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世界各国出于调整经济的需要，民营化日趋活跃发展。民营化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存量转换，调动社会种类投资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发展资本市场与国家机构的改革.民营化并非是对公有制的否定，民营化不可能取代国有经济，我国国有中小企业应全面实现民营化。
　　一、从全球民营化的发展谈起
　　在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管制，不可能完全放任自流，办法之一就是创办国有企业，实行国有化等。即便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都有或多或少甚至有较多的国有企业，如法国的国有企业占17%以上。这些国有企业或者是私人经济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投资和经营能力，需要利用国家的财政进行投资和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如宇宙航天、原子能开发等领域的企业，或者是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提供基础服务，要求有相当稳定性部门的企业，如邮电、铁路、供电、供气和供水等部门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态，改变其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往往动用国家财力投入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的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相对显得较高。
　　世界各国在国有化的同时也在民营化，二者平行不悖地存在。所谓民营化，狭义上是指政府把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有形的国有资产，通过返还出售、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等形式转让给个人、私人垄断组织或经济集体的经济现象；从广义上说，除此之外还包括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环境的“自由主义发展”，如政府放松管制、增强市场机制、强调发挥民营经济的功能等。由于国有化形成的人为垄断和官僚机制，阻碍市场机制的发挥，因而早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美国政府曾把二次大战时国家兴建的投资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绝大部分军事工业企业先后转卖给各私人垄断组织。英国工党执政时期，曾经大规模地搞国有化。但国有化的低效率严重影响英国经济的增长。50年代初期，英国保守党上台不久，就把已经国有化并增加了投资的钢铁企业和部分长途汽车运输业按原价返还或出售给私人经营。1959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开始推行由公众尤其是小投资者广泛持股，实行所谓“人民股”的“非国有化”方案，直至1965年才告完成。但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并未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管制。应该说，上述这些国家的民营化举措，还没有刺激欧美其他国家启动民营化方案，更没有在全球形成民营化气候。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增长经济学开始了一场革命，即开始抛弃凯恩斯学派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而转向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这种经济思想要求尊重个人积极性，强调充分发挥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限制国家于预经济的规模和程度。在这种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英国首先成了民营化的实验场。1979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英国国有企业的长期亏损，财政的入不敷出，促使撒切尔夫人决心进行改革。1981年初，撒切尔夫人开始实施民营化计划。到1984年，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民营化，涉及的产业部门非常之广。例如政府将英国电信公司以39.16亿英镑出售给私人公司后，拉开了英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序幕。在整个80年代，英国先后将包括英国宇航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英国公共汽车公司、肖特飞机制造公司，以及制造飞机发动机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等数十个大国有企业实施民营化。
　　紧随英国之后，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洲国家和大洋洲国家也相继提出并实施规模不等的民营化方案。例如，1986年3月法国希拉克出任总理后，在5年内把65家国有的总价值达到500亿美元的金融公司、银行、工业企业民营化，包括5大工业集团：通用电气公司、圣戈班公司、罗纳—普朗克公司、汤姆逊—布朗特公司、佩西纳公司；两家宇航、军火工业集团：马特拉公司和达索公司；两家名列1986年世界前12名的大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和里昂信贷银行；一家大金融公司：巴黎荷兰金融公司。又如，美国里根政府决定自1986年起的5年内将联邦政府的5个电力机构、2个石油仓库、1个铁路公司、5个卫星遥感站出售给私人经营。这其中，1987年3月美国联合铁路公司的民营化，是美国历史上向私人出售的最大一家国有企业。而日本首先从“国铁”部门开始民营化。日本在铁路部门把全国大部分的国有铁路实施了民营化。
　　与此同时，拉美、中欧、东欧、非洲和亚太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营化也渐趋活跃起来。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国有企业方面同样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通过民营化来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规模过大，所占比重过高，生产和经营的范围过广，生产效率普遍低下，严重亏损，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譬如说，国有企业的规模过大，就很容易脱离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水平。这一方面表现在国有企业的生产往往因国内市场有限、原材料供应不足，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管理干部的管理能力、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国有企业的发展规模不相适应而导致决策失误、经营状况混乱、产品质量不高。还有，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呆板，生产经营权和财务管理权都集中在上级主管部门手里，企业领导人无权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的规蘑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更无权改变生产的方向，反正盈余上缴国家，亏损也由国家补贴，致使企业无所作为，缺乏改进管理和推动技术改造的内在动力，也必然缺乏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民营化成了世界各国调整经济普遍采取的战略选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化的浪潮愈趋凶猛，涉及的国家已达100多个，范围也更为宽广，从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钢铁、汽车到高度社会化的邮电、铁路、航空部门，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银行、金融公司到为居民生活服务的餐馆、洗衣店，概莫能外。
　　就以钢铁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制造业中需求量最大的原材料，很容易成为国家的垄断部门。但随着各种新型工业材料如高分子合成材料、精密陶瓷、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等的出现，钢铁已不再是不可替代的原材料，因而在许多国家也就不再成为国家的垄断部门。再如铁路更是如此，随着高速公路、空运的发展，运输业的竞争十分激烈，一些国家难以继续垄断，也不得不转为民营公司。2003年10月1日，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接管俄国交通部负责的铁路经营管理职能，并投入运营。该公司法定资本超过5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它的成立是俄国政府打破垄断行业，实施民营化改革的“试验田”。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花了近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设施也实施民营化。例如：英国将公立医院的设备出租给私人医生，鼓励民间资金对公立学校投资，国家保障的养老金也向个人投保的金融公司转化；美国有些州干脆把地方医院、学校直接交给私人去办；德国亏损经营的公厕转为民营后很快就有了盈余，以致以经营厕所闻名的德国瓦尔股份有限公司战胜宝马和奔驰公司，当选为2003年德国最具创意的企业。
　　二、民营化对经济调整的作用
　　鉴于国有企业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亏损大、竞争力差等弊病，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通过对国有企业资产关系的多元化，让国有企业转向民营化模式来灵活地支配和管理国有资产，以克服国有资产存量刚性与财源严重不足的矛盾，更有效地利用和使用其所拥有的资源。
　　第一，提高国有资产存量转换弹性，适应经济发展对国有资产投向及活动重点的新要求。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大都分布在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甚至不盈利的部门、行业和领域。这些部门、行业和领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例如邮电、铁路、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等。随着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资产存量必须朝着适应国家调整经济所要求的投向及活动重点发展，换句话说，国家必须对国有资产存量进行转移和调整。但是，国有企业的资产不像民营企业的资产那样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由地流动和迅速转移，具有较大的存量转换弹性。即便是一些盈利性的国有企业，在产权不界定、财产所有权未二重化为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与财产的法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也难以及时根据经济发展要求对其资产存量进行流动和转移，所以这部分国有资产存量的转换弹性也很小。国有资产的这一特征决定的存量转换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速度和经济发展。因此，国家只有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出卖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大局无重要影响的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设施，或者利用资产经营、股权转让等操作方式来调节社会经济运行，诱导社会再生产发展中的投资方向，国有资产存量才能在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二，释放国有资产存量积淀下来的活力，调动社会各类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经济发展以及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各国政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投资需求，但在财政收入有限以及许多国家财政赤字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存量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投资需求。而民营化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私人垄断组织或经济集体等民间经济主体的经济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投资机会，“众人拾柴火焰高”，达到更快发展经济的目的。从长远发展来看，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保持国有资产存量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的比重，还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导向的重要方式，成为作用于微观场合的调控手段。特别是股权化操作方式成为了促成社会多元化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的有效手段，能够妥善处理好国家与个人、私人垄断组织或经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正面的效应。
　　第三，转移呆滞在夕阳产业中国有资产存量，促使其向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转移。实施民营化，在甩掉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的“包袱”，减轻国家巨额的财政补贴负担的同时，还能够通过转让属于夕阳产业的国有资产存量，迅速筹集大量价值形态的国有资产，加强最重要最关键部门，或开拓急需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据德意志银行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民营化的年金额还不到10亿美元，90年代初增加到220亿美元，到了21世纪初更增加到超过1750亿美元。在此期间，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民营化作为一项经济政策付诸实施，从而筹集资金总数10000多亿美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民营化不仅是调整国有资产存量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充分利用和有效使用国家所拥有资源的一种手段。如果通过部分转让国有企业的股权，还可以在国家实施决策权的情况下，既能得到一部分急需的转换资金，又能扩大国家的控制范围。
　　世界各国通过民营化进行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对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明显可见。
　　首先，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快产业结构变动的速度，扩大产业调整的规模特别是国有资产比重，较大的国家，其国有资产存量调整的速度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产业结构变动的速度和规模民营化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使存量转换弹性较小的国有资产得到较大规模的调整，从而使政府有可能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和活动重点。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国有资产分布的领域是不同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有实力国家的政府投资着重在一些战略性很强的产业部门，导致国有资产大都分布在军事工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基础工业部门，如钢铁、铁路、航空、海运等部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出于迅速恢复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许多国家的政府相继对战时兴起的军事工业方面的国有企业实施民营化，借此将筹集起来的巨额资金投向制约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如电力、煤气、石油等部门。进入20世纪50年代，各国政府投资的领域主要转向基础产业，如电信、建材、化工等产业。70年代开始，汹涌澎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又把各国国有资金的活动推向新兴产业，如电子、航天、塑钢、生物工程等产业。80、90年代迄今，全球民营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银行、金融机构，以及许多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事业，因而各国政府资金的投向是加大开拓在21世纪具有生命力的战略产业的力度。这一切无疑都对各国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其次，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实施民营化意味着允许个人、垄断组织或经济集体进入某些原来由国家垄断的生产领域，冲破行业垄断的藩篱，形成企业之间的竞争局面。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成为现实后，必然迫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确保在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效率，以求得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其三，有利于发展资本市场。通过民营化可以形成企业的广泛股份持有权，进而可以通过发行民营企业的股票来动员民间资金。这不仅能够分担国有企业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长。国有企业也因民营后生产经营自由度的扩大和可以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并在资本市场约束成本的前提下，谋求生产规模和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
　　其四，有利于国家机构的改革。在国有企业，势必要由政府的主管部门任命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经理人员，安插一些不一定善于经营的人进去；而其中有些人难免凭借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权力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资财，成了国有企业的“蛀虫”，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实施民营后，企业与政府不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主管企业的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大为减少，不仅有利于精简国家机构，节省政府的开支，而且有利于克服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促进政治上的改革。
　　三、全球民营化对我们的启示
　　处于全球民营化的浪潮之中，我国的民营经济冲破种种羁绊和阻力，对我国经济的复苏和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长期以来，我国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确保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确保为形势所迫，国有企业才一步一步走上深化改革的道路。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部署，2004年在深化各项改革中把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出路就是让劳动者来共同经营。如今，我国民营经济已在持久的非议和歧视中成长起来，终于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认真总结这一事实。
　　事实是，从全球角度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传统工业不再兴盛，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趋向下降，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步被新兴的工业部门所替代，失去了增长势头，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危机。它们的亏损数额不断扩大，所需补贴大量增加。据统计，英国1979年度对铁路、钢铁、煤炭等工业部门的补贴为18亿英镑，1984年增至40亿英镑，1991年增至62亿英镑；法国1980年国有企业亏损36亿法郎，1984年增至370亿法郎，1992年增至726亿法郎，相当于法国工商业利税的2／3，使国家财政不堪负担，成了沉重的赤字包袱。而新兴工业的兴起则要求国家必须放弃垄断和控制，以便通过竞争淘汰落后的传统工业。加之，第三产业的兴起、全球信息网络的建立、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新型消费品的大量涌现，引导着市场需求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也使得大量原先适合于国家管理的企业因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而实施民营化。
　　综观全球民营化，我们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第一，民营化并不是对公有制的否定。
　　全球民营化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国家要把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变为利用财政杠杆的间接干预，以图更灵活更有效地使用其所拥有的资源。实际情况是，在全球民营化过程中，并不是消灭国有制，涉及国家优先发展的经济、社会目标例如航天工程，一般仍由国有部门来完成；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而民营经济亦包含公有成分，所以，我们不能得出民营经济是对公有制否定的结论。其实，民营经济中的民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劳动者在联合协作创造财富过程中的个人所有，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这是公众所有，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有。此外，民营经济中的股份制，还含有“社会所有”的意义。如同于光远先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所考证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社会所有”，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尽管我国的文献不大使用“社会所有制”这个词，而笼统地使用“公有制”，但其间确有不容忽视的差别，不应一概译成“公有”。于光远先生的这一意见对我国尚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第二，民营化不可能取代国有经济。
　　民营化是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国家为更有效地发挥所拥有资产效益的一种手段。虽然实施民营化让民营企业取代了一部分国有企业，但这是以新的形式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管理和指导，使一部分国有资产从对经济发展大局已经不是最关键的那些部门、行业退出来，投向对经济发展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的部门和行业，从而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我国，长期以来传统的国有制形式及管理国有资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国有制经济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我国国有经济的问题，不在于国有经济本身，而在于传统的国有制的形式及其国有资产管理、使用和支配的方式。所以，我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取消国有经济，而是要对国有经济进行面向市场化的改革，例如，建立省市两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完善国有资本流动机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等。
　　第三，国有中小型企业应该全面民营化。
　　眼下我国国有企业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亏损企业，各地方都在积极想方设法通过包括转让出售等各种办法进行改制盘活，以图把债务和亏损扔掉，获得转换出来的价值形态的资产，即实实在在的盘活资金。不仅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还可以省掉每年为维持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存活而支付的大量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从而可以减少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国家和地方的有效投资能力，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大幅减少国有企业的政策亏损和银行的不良资产。
　　国有中小企业全面民营化是大势所趋，国情所需，人心所向，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现在我国许多地区都把民营化作为进入新世纪后经济的新增长点。在这当中，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国有中小企业被一些掌权者和管理者蚕食和鲸吞的私有化现象，因为这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总之，对于全球民营化，我们应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策环境下，民营化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定会取得较大的成效。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成效和作用范围也许比发达国家更大更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