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汪同三 发布：2004-08-06 阅读：7023次
一、导言
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陆续采取了一些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启动经济，如自1996年5月到1999年6月三年间连续7次调低利率、不断追加政府财政支出和扩大国债发行以及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等，甚至连征收利息税、大幅度扩大高校招生都成了刺激居民消费支出的政策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目标也从力求稳健转向极具扩张性。
然而，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并没有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趋于旺盛，虽然短期显现出一些效果，但总体上还在继续朝恶化的方向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
通货紧缩的证据
通货紧缩一般被定义为物价水平的广泛、持续下跌，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化是判断是否出现通货紧缩的最重要依据。正如图1所示，零售物价总指数（RPI ）从1997年10月起到1999年年底连续27个月下降，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则从1998年3月起持续下降22个月。
依据一般定义，应当判定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系列）。
但是，也有人否认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物价水平的下降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只有当物价水平下滑伴以经济衰退（经济负增长）和货币流通量下降才是通货紧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M2的增长速度都是正的而且速度还不低，因此中国经济并未出现通货紧缩，至多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某些迹象。
其实，这种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衰退”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早期的经济波动中，经济衰退一般表现为经济总量的绝对下降，即经济陷入负增长。但是在二战以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中，人们却很少观察到这种剧烈的经济波动，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较少表现为经济总量的绝对下降，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增长速度的下降经济总量绝对下降的情况也不是没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地区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就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经济学家把这种表现为增长速度上升或下降的经济波动称为“增长周期”（GrowthCycle ），以区别于经济绝对量上升或下降的“古典周期”（ClassicalCycle），而把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的经济衰退称为“增长型衰退”（GrowthRecession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在中国，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运行经历了多次古典型的周期波动，但近20年来更多地表现为增长型波动，甚至在波动相当剧烈时也没有出现绝对的负增长（见图2）。出现这种增长型而非古典型波动的原因，一方面，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罕见的持续高增长（从1978年到1999年的年均GDP 增长率高达9.5％），很难有什么力量把这种高增长状态一下子拉低到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同时不断对经济生活中的不合理因素进行改革。在克服经济波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调控手段日趋成熟，这一点可以从经济波动幅度的日益减弱中得到证明，最近的例子就是1994—1996年中国经济的成功“软着陆”。
尽管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增长状态并且增长率也不算低，但从1993年开始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也相当明显，GDP 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一路下降到1999年的7.1％。但我们必须区分其间的两个不同阶段。在1992—1996年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中央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来控制经济过热的局面。但从1997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形势出现了变化，中央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尽管扩张性政策的强度不断加大，但经济增长速度仍持续下跌，1997年为8.5％，1998年为7.8%，而1999年下降到7.1％。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增长型衰退”（见图3）。
在理解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型衰退后，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货币供应量仍在增加而不是收缩。根据货币增长方程M ·V=P ·T ，当以价值形式表示的总产出（方程右边）
仍在增长时，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 保持不变，货币供应量M 增长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货币供应量减少的惟一可能就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抵消了货币流通量的不足。而在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近些年来货币流通速度也在不断放慢（谢平与沈炳熙，1999）。这就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仅要与经济总量的增长相适应，还必须有部分增加来抵消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通货紧缩所伴随的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不是收缩。
国内对通货紧缩成因的争论
对于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经济学家们的分歧就更严重了。概括起来，大致有合理说、外部冲击说、货币主义说、政策失误说以及供给说等几派意见。刘树成（1999）认为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合理性，是在对前期高通货膨胀的矫正中出现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应对形势估计过重，政策力度也不宜太强。胡鞍钢（1999）、李扬（1999）等将中国的通货紧缩同全球性的紧缩趋势联系起来，强调全球性供大于求的矛盾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谢平与沈炳熙（1999）则从货币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强调通货紧缩的货币特征，认为货币供应增长的放慢是通货紧缩的原因所在。胡鞍钢（1999）还将通货紧缩的形成归因于中国经济软着陆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方向没有做出及时的调整。以上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把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于短期因素的影响，认为这些短期因素导致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外部需求（出口）的下降。余永定（1999）则从供给方探讨了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指出企业大面积亏损特别是亏损企业未退出市场竞争是导致通货紧缩的根源。
通货紧缩在90年代后期出现与经济软着陆后的政策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等问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是有密切联系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通货紧缩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需求方出现的种种萎缩情形也只是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源。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必须从供给方查找，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以及由此对居民收入和消费所产生的抑制作用。中国当前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的高积累政策，是高积累政策所带来的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
二、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长期实行的高积累政策
有效需求不足源于居民收入被压抑
通货紧缩的出现与有效需求不足密切相关，经济学家们对此有广泛的共识。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需求方因素中，消费需求不足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急剧下降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矛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多年时间里最终消费率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4）。
图4.最终消费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引起的，而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常常被认为是居民储蓄率上升的结果。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倾向感到疑惑不解，因为居民储蓄的不断增加几乎是“全天候”的，几乎不受利息率波动的影响，甚至在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利率为负时居民储蓄仍然增加。一些经验研究（李焰，1999）表明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与利息率之间只存在很弱的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西方发达经济所作的一些经验研究也没有发现利率水平对消费和储蓄有显著的影响（如Campbell&Mankiw ，1991等）。
其实，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与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是对应的关系，一方并不能被解释为另一方变动的原因或结果。居民消费水平下降的最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水平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增长缓慢。从图5中可以看出，相对于GDP 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并且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下降（赵京兴，1999），从1984年的64.2％下降到1998年的41.4％，下降幅度是非常大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赵京兴（1999）。
根据现代消费理论，消费不仅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持久收入）也在消费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近些年来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居民收入预期不稳定，人们倾向于进行更多的储蓄以应付未来可能的支出增加，从而导致居民储蓄的超常增长，而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和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另外，中国长期以来缺乏消费信贷使得居民消费所出现的阶段性特征（余永定与李军，1998）也是居民储蓄攀升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得不为购买某一大件商品而进行长时间的储蓄。
居民收入被压抑是高积累政策的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高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力量，这已经被许多经验研究所证实。在绝大部分年份投资率都维持在35％以上，1993—1995年甚至达到40％以上。而支撑这么高投资率的主要力量则是高储蓄率，中国的总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几乎一直在上升，90年代达到并维持在40％以上（图6）。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经常被同居民的高储蓄倾向联系起来进行解释，用居民储蓄的增长来解释总储蓄率的上升。其实不然。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么多年来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作为居民收入之一部分的居民储蓄怎么可能支撑全部储蓄占GDP 比重的持续提高呢？
其实，总储蓄率在统计上并不是一个直接统计出的量，而是通过最终消费率间接计算出来的。因此，储蓄率的不断攀升是与最终消费率的不断下降相对应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总储蓄率的概念是由“积累率”来表达的。我们这里倾向于使用“积累率”的概念来说明，高储蓄率不仅仅是由居民储蓄的增长带来的，更主要地来自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是通过抑制居民收入增长来实现的。相当一部分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时已经被直接转化为积累，政府实现高积累的主要手段是对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的直接控制。
投资率“�总储蓄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政府直接控制着国有部门的工资政策。在实行福利工资政策的名义下，国有企业以及其它国有部门职工的工资只是其部分收入，工资水平较低，收入的其余部分被政府集中起来以提供福利性的甚至“免费”的住房、医疗乃至休闲娱乐等服务。但是这笔钱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账户进行管理，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将它转化为资本投资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直到今天，国有部门的低工资政策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而随着改革推进，政府向居民提供的公共福利却越来越少。
在农村，政府则是通过严格控制农产品的价格来加大积累。长期以来，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被政府所垄断，与工业产品的价格相比较被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从而变相地把部分农民收入转化为工业部门的积累，形成了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严重的“剪刀差”，从而造成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十分突出，给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在非国有经济部门，虽然政府无法直接控制，但正是由于政府压低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国有部门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因此非国有经济部门也可以相应地压低雇员的工资水平，甚至比国有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这些部门，剩余的很大一部分被企业主所占有，其中大部分也被用于投资。这也是中国当前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偏低、消费需求不旺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在一些经济过热的年份，积累率还在诸如高息揽储、乱集资等非法手段的推动下进一步提高。例如在1992—1994年经济过热、投资需求空前高涨的时候，这种混乱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和企业都非常突出，有的甚至带有强制性。结果，积累率不断提高，而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则进一步受到抑制。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加上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到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倾向于进行更多的储蓄以应付未来可能的支出增加应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与其说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攀升是高积累形成的原因，不如说是政府高积累政策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收入在经历了1978年到1984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从1985年开始增长放慢，占GDP 的比重也不断下降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利用计划手段强制实行低收入分配政策。1978年后这种状况一度有所改观，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从1978年到1984年逐年上升……
高积累的背后
其实，主要靠高资本投入获得高增长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曾经历过的一个阶段，这也为许多经验研究所证实（Lau ，1997；Young ，1994）。从这一点上说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实行高积累政策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无可厚非。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的积累率不但高得出奇，而且在提高到较高水平（如达到40％以上）之后并没有稳定下来，而是还在不断攀升（1999年接近5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佳和投资的效率损失太大。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人（包括私有企业）而非政府，一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但是中国不同，长期以来政府而非私人是投资的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大部分投资流向效率较低的国有经济部门。不仅如此，由于缺乏有效机制约束投资主体的行为，再加上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出现了大量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投资的回报很低，从而使投资效率也大大损失（宋国青，1999）。另外，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非常低（Lau ，L.J.，1997），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增长的质量不高。正是由于投资效率和增长质量的低下，无法形成资本自我积累的良性循环，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所要求的资本积累率进一步提高。从1991—1996年与1982—1986年这两个类似增长阶段增长率和投资率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图7），同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所要求的投资率和积累率更高。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机制分析
既然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和消费长期受到严重压抑，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又是如何迅速转变为通货紧缩压力的呢？下面我们就在一个AD—AS模型的框架内分析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转变过程和机制。
投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故事还要从70年代末期开始讲起。那时计划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就处在一种非均衡状态，造成这种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利率水平被人为压低到均衡利率水平之下，投资需求超过了资本供给能力（主要是国内储蓄）；二是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对农产品以及主要矿产品等重要原料的价格水平进行严格控制，以支持某些特定部门如重工业部门的增长。这样，从一开始中国经济就处在供不应求的不均衡状态（图8中D 0—S 0），并形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P 0*—P 0）。只不过由于对价格水平实行严格控制，当时这种压力被没有转化成实际的通货膨胀。
为缓和这种供求矛盾，中国开始了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改革主要着眼于在微观经济领域建立激励机制以提高效率，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生产、流通以及投资等领域的控制。这些改革举措是非常成功的，不仅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总供给能力的迅速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也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在放权让利等政策的激励下，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民间经济活动也活跃起来。由于利息率水平仍然被控制在较低水平，投资需求迅速膨胀。结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并没有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逐步放开了对价格的控制，随着实际价格水平向市场均衡价格水平靠近，通货膨胀压力开始转化为真实的通货膨胀。然而，由于这段时期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基本上并未采取措施对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加以抑制，而是采取加大积累的措施以满足投资需求。本来，高积累政策在促使总供给曲线外移的同时，也对消费需求起到抑制作用，从而使总需求曲线有向下移动的压力。然而由于利率被压低的状况长期没有得到改变从80年代初开始，政府几次提高了名义利率水平，利率档次也由两个增加到六个。但是到1996年以前，政府对利率水平实行严格控制，只允许商业银行在官方基准利率上下进行有限度的浮动，利率水平不是通过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和商业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来决定的。因此1996年以前中国的利率水平一直低于市场结算利率和潜在利率水平。1996年才开始真正改革利率政策。，通货膨胀又使得实际利率水平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需求仍在不断膨胀，推动总需求曲线继续向外移动。这样，由投资需求过旺所带来的供求缺口（图8中D 1—S 1）反而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图8中P 1*—P 1）推动价格水平继续上升。 在一些特殊的年份受一些非常规因素的影响（如1987年价格闯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投资需求空前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地方政府和民间借助强制性乱集资、高利率黑市等各种非法手段来增加资本供给，但仍然无法满足投资需求，资金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金融秩序混乱等因素，最终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图9），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激化。这正是1987—1989年和1992—1994年间中国经济所发生的真实情况，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4.1%.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来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头号大敌，政府政策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舒缓供需矛盾、抑制通货膨胀上。与此同时，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加剧，这主要是政府长期实行高积累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压抑的结果。但是由于投资需求的膨胀，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在大部分时间被掩盖起来。虽然有时有所显现，但通常都是在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抑制投资过热时才暴露出来，因而被看成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没有当做一个带有长期性根本性的矛盾来认真对待。因此，我们可以说由消费需求不足所形成的通货紧缩压力在通货膨胀时期已经存在，并被通货膨胀掩盖起来了。
通货紧缩的出现
为治理恶性通货膨胀，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对过度的投资需求进行压缩，强迫总需求曲线回移，以缩小资金缺口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1989年采取的是“急刹车”的办法，强迫整个经济形势骤然冷却。但在对付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的过程中，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对头、力度适当，中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正当人们为“软着陆”的成功实现而欢呼时，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阴影，开始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供大于求的局面。应该说，最终摆脱短缺经济是中国经济近20年改革和快速增长的结果，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生产能力的过剩是与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和消费受到压抑相联系的，可以说正是消费的不足使得生产能力过剩的时代提前到来。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来说，过剩的时代来得太早了。
从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谨慎地启动经济，以避免经济的过度衰退。然而，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引起企业、特别是原本就效率不佳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亏损面、亏损额扩大。企业盈利下降意味着投资的回报减少、风险加大，于是银行惜贷、企业惜投，投资急剧萎缩。这里有必要区分1996年前后投资萎缩的不同特点：此前是在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下投资需求膨胀被抑制而逐渐回落，而此后则是企业针对投资前景不乐观所做出的自觉反应。
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面的扩大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收入减少。这种情况使无论下岗的还是仍在岗的工人都对未来收入产生不确定性预期，而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领域改革的推进却清楚地预示着未来支出的增加。于是人们就合理地选择减少当前消费、储蓄更多的钱以备未来之需，消费需求也进一步萎缩。再加上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品出口需求的影响，总需求曲线大幅度回移（图10中由AD2到AD3）。
而此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处于亏损状态的国有企业并没有退出生产者的行列（余永定，1999），加之高积累政策没有改变，总需求曲线基本上仍然维持在原有水平（图10中AS2）。
这样一来，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发生急剧逆转，由供不应求迅速演变成供过于求（图10中S 3—D 3）。于是我们看到均衡价格水平大幅度降低，形成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图10中P 3—P 3*）。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以来实行高积累政策严重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进而抑制了居民消费，加上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影响，导致了当前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突出，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又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和投资需求萎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全面萎缩不仅导致价格水平的持续下跌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对货币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的减少也导致货币流通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放慢，从而形成了通货紧缩的局面。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趋缓又反过来影响到居民收入增长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使得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于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扩大，价格水平不断下降，形成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但根源在于长期实行的高积累政策，这一根源的消除不是一个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的任务，通货紧缩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长期矛盾，必须采取有远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通货紧缩的根源。
（一）政策取向应着眼于总供给，特别是改变高积累政策
从图10中我们可以看出，治理通货紧缩有两个基本的政策取向：一是推动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即采取扩大总需求的措施；二是推动总供给曲线向内移动，即减少总供给。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努力方向一直集中在推动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上，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但民间投资需求仍然没有被带动起来，而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更是显得有点束手无策。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虽然通货紧缩在这些政策作用下有所缓和，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然萎靡，通货紧缩的压力仍然很大，经济回升乏力。这些扩张性政策的力度稍有减弱，通货紧缩的形势就会进一步恶化。
总需求为什么这么难以被刺激起来呢？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需求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与供给方的问题相联系，根源在供给方。不仅与企业的生产和效益有关，而且关系到投资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正确的政策取向应当是从总供给方面来解决问题，首先将总供给曲线推回到原位。具体地说，主要政策着眼点有两个：一是尽力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二是降低积累率。通过这些政策的调整不仅可以促使总供给曲线回移，而且有利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缓解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改善企业经营状况。
生产能力除与消费不足相比较的相对过剩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长期以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所导致的绝对过剩。因此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应当与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产业结构联系起来，坚决把那些长期亏损、效益不佳的企业该破产的破产，该关闭的关闭。
高积累的形成虽然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但要将积累率水平降下来却不是仅仅改变积累政策那么简单，因为它是与投资效率和增长质量不佳相联系的。因此，要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合理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着眼于合理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来改革与此有关的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以及价格政策等。因此解决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需要同体制改革和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进行长期的努力。
（二）解决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是一个长期任务，需要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
长期政策目标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改变片面依靠高积累、高投入的粗放增长模式；在中期要坚定地推进改革，因为改革进程拖得越久，人们的预期越差；在短期要继续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遏制通货紧缩，为中期改革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的实现提供好的环境。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主要着眼点应在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最主要的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改变片面依靠高积累、高投入的粗放增长模式。现在必须着眼于长远加大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投入，采取刺激、鼓励技术进步的措施，切实把国民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事实上，现在就是有利时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带来一些问题的同时，常常也为一些问题的解决和一些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契机。在当前投资需求不足、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直接投资也可以出台措施引导投资流向那些投资收益稳定但回报周期较长、或者投资风险较大但收益较高的教育、科技、研发部门，而这些都是在经济较热时难以吸引投资的领域。高校扩大招生、鼓励社会参与办学就是非常好的“顺周期”调节措施。
在中期，要坚定地推进改革，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一切威胁经济的稳定增长、阻碍长期发展目标实现的不合理之处。以改革促发展，是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尽管目前的通货紧缩压力使这些改革的困难增大，但如果想放弃或延缓这些改革来解决问题，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可以说，改革的进程拖得越久，改革的前景越不明朗，人们的预期就越差，对未来的信心就越不足，紧缩就会进一步加剧。
在短期，要继续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遏制通货紧缩的进一步恶化，维持一个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合意”的涵义是既不要急于去追求高增长又要避免经济的严重衰退。
不要盲目去急于追求高增长或新的经济发展高潮，是因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实现以前，没有质量的高增长只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矛盾，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紧缩压力。努力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基于以下考虑：（1）避免经济陷入“增长陷阱”中难以自拔；（2）避免激化社会矛盾，为改革顺利进行保持一个好的环境条件；（3）稳定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特别是维持投资者的信心，不使资金大量外流。事实上，1998年中央政府力保8％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考虑到了这个“合意”增长速度的要求。
短期的宏观调节政策应当与中长期政策协调起来。短期的经济刺激措施不应损害长期发展目标和中期改革目标的实现，同样中期改革目标应当与长期发展目标相一致。后者在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基本上一直是坚持的，“摸着石头过河”正是适应长期发展的目标而进行改革的生动写照，改革一直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推进的。但是，前者一直做得不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调整基本上是围绕短期经济波动而变化的，而无视甚至牺牲改革和长期发展目标的需要，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不断重复“停停走走”（stopgo）循环的原因之一。
当前在选择克服通货紧缩的政策组合时一定要考虑经济长期增长的要求，那些可能损害长期增长的政策手段必须予以摒弃。
（三）在抑制通货紧缩的同时要警惕通货膨胀
中国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事实上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只不过一直被过热的投资需求所掩盖，而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就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可以避免经济的急剧下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但是在不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不解决增长质量和投资效率这两个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投资需求膨胀将再次掩盖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非但消除不了通货紧缩的根源，而且很容易在此诱发新的通货膨胀。新的通货膨胀不会自动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只是将矛盾暂时掩盖起来，深层次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甚至会进一步累积恶化。一旦政府投资的后力不继，又会很快掉进通货紧缩的深渊。
警惕通货膨胀不是说中国马上就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也不应一般性地说通货膨胀比通货紧缩对中国经济更危险、更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在政府支出不断增加而投资拉动增长的效应越来越弱减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西方国家七八十年代所遭遇的“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将陷于两难境地，即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可能使通货膨胀恶化，而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又将使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积累加剧，再次出现通货膨胀急剧转向通货紧缩的局面，形成紧缩�通胀的恶性循环。
因此，当前在采取扩张性政策抑制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必须对通货膨胀保持高度警惕。
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通货紧缩的深层次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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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
赵京兴：《消费需求分析》，见《中国经济前景分析��1999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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