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发出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其中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喊得最厉害。早在今年2月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前夕，盐川正十郎就正式提出议案，想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迫使人民币升值。后来因为没有人响应，盐川正十郎的企图才没能得逞。

　　继日本之后，前不久，美国财长斯诺也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政策，逐步走向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这是迄今为止来自布什政府高层官员最明确的表态，表明美国已加入希望人民币升值的阵营。

　　中国应该实行何种汇率制以及当前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本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但国际上有些人士企图通过施压的办法迫使人民币升值，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根据对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判断由自己作出决策的事。

　　有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迅速上升，从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不久前，国际上叫得很凶的“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把自己国家的通货紧缩归罪于输入的中国商品价格的低廉。虽然这不是事实，却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变动影响着国际经济。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与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胡言相联系的。

　　有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以其对自身的狭隘利益的考虑为出发点的。如果人们不健忘，应该还能记得，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一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经济面临崩溃。当时，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沉重压力，保持了汇率的稳定，这不仅使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得以保持，而且使遭受亚洲金融风暴严重袭击的国家没有雪上加霜。那时，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纷纷赞扬并感谢中国的态度和措施。可是，现在日本一些人士却想强迫人民币升值，这无非是想增加日本商品的出口，挽救长期陷入通货紧缩和萧条的日本经济。但是，他们忘记了，日本经济延续十多年的停滞，是其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造成的，特别是其金融制度造成的，决不是人民币的升值所能起死回生的。

　　可以设想一下，人民币升值后，日本的出口会有所增加，中国的出口也会有所减少。短期来看，这似乎对日本经济的恢复有所帮助，但是，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不在一个层次上，不是你消我长的竞争关系，彼此在出口商品的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后，国际市场上中国商品竞争力的减弱，并不等于日本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增强。日本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改革自己的金融制度和其他经济制度。

　　美国也有人要求人民币升值，那主要是想缩小美中贸易中美国方面的逆差。这个问题一直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同样不能靠人民币的升值来解决。因为，中美双方的经济主要是互补关系，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多是美国自己已经不具有竞争力从而逐渐退出市场的商品，人民币的升值，只能使美国市场上一些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降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对美国增加就业并无多少帮助。这虽然可能会缩小一些美中贸易间美方的逆差，但美国仍需支付外汇从其他国家进口替代产品。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从而保持一个稳定的投资和贸易环境的需要，也能给国外的投资者以信心，并使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同时，这也是保持国际经济稳定的需要。在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前景不明，欧洲经济缺乏增长动力和日本经济继续停滞不前的当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是国际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一些亚洲国家来说，她们曾经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看做是对她们的一种威胁，现在她们大多已不这样看了。相反，她们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看做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她们与中国之间在经济上虽然存在着竞争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分工协作的一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给她们的经济创造了增长的机会。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而放慢，势必也会给她们的经济造成不良的后果。

　　中国在1994年元月实行外汇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实行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钉住某个国际货币的汇率制度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与美元的汇率几乎同步升降，所以在最近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也相应贬值了。这对美中贸易来说，没有什么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那么高的原因。而美元的贬值却引起了日元的升值，日本不愿意日元升值，但日本并没有要求美国，让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是日本自己一再进场干预，大量卖出美元，买进日元，以期不让日元升值。相反，日本却在各种场合，挑起“人民币升值论”的谬论，妄图逼迫人民币升值，这是说不过去的。

　　在中国，人们对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有各种讨论。将来，在条件具备和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时候，由市场调节的浮动汇率制必定会取代钉住汇率制。当然，即使在实行钉住汇率制时，是钉住美元还是钉住一揽子货币，也是可以研究的。同时，在继续钉住美元的情况下，也不是说人民币的汇率不可以作必要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应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国际经济的稳定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