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和汇率调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出现连续多年的“双顺差”局面，即经常帐户收支和资本帐户收支同时顺差。这种情形在国际经验中并不多见。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并探讨未来时期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走向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下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近年来国际收支的顺差情况，并认为这种局面的确“反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结构调整滞后之间的矛盾”。

 

 

       战后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形成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缺少资本货物，因而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容易出现贸易逆差局面。对待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应简单采取追求贸易平衡的政策，因为这样做可能不利于引进为本国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本货物。但是，面对贸易逆差局面，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坐视不管，任其扩大，因为那样一来很可能引起本国货币持续贬值的预期并进而动摇国内货币体系及宏观经济的稳定。

       许多经济学者的一个共同看法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性，可以采取引进国外资本的办法，即在出现一定程度经常帐户逆差的同时保持资本项目顺差。这个意见的一个依据是，如果说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是相对稀缺物品而在发达国家是相对充裕物品，那么，同样数量的资本投放于发展中国家，在即定的技术条件下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或回报率应当相对高于在发达国家。这种由相对稀缺度所决定的相对投资回报率差别可成为发展中国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不断吸引国外资本的经济基础。

       实践中，引进国外资本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引进国外信贷资金，二是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引进国外信贷资金的做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十分流行。当时的主导看法是，采用间接融资的形式可维持本国经济主权，避免外国经济力量对本国经济事务的直接影响和干预。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却是引进国际信贷资金也有高风险。引进国际信贷资金表现为一国对外负债增加，此种负债的变动不仅受到国际货币市场行情的很大影响，而且也受制于借债国的偿债能力（经常项目平衡情况）。不少发展中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遇到的新情况是，它们每年不仅需要进口大量资本货物，而且往往也需要在日益增加的程度上进口资源货物（能源产品和农产品等）。1980年代国际经济社会一系列事变表明，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应当谨慎对待引进国际信贷资金来解决本国经常帐户不平衡问题。

       19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形成的一个新共识是，比较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形式，发展中国家应当更加重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可带来可用于弥补经常帐户逆差的资金，而且可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为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和设备等。另一方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也伴随若干问题。例如，国外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与本国经济制度和文化的“不兼容”，国外因素对本国经济事务的影响或干预，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弱小并甚至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冲击，等等。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还可能引出的一个问题是，本国进口需求可能因此而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本国出口能力扩大相对缓慢。也就是说，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也带来了对进口国外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品的需求，而其产品主要销售在引进国国内市场上而不是用于出口，经过一段时间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做法也可能引起新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总是有助于改善本国国际收支的观点在1970年代以前已经出现。这个观点认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会在早期阶段改善本国国际收支，但却会因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出行为而在未来时期恶化本国国际收支。

       总之，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关系，发展中国家还不能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希望简单地寄托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对待这个问题，中国从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并在1990年代前半期形成了一个基本政策格局，即：积极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来华设立贸易加工企业，其产品用于出口。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使用自有外汇资金购买进口原材料和资本物品，用外汇资金购买本币以支付当地员工工资及当地采购费用，其利润汇出部分来自海外产品销售收入。

       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加工贸易部分从1980年代以来得到持续快速增长。1980年，中国全部商品贸易额（出口与进口）为293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总额仅为26亿美元。在1980年代许多年份中，加工贸易进口多于出口，长期呈现逆差状态。从1989年起，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年超过进口额，形成加工贸易顺差局面。1993年，中国全部商品贸易中，“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即国内企业进口和出口）平分秋色。此后“加工贸易”总额年年超过“一般贸易”总额。2001年，“一般贸易”出现略微逆差（16亿美元），但当年“加工贸易”顺差额达535亿美元。现在，加工贸易顺差是中国总体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中国加工贸易的这种发展，得宜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鼓励外商投资、维护外商投资权益的国内政策因素，也有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因素。2002年，中国加工贸易商品出口额达到1800亿美元。这些产品可以说几乎都销往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是这些经济体内部的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经济增长为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增长提供了巨大机会，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对这些经济体内部的结构调整、企业重组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包括间接支持）。

 

 

       前一节的分析部分说明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帐户顺差（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经常帐户顺差（“加工贸易”部分的顺差显著增多）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有两个情况有待于加以解释。一是1990年代以来经常帐户收支中“一般贸易”部分也出现持续顺差的情况，二是如果用汇率水平调整来解释所有种类的贸易收支平衡，那么，如何理解1980年代曾经出现的若干次汇率水平调整及其作用。

       如前提及，从现有统计分类看，中国对外商品贸易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三类。“一般贸易”统计反映国内企业的进口和出口活动，“加工贸易”统计主要反映外商投资企业来料加工和出口活动，“其他贸易”主要指转口贸易活动。这三类活动中，与国内经济有较密切关系者是“一般贸易”。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一般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1980年代中期前后的若干年中，“一般贸易”数次出现逆差情况。1990年开始，“一般贸易”转为持续顺差局面。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调整后，“一般贸易”顺差额有明显增加，顺差最多的年份中顺差额一年多达300亿美元。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在出口生产活动中前者较多地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因为这层关系，可以认为，汇率水平变动对“一般贸易”收支平衡的影响要大于对“加工贸易”收支平衡的影响。1990年以后中国“一般贸易”出现连续多年的顺差，相当程度上与其间的汇率水平调整有关系。但是，考虑到中国在1980年代也曾经进行过若干次汇率调整，而“一般贸易”收支在那时多次出现逆差情况，因此，不应当简单地将1990年代以来的“一般贸易”顺差仅仅归结为汇率水平的调整。

       可以说，汇率目标制在1980年代已出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实践中，但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汇率目标制未能在当时很好地得到维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力图维持一定的汇率目标时，由于未能相应地有效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经过调整的名义汇率目标很快就变得不再适应实际经济环境了，新一轮的汇率变动预期在经济中又形成了。

       1990年代前半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运作的一个特点是，在对外汇体制和汇率水平进行调整的同时加大了对国内通货膨胀的控制并促使国内通货膨胀率逐年回落。在这种背景下，经过调整的名义汇率目标作为一种实际经济指向标（目标锚）的作用就凸现出来。这是1990年代汇率目标制与1980年代汇率目标制的主要区别所在。

       汇率调整之所以在早些时候未能发挥应有的稳定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内货币政策体制的局限性。19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立现代中央银行体制，但在随后许多年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未能有效确立起来，其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职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1980年代后半期和1990年代初两次出现的国内通货膨胀爬升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方式的转变，即朝着确立更加明确的汇率目标并辅之以国内信贷的相应调整方向转变。

       回过头看，当时确定的汇率目标很可能考虑到了“一般贸易”的收支平衡，因为那时的“加工贸易”已经呈现出稳定的顺差趋势。之所以要考虑到“一般贸易”平衡，主要政策动机应当是确立目标汇率的稳定性。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汇率目标的形成不再简单地依据前述“贸易略有逆差但有直接资本流入”的思路。按照前述发展差距的思想，这种依据“贸易略有逆差但有直接资本流入”的原则本来可成为确定目标汇率时的一个选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维持这样的汇率目标要求有较强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纪律以避免国内通货膨胀对汇率目标的冲击作用，但在过去两者都很难做到。折中的选择自然是确立一个能确保包括“一般贸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汇率，并将国内货币政策管理与这样的目标汇率及外汇供求市场相挂钩。

 

 

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出现连续多年的全面顺差局面，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基本面和中国经济在当代国际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但是，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也有它不利作用的一面。首先，这可能意味着部分国内储蓄资源处于相对闲置状态，其利用效率尚可得到进一步提高；其次，在目前经济体制下，当国际收支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多时，这可能意味着经济资源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集中化或再集中化趋势；第三，尤为重要的是，当国内货币政策运作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出现紧密挂钩关系时，连续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便给国内货币政策运行带来新的挑战。为抵消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新增货币发行压力，中央银行不得不在国内货币市场上进行反方向的操作，包括相对收缩国内信贷以便稳定国内通货膨胀。这种货币政策运作结构，客观上更进一步促进了经济体系的“外向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