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彻底地改变了他。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眼光犀利，而变得温和平静、宽容同情。病魔没有征服他，他变得更加乐观，有信心，而且施爱于一切人。他从完美走向了伟大。

　　我和杨小凯相识有20多年。和他见面之前就早已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喜欢交际的人，虽然彼此都知道，从来也没有特别安排见面。他写的一篇关于介绍效用理论的文章，在当时是很新鲜的。是这篇文章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把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寄了给他。所以在头一次见面时已经相当知己了。

　　我们头一次见面，记得是在一个不太重要的会上。那时他已经被录用于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但是显然他感到缺乏知音而苦闷。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他告诉我，他从头到尾地，逐字逐句地读了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他介绍了他对分工理论的想法。他说，分工对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自从斯密以后，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经济学家都去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这是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他谈到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所以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他的这番理论，使我豁然开朗，我马上感觉到他可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后来他去了美国，曾经和我讨论过博士论文做什么题目。我坚决主张他做分工理论的研究。后来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当然可能还有别人的)，并取得划时代的进展。他的这个理论也写进了我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

　　择优分配原理是边际分析，杨小凯后来发展出超边际分析。在数学上讲，一个是用的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一个是用的Kuhn-Tucker Method，后者是前者的扩充。它不但把内点边际上的最优解考虑进去，而且把零点解也考虑进去，所以叫做超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是解出各种资源的用量，但是没有回答哪种资源应不应该用(是不是等于零)。只有超边际分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杨小凯不但考虑生产，而且考虑消费，再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个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分工问题，解决了消费多样化问题，和社会生产的专业化问题。

　　他在天则所做过一个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讲了如何将他的专业化理论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用于经济周期研究和发展经济学。所以说他的理论带有革命性的意义，是经济学的划时代的进步。我认为杨小凯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

　　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由于能够内生专业分工，所以就突破了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当企业的规模扩大，边际收益递减之后，会生长出专业化分工的新企业，边际收益递减就被突破，这在经济学里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古典经济学只承认收益递减，然而其结果将会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结构。这不符合现实。所以经济学家都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杨小凯做到了。他不但保留了内点解的收益递减，又引进了角点解的收益递增。正好像爱因斯坦在微观层面保留着牛顿力学，同时又引进了宏观层面上的相对论。他们的特点都是新的理论涵盖了旧理论，而不是放弃了旧理论。

　　好像是在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系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数量经济学会议，在这次会上我担当小组长。那个小组上有许多20年后成为大经济学家的人物，有张维迎、田国强、王国乡等。虽然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个人是不同寻常的。学术的发展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从传统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

　　杨小凯因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缺少知音，因为他有“历史问题”，连个研究实习员也不给他评。而武汉大学却不管这一套，请杨小凯去为研究生讲课，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他后来离开中国去普林斯顿大学读学位。临走时交给我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他要求我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我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这本书是我国头一本完整的数理经济学的标准读物。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已经成熟的理论，但是也有杨小凯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分工协作的数学描述，对Gini系数的计算他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简化方法。顺便说一下，我对Gini系数的了解还是杨小凯首先介绍给我的。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我帮他审的稿。在杨小凯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很热衷于经济控制论，但是后来从控制论转移到了制度经济学。控制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谁有控制权，怎么能保证控制是正确的。强调控制最后容易走向计划经济和专制独裁。

　　1985年我参加社科院的组团头一次去美国，借机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我再次见到杨小凯。老朋友在国外见面，高兴非常。会后汤敏、杨小凯两对夫妇，左小蕾和杨小溪，一起坐着杨小凯的破汽车，从纽约到普林斯顿。我们畅谈了来到美国后的种种感想。谈了他的论文的设想。小凯用的虽然是一辆旧汽车，但他挺喜欢它，那是一辆瑞典造的汽车，很皮实耐用，好像还是柴油发动机。

　　1986年我第二次去美国，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去访问。飞机到达的头一站就是纽约，我住在亲戚家里，首先就是打电话给小凯。他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得到老朋友的热情关心，感到非常温暖。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有多次见到小凯的机会。最后我离开美国之前去小凯那里，再温我们的友谊。我和他们一家三口(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女儿)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去超市。对小凯来讲，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息。吴小娟说，小凯好长时间没有这么放松过。从他们孩子的欢喜雀跃可以看出来，他们很少去逛超级市场。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他有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幸亏我在1990年受昆士兰大学的聘请去那儿教授微观经济学，终于又有机会见面了。我到澳大利亚后立刻和他通了电话，在我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我安排了一次去莫纳什大学的访问。在那儿再次见到阔别多年的杨小凯一家。那时他有了个男孩子。他非常喜欢那个孩子，喜欢得近乎溺爱。吴小娟则一面忙带孩子，一面还忙工作。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大女孩，她非常懂事，懂事得几乎不像一个孩子，她非常照顾那个宝贝弟弟，后来听说她患了脑瘤，我听了悲伤极了。幸亏后来动了手术，没有大碍。那次访问莫纳什大学，还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黄有光教授。他请我吃饭，吃的鹿肉，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吃鹿肉，味道确实鲜美。从此我和黄有光也因为杨小凯而交上了朋友。

　　两年多前，忽然听说小凯得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这个消息真像晴天霹雳。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他，但是通信还保持着。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彻底地改变了他。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眼光犀利，而变得温和平静、宽容同情。病魔没有征服他，他变得更加乐观，有信心，而且施爱于一切人。他从完美走向了伟大。现在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无憾地去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遗憾，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学术抱负没有来得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