的经历说明，在获得了长时间的出口高速增长之后，继续维持这种高增长是十分困难的。两位数出口增长率意味着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总体增长速度，在长期中，这意味着国外市场吸收本国出口产品的容量趋于递减，尤其是对一个规模巨大的出口经济体而言。另外，长期高速出口增长的经济迟早会面临汇率升值的压力，而汇率的升值趋势将成为阻止出口继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未来20年中，仍有许多积极的供给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出口增长。但是，高速出口增长潜力能否实现还必须看国际市场需求增长的前景。国际市场需求增长的前景是影响未来我国出口增长前景的关键因素。决定国际市场需求前景的两个基本因素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各国经济“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1970－1997年，世界各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3.8%，这比1950－1970年期间的增长率4.8%低。但是，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在下降，世界各国人均产值的实际增长率在近一个时期以来并不那么低。乐观地预测今后几十年中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可能在3.8－4.8%之间。世界经济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需要有一系列条件，包括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国际缓和局势的继续、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保持改革开放和持续增长、国际社会有能力克服诸如能源危机或亚洲金融危机这类冲击。缺少其中任何一项，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都会受到不利影响。这里假定未来20年中世界各国GDP总和实际年均增长率将在3.5%左右。
　　3.5%左右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是否能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带来比如说10%以上的出口增长率？可能性有一个，那就是世界各国经济的“贸易化”，即各国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通过对外贸易来进行，贸易占各国GDP的比重继续上升（即“贸易依存度”的提高）。
　　战后相当长时间中世界经济的确经历了显著的“贸易化”过程：从1950到1980年，各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各国GDP总和的比重，按固定汇率和价格计算，从7.0%上升到11.5%。但自80年代初以来，贸易占世界各国GDP比重的上升趋势出现了减弱迹象。世界银行（1997）的统计表明，按现行汇率和价格计算，世界各国商品出口额占GDP比重在1980年为18.6%，在1995年为18.5%。这一指标在最近15年中没有任何提高，甚至有所下降。
　　前面提及，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是国际贸易增长快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个特征如何与国际贸易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或者至少说不上上升趋势）这个事实相吻合呢？造成这个矛盾的直接原因是国际贸易量增长与国际贸易额增长之间的差别。前者按固定汇率和固定价格指数计算，后者按现时汇率和现时价格计算，两者完全可以不一致。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近20年中，推动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供给力量主要来自实行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中地区，它们中的许多成员同时也经历了其汇率不断贬值的过程。由于汇率变动的原因，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量增长速度超过了按国际货币尺度计算的相应贸易额增长速度。这是有关经济体贸易条件变化的表现之一。根据这些新情况，可以说，近来世界经济的“贸易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实际贸易量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表现为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贸易量快于出口贸易额的高速增长。
　　分析世界经济的“贸易化”趋势还可以考察主要发达国家中进口贸易占它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变化。图1显示了几个发达国家1980和1995年进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这6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和英国的这一比重在这一期间有所提高， 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而且，上升的美国和英国正是拥有大量贸易逆差的经济。去掉贸易逆差，很难肯定英美经济是否能够或在多大程度上经历进口/GDP比重的上升。
　　近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贸易额/GDP比重趋稳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贸易化”趋势的中止。但由于各国经济的结构变化，这种“贸易化”趋势很可能将不再主要表现为商品贸易额/GDP比重的继续上升，而仅仅表现为商品贸易额/可贸易部门产值比重的上升。各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共同趋势是服务业（又被称为“非贸易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第一和第二产业（又叫“物质产业”、“物品产业”或“可贸易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应下降。由于这个背景，前面所说的“贸易化”应当主要指商品进出口贸易额占各国可贸易部门产值的比重。从现有统计数字来看，以这种较为严格的指标来衡量的世界经济“贸易化”趋势仍然在继续进行。表1显示，从1980到1995年，世界范围内各国商品出口或进口占可贸易部门产值的比重显著上升，现在已经达到了50%左右的高度。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设想未来20年世界贸易（出口或进口）平均增长率介于3.5%－5.0%之间是可行的。同时，假设未来2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为8%也是可行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设想我国的长期出口增长率会有高中低三种可能性：8%、10%和15%。与此相对应，世界总进口增长率也有三种幅度：3.5%、4.25%和5%。设想以2000年为基点的初始状态，我国全部商品出口值（以下均按美元表示）为2,000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000亿，世界总进口（等于总出口）为60,000亿（此时我国的出口/GDP比重为20%，我国出口占世界总进口比重为3.3%）。
　　按照这些设想，经过20年，到2020年时会出现三种情形：（1）我国出口/GDP的比重保持不变，继续在目前的20%水平上，但我国出口占世界总进口比重达到8.6%，高于日本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2）我国出口/GDP比重达到28.9%，我国出口占世界总进口比重达到9.8%，超过德国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3）我国出口/GDP比重高达70.2%，我国出口占世界总进口比重达20.6%，不仅占据世界第一，世界经济史上也前所未有。
　　综合比较，三种情形中（1）的可能性较大。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的推测，但即便如此，我国在未来20年中维持8%的出口增长率仍然远远高于世界总进口3.5%的增长率。即使按照我们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率的乐观预测数4.8%，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十分巨大。实现这个设想，我们的企业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须有更大的作为。另外，如果大体上遵循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思路、两者的平均增长率大致上保持6－8%的水平，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将有可能维持长期平衡，人民币对外汇率可能得以保持稳定，我国面临的世界市场上的各种保护主义压力也有可能不急剧上升。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吸引外资的前景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吸引外资的前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国经济增长从哪些方面提出了对外资流入的需要。
　　发展中国家需要引进外资，通常出于三个理由或其中之一：（1）“国际营销差距”： 发展中国家拥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但缺乏国际营销技术与网络，需要借助外资企业来推动出口扩张；（2）“技术差距”： 发展中国家需要技术和管理先进的外资企业进入，为国内生产者提供示范和带动作用；（3）“国内储蓄差距” ：在一定经济增长阶段上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国内储蓄相对于国内投资需求不足的制约，因此需要借入国际资金。
　　对比近年来我国的现实情况，可以说这几种因素对我国的外资流入需求都产生了影响。前面提及，商品出口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不到5%上升到1997年的20%。应当指出，外资流入在推动这个比重的上升上起了重要作用。
　　表2列出1986－1998年中国全国商品出口额和外商投资企业商品出口额统计数字序列。这两组序列之差是“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即中国国内生产者的商品出口额。在1986－1997年期间，外商投资企业年度出口额从5.8亿增加到74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55.6%；同期内我国国内生产者出口额从303.6亿增加到1077.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2.2%。在这一时期，我国出口额/GDP比重的上升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所带动。这说明，我国大量依靠了国际资本实现商品出口的高速扩张，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国际营销差距”是明显的。但是，对这种类型外资进入的需求是派生需求，它受制于对我国商品出口的国际市场需求增长，而这个国际市场需求的前景在未来几十年中并不一定看好。因此，我国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张而形成的对外资流入的需求在增长速度上可能较难在80——90年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第二个方面是由“技术差距”而形成的对外资企业及其资本流入的需求。体现这种需求的一个指标是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国内市场上的份额。在90年代，这个比重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见表3）。影响对这种类型外资进入需求的主要经济因素是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和互补性。一般地说，这些因素应当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
　　第三个方面是“国内储蓄差距”问题。我国是一个国民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因此，直觉上看我国经济中可能并不存在“国内储蓄差距”、我国并不需要外资流入以维持国内投资规模及其增长。在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我国并不是一个外资净流入国。据此，似乎可以说，未来中国出现国内储蓄差距的可能性较低，因而需要外资净流入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有几个因素值得注意。第一，历史数据表明，在过去十多年中，虽然我国居民表现出了较高的储蓄倾向并支持了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但我国居民储蓄倾向的稳定性并非完全不成问题，尽管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已经上升到一个高水平。其次，尽管过去几年中我国吸引外资的实际总量效应主要表现在官方外汇储备的增加上而不是国内投资的增加上，但我国吸引外资的宏观经济效应仍然应当被认为是积极的。这主要是因为，客观上官方外汇储备的增加一定程度抵消了人民币贬值预期、从而帮助我国开始放松对国际交易的制度性限制（在1996年底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并预防国际金融危机。第三，尽管从正式统计中我们看到近几年中我国基本上一直保持了资本项目的顺差，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多多少少的资本外逃现象（即不进入资本项目统计但可能表现为整个国际收支统计中“错误与遗漏”项目的增大）。为了对付隐蔽形式的资本外逃所引起的不利宏观经济效应，不排除有时需要正规渠道的资本引进（例如官方性的资本借入）。第四，即使在理论上，高储蓄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国家不需要借入外资的一个充足理由。高储蓄应当与高投资需求相比较。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基础建设规模的巨大，不排除在某些年份国内储蓄相对国内投资出现暂时性不足的情形（尽管从更长时期中我国的总储蓄与总投资需求是相平衡的）。第五，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等原因，我国国内利率水平（包括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高于国际市场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性的国内企业机构必然形成对国际资金流入的需求[1]。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我国会继续产生对外资净流入的一定需求，这种需求在各个时期中不尽相同。这种外资流入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借贷性资金流入，包括政府性的和商业性的信贷资金流入以及证券资本流入，在期限上也包括长期性和短期性资金。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的“供给”方面。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加速增长的势头，尤其是证券资金和借贷资金的流动（其中包括短期性的投机资金）。从大趋势上看，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供给”似乎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流动来看，近十多年来的情况说明流入我国的FDI与国际范围内的FDI流动在变动趋势上有很大的不同。图2比较了80年代初以来全球FDI流出和中国FDI流入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在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前半期，全球范围内FDI流出的增长速度与中国吸引FDI的增长速度有显著差别。这种差别性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吸引FDI流入的主动性及其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FDI流动的国际大潮流并不一定会自动地体现在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在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经济社会中，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FDI国际流动及其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流入。
　　首先，世界经济周期及其对资本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90年代初以来，欧美发达地区的经济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时期，通货膨胀率与8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利率水平随之也出现下降趋势。即使在经历经济滑坡和衰退的日本，通货膨胀也受到抑制，利率水平继续下降。此外，由于老龄化等因素，发达地区中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可以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高回报的资本流动将会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是，这种增长仍然将继续受制于发达地区宏观经济周期（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利率等指标的周期性变动）。
　　其次，全球化背景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明，在现有国际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还远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过程。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强，一方面起着推进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也起着激化不平衡发展的国际金融市场中现存矛盾的作用。在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动荡局势中，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包括证券资本流动在内），而且也有直接投资活动。1998年流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在数额上比1997年减少了4%，是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一个明显证据。
　　第三，在发展中地区，各国各地区吸引FDI的努力客观上使它们相互间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发展水平和人口经济规模与中国比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吸引了大量FDI。在1993－1995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超过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影响他们选择FDI流向地的决策有许多因素。一些投资者会跟随别人前往同一个地区进行投资，另一些投资者却会在大量国际投资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投资分散和全球配置。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仍然有巨大潜力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而对吸引外资的层次和侧重点等进行相应调整。
　　第四，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表现出来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一个突出趋势是以跨国并购（cross－border M＆A）为途径的FDI迅速增长，而且主要是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大规模开展。图3显示，80年代后半期，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动以27.1%的年均速度增加，同期内跨国并购的年均增长率为21.0%，前者高于后者；到90年代前半期，跨国并购的增长速度（30.2%）超过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15.1%），并在1996、1997和1998三年中继续超过后者。目前，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以跨国企业并购形式进行。
　　发达经济体之间跨国并购的增长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增强了它们的全球意识、追求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重组、许多行业出现了成熟化趋势等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发达经济体中资本和产权市场相对成熟和开放也是相关的基础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在资本市场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并向国际惯例接轨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今后较有希望长期维持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也可能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和领域。
　　
　　三、全球化、产业冲击和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各国市场相互开放从长远看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并共同获利。但是，发展中国家急剧的市场开放有时不仅不能推动本国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产业冲击效应，导致一些国内产业遭受巨大冲击而一蹶不振。
　　经过多年来的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已经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表3概括了中国工业品国内市场上外资投资企业和进口商品所占的份额。这些指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全球化对中国国内市场日益扩大的“渗透”。在1993到1997短短的5年中，两者在中国国内市场中共同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30%。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一方面贯彻了继续改革开放的方针，另一方面又保持了相对的连贯性。我国的国民经济基本上维持了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因而在全球化对我国经济“渗透”不断扩大的同时我们并未出现严重的产业衰退。
　　中国政府近来加快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国政府总的原则立场是，中国在成为WTO的成员后，将根据国际惯例和协议精神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开放，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只能由国内垄断经营的行业将逐步走向开放，其中包括石油化工、电信、银行、保险、外贸经营业等等。在一些重要产品上的政策性贸易壁垒也将逐渐拆除，例如在农产品和汽车等等商品上。对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股权限制政策也将进行一些调整。总之，围绕WTO谈判所展现出来的政策倾向是中国在世纪之交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中国准备加快对外经济开放引起了一些担忧。一个重要的担忧是中国国内产业是否能够承受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压力。客观地讲，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不少国内企业习惯了过去那种相对封闭、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环境，如果让它们一下子暴露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去与实力雄厚、管理先进的国际大型企业相竞争，命运难卜。而且，如果相当多的国内企业遭受挫折、一些重要产业面临萎缩的威胁，整个国内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自然也会受到严重不利影响。
　　归纳起来，我们已经形成两个合理判断：一是“我国许多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竞争能力差距”；二是“市场开放不仅不一定能帮助缩小这种国际差距，而且也有可能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持有另外两个合理判断：一是“继续实行市场非开放政策很可能无助于缩小国际差距”，二是“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放有可能帮助缩小国际差距并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上述判断中的最后一项其实已为我国过去的经验所证明。图4比较了我国27个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增长和产业开放程度[2]。“产业增长”用各部门独立核算企业增加值在1993－97年期间的相对增长速度来表示（即各个部门的产值增长率除以全部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在图中为“产值增速指数”，其数值从0.5到1.6不等）；“产业开放”用各部门中1997年国有企业的相对产值比重来表示（即各部门中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除以全部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在图中为“国企比重指数”，其数值从0.1到1.6不等）。图4表明，在“产业增速指数”与“国企比重指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负相关关系，即：一个产业中的国企产值相对比重越高，该产业的产值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相应地，一个产业中的国企产值相对比重越低，该产业的产值相对增长速度就越高。如果我们将一个产业中的国企比重看作是该部门对内对外开放程度的近似反映，那么，上述结论也可表述为：一个产业部门对内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该产业获得较快增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个结论显然与“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放有可能帮助缩小国际差距并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是一致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关于市场开放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论，这就是：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尽力操作好相关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市场开放有可能减轻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冲击效应、帮助缩小国内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的国际差距、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有必要指出，这个结论中包含两个重要之点。一是“循序渐进”的原则是指在市场开放上应当有某种时间表的安排，尽可能减少渐进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弱化国内企业在这个问题上的侥幸心理和依赖态度。二是对外市场开放应当同时伴随着对内市场开放，市场开放应当同时伴随着国内企业经营机制的改善。国内企业经济机制的改善，一方面指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类型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指国内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为各种非国有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成长环境。从企业角度，它们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利益机制或利润动机，而且必须具有迎合市场需要的经营态度，把获得消费者、客户持久性偏好当作事业成功的唯一尺度。
　　
　　四、结束语和政策建议
　　
　　总结前面的讨论，可以说，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需要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和资本资源。但是，总体国际市场的前景受到世界经济一般增长率的制约，而且，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未来时期中我们不能指望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会象过去那样明显地超过各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形成指导未来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原则时，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应当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当坚持立足于国内市场发展的原则，遵循平衡增长的思想。
　　第二，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放原则，对内对外开放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创造条件帮助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能力。
　　第三，需要继续实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持经济增长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方针。
　　第四，需要继续保持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利用直接投资来缩小国内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和经营管理差距，利用国际信贷资金来平衡国内储蓄差距的周期性或不规则性波动。为了保持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未来的工作重点将放在完善资本市场、劳工人才市场和产权制度建设等方面。
　　
　　注释：
　　[1]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是导致国内市场利率高于国际市场水平的一个原因，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意味着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或者说有效的储蓄资金供给相对不足， 这自然会在投资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倾向于抬高国内市场利率。
　　[2]27个制造业部门是我国现行统计中除“石油加工业”和“烟草加工业”以外的所有制造业部门。“石油加工业”和“烟草加工业”是两个相对特殊的行业，故未包括在图4的统计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