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老师走了，带着他还没有写完的经济论著，带着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时时的关切。

　　我可以说是读着董老师的文章走进经济学的殿堂的。在大学二年级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开始读他在60年代初期写的关于国民收入平衡的系列论文。在那时充斥着许多政治八股的理论刊物中，董老师的文章却可以说是真正的经济理论论文，内容丰富，言之有物，逻辑严谨，也堂堂正正，毫无政治媚俗的下作，后来读起来也丝毫没有过时的感觉，使我们真正感觉到经济学的“理论之美”。

　　第一次见到董老师，是在1980年大学2年级的时候，董老师到河北大学做报告。那一次对我来说可以说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一位自己仰慕已久的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做报告，而且讲的是当时十分前卫的话题：国有企业改革。董老师的大家风范，睿智深刻，不仅给了我们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启迪，也为我们今后的学习与研究，树立了一个榜样，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一名经济学者。

　　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后，接触董老师的机会就多我起来，因为那时他亲自兼任我们经济系的主任。他虽然不是常给我们开会，但每一次座谈，从他不多的谈话中，我们都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而我直接“受惠”于董老师，是在1995年考上博士研究生之后。那时，董老师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1995年下半年，是他做出的决定，把当年经济研究所唯一的一个公派出国去美国著名学府研究学习的名额给了我。我当时还是一名学生，还不是经济所的工作人员，而当时一个出国学习的名额是多么的稀缺，有多少人在争取，可想而知。我与董老师非亲非故，也不是他的学生，而他却力排众议，把这一宝贵的机会给了我这个所外的人。据说当时他提出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西方经济学的功底较好，外语好，出去学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回来更有用。不知我有没有辜负董老师的殷切希望，但无论如何，从他做出的这一决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无私的胸怀，甚至不从一个研究所的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我以后是否会留在经济研究所工作是一件不一定的事)，而是以国家的人材培养、以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思考问题，来“配置”这一份资源。我走之前和回来之后都没有专门去拜见他一下、感谢他一下(后来想想有点后悔)，但我潜意识里知道他所在乎的绝不是我的一点客套，而是在乎我以后的表现。应该说，后来我做出不违反国家规定超时滞留国外学习、也不留在美国工作，而是抓紧利用一年多的宝贵机会多读书、多听课，多学些东西尽快回国工作的一系列决定的时候，都有“不能让董老师失望”、不能让经济研究所失望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都有那种“知恩图报”心理所起的作用。

　　以后多年，董老师学术之树常青，思想一直十分敏锐，总能站在理论和政策研讨的前沿，勤奋刻苦，写出大量有价值的论文，直到他被疾病击倒。

　　中国经济学的一位巨人去了。而巨人之所以是巨人，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言传身教，培养起后一代的新人。我们这些董老师的学生，怀念董老师，更重要的还是要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才能不辜负他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