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先生。夏斌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司司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博士导师、兼职教授等。深切的人文关怀、透彻的经济学知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切身体悟,使他拥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做出一番令人思索的解析。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四大矛盾中
记者: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夏斌:我概括了一下,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为目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四大矛盾:一是投资增速直线下降与投资项目清理不理想之间的矛盾;二是投资增速下降较快与中长期贷款增速下降较慢之间的矛盾;三是央行已达到宏观调控分解的目标与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矛盾;四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环比增幅下降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升之间的矛盾。我想依次来解释和分析一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3月份为43%,4月份为34.7%,5月份为18.3%,6月份回升为22.7%。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投资增速直线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似乎有点快了,这是多少年来所没有的。
从我国的历史经验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过快,会导致国民经济的较大波动。从同比看,与今年1季度GDP增长9.8%相比, ;2季度GDP同比增长9.6%似乎波动并不大。其实,情况并不是完全这样。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环比情况,剔除季节因素后今年2季度GDP环比增长速度仅为0.55%,折算成年增长率为2.2%,此前三个季度(去年3、4季度及今年1季度)GDP环比增长速度平均为2.9%,折算成年增长率为12.1%。通过比较发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环比由12.1%的速度一下子下降到了2.2%。下降过快肯定会产生影响,譬如不良贷款和失业问题等。而另一方面目前对投资项目清理的初步结果又不甚理想,表明投资增速日后还可能出现反弹,所以说形势是比较复杂的。
记者:对投资项目清理效果不理想,大家了解的信息比较少。
夏斌:这一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尽管投资增速快速下降,但目前对拟建、在建项目的整顿清理并不甚理想。由各地方提供的清理投资项目的初步结果显示,在所有拟建或在建项目中,只有4%至5%比重的投资项目是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在4%至5%的项目中,又仅有5%是被明确叫停的,10%拟建项目将被取消,超过80%的项目是暂停建设或限期整改。在80%的投资项目中,有很大部分是可以通过补办手续后上马。从5%、10%和80%这几个数据分析,真正停止建设的比重只有0.25%。这些数据揭示了目前违反法律法规投资项目的清理结果是不甚理想的。
记者:现在,我们很想了解您提出这一矛盾,想要说明什么?
夏斌:我想指出,一方面,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偏大,仍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截至6月份的数据,投资增速在短期内快速回落,又让我们担心是否会造成国民经济的较大波动?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还主要是靠投资快速增长拉动的,投资增速回落过快,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目前的投资增速快速回落的基础并不牢固,看一下各地提供的清理投资项目的结果,大多数项目可能还在上,许多暂时限期进行整改或整顿的投资项目仍然存在着继续上马的巨大压力。所以,这对矛盾使得下半年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也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记者:央行在今年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反复指出,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比重过大,中长期贷款增速依然较快,其中隐藏着系统性风险。那么,这与投资增速下降较快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夏斌:我们发现,投资增速下降较快与中长期贷款增速下降较慢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的现象,这是矛盾的。因为,5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3%,环比回落了16.4%,但同期中长期贷款增长32.7%,环比回落不到1个百分点;6月份投资同比增长31.0%,环比增长回升了1点,但同期中长期贷款增长仍保持30.8%,环比增长仅回落1.9个百分点。这表明,与投资增速快速回落及波动较大相比,中长期贷款增速的回落速度是非常慢的。这一点很明显。
记者:那么,这对矛盾会产生什么影响?
夏斌:如果统计数据是真实的,这意味着一些投资项目处于在建过程中,新的贷款拿不到,老贷款只是工程款的一部分。银行难以收回老贷款,就容易变成新的不良贷款。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即银行贷款已经出去了,统计上表现为中长期贷款,但钱到企业后,由于清理整顿,统计上还没表现为投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和中长期贷款增长速度表现不同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以后一二个月中,又可能出现相反的不同步,即投资增长速度上去了,而长期贷款增长速度相对又下来了。
记者:央行第二季度报告中谈到了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话题,那么目前央行严格控制贷款总量对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的影响是怎样产生的?
夏斌: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矛盾。根据央行2003年货币政策报告,2004年货币供应量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应低于2003年的实际水平。其中,M1和M2分别增长17%左右,人民币新增贷款增加2.6万亿元。从目前看,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余额为1.43万亿元,按照目前货币信贷增速回落的速度分析,央行有望实现年初确定的新增人民币贷款2.6万亿元的分解调控指标。
与此同时,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企业正常的流动资金非常紧张,从企业存货增加和应收账款增加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这一影响。根据央行第2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截至2004年6月末,企业存货同比增长22%,其中原材料存货增长25%,产成品存货增长16%,原材料存货增长高出产成品存货增长9个百分点。存货占流动资产比重已接近30%,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增长18.7%。企业存货增加和应收账款增加,突出地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现状,我们也可以从央行常用的M1减GDP再减CPI之差等指标中,得出企业流动性明显下降的信号。
但是,央行认为,目前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是由于企业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以及企业单位产出所占用的流动资金不断增加等因素造成的。我不完全同意央行的观点。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是个老问题,不是新问题。我曾反复强调过,市场上总体流动性偏多是事实,是由多方面历史原因所致。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也是事实。因此当金融宏观总量调控时,结构矛盾往往会凸现。资金一紧,应该紧的企业和项目紧不下来,资金一松,也往往松不到应该松的企业和项目上。如果忽视结构问题,总量政策往往难以坚持。企业过度依赖银行,既是历史问题,宏观调控时自然要考虑历史背景。既然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可能短时间解决,制定总量调控目标时就要考虑此体制、历史背景因素,金融总量政策的实施要有辅助的相关政策相配合。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矛盾又突出了央行下半年紧缩货币信贷政策的调控难度。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对国内物价水平波动趋势的分析,提出了要注重结合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变化特征,来综合判断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
夏斌:确实如此。因为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要占到GDP总量的6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外贸依存度在不断提高,中国有65%的经济活动是与国际市场密切相关的。所以,观察今后国内物价水平变动情况,不应该脱离国际市场背景与全球商品供求形势,孤立地去分析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化趋势。
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增幅在下降,或者说上升趋势在减缓。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初级产品的现货价格却在上升。1-7月份同比上升了25.21%,环比上升了2.2%。其中,主要是能源和工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例如7月份国际期货市场工业指标上涨4.5百分点。这表明,在目前中国PPI环比增幅下跌时,国际市场上工业原材料和其他能源价格在上升。这对矛盾现象的形成,实际上是要提醒我们关注国际因素对国内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力。
目前尽管中国的PPI和CPI环比增速在下降,但国际市场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是否会阻止PPI和CPI环比增幅回落的趋势?以多大程度传递到对国内PPI甚至CPI的上涨上?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与分析。所以,分析和预期国内物价水平波动,不能撇开对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的分析和观察,否则我们很难较好地预期国内物价水平变动的趋势。考虑到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这也会给宏观调控国内物价水平稳定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使得下半年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标本兼治破解我国经济的四大矛盾
记者:您关于经济运行中存在四大矛盾的分析很独特。那么,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
夏斌:这正是下面我要谈的内容。从总体上讲,上半年通过“行政手段为主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宏观调控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目前经济环境下,虽然使用行政手段来实施宏观调控见效可能更快,但行政手段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大,调控力度一放松,就有可能引发投资反弹。所以,下半年我们要根据国务院制定的既定方针,结合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逐步撤除行政手段,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进一步完善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的组合政策效应,来逐步解决我提出的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四大矛盾现象。
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落实和完善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减负的各项政策措施,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积极做好煤电油运调节工作,努力缓解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状况;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快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切实搞好土地市场清理整顿工作,并进一步明确限制和鼓励发展的产业。也就是说,根据“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方针,来调节经济运行,不仅可以化解上述的矛盾现象,而且还可以实现下半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记者: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的出台,对于运用市场手段来调控投资,有怎样的影响?
夏斌:最近,《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布,这是加强和完善目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措施。控制投资增速过快是本轮宏观调控的起因与调控重点,但过去我们出于无奈,更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来迅速遏止投资增速过快增长的势头,当然有成效。但是,运用行政手段调控投资,导致投资增速直线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过大,有负面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
现在有了这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预示了我国投资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由过去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和备案制。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责任”的原则,进一步落实了企业投资自主权。与此同时,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过去,我们常常听说过这样的话,“计委挖坑、银行栽树”,以经营城市、圈地牟利及以“政绩”替代企业投资的政府投资项目,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本轮宏观调控为什么运用行政手段有那么大的效应,可能原因就在这里面。现在,随着企业可以根据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进行自主投资,将有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也预示着今后我们可以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来有效地对投资进行调控,并平滑宏观调控引起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公布后还有许多后续工作。例如,尽管我们手头上有一份《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版),但核准项目涉及13大类、67个领域。各行业领域情况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如何核准?从土地利用、耗能、环保和安全生产方面要核准哪些内容才能进入市场?这些还不明确。因此,有关部门要限时抓紧制定核准细则,这是涉及宏观调控的一件大事。
记者:在您前面提出的四大矛盾中,有一个突出问题是贷款规模的收缩问题。现在对收缩贷款规模的过程与节奏应该如何调节呢?
夏斌: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收缩贷款规模的大方向是对的,因为目前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是社会过多的流动性,这一现象是由20多年来改革开放过程的积累所形成的,是对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前体制性因素的一种反映。因此,一方面要看到收缩社会过多的流动性有必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要看到,货币总量政策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中的作用有局限性。例如,在实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调控中,抑制过热时,不能按理想目标一步到位。所以,结合经济周期的波动特点,更要强调调控的艺术性。
与去年实际信贷增长率约为20%水平相比,执行今年年初确定的人民币新增贷款2.6万亿元贷款规模指标,即约15%的名义信贷增长率,如果扣除预期CPI全年增长率3.5%,实际信贷增长率约为11.5%,比去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左右,紧缩的力度不能说不大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机械地死扣年初确定的信贷计划目标,而是要兼顾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实现情况,择机适度调整年度信贷计划。这样的话,就可以缓解央行紧缩信贷对企业流动资金紧张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商业银行也要改变过去的传统观念。过去,上面政策传达下来了,下面就去简单地执行,现在是要学会如何“自主审贷和自担风险”。这就需要商业银行要加强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与研究,通过银行的信贷行为去烫平或缩小经济周期,而不是去助长或放大经济周期与波动。在此基础上,评估和信贷项目,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尽可能地降低违约概率和不良资产。同样,也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对行业结构变动的分析与研究,例如根据国家产业发展目录,以全球化行业变化的视野来辨别出哪些行业是朝阳行业,哪些行业是夕阳行业,以此来提高银行的信贷质量。事实上,这就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既要做到满足那些确实有效益、有市场的企业正常的流动资金需求,又要对那些禁止类投资项目狠狠地压缩信贷。如果商业银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能够化解目前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
所以,央行执行货币信贷政策更要强调其灵活性,尤其是要强调对信贷收缩的调控艺术性,而商业银行则需深化改革,促进自身观念和经营行为的变化。这样的话,就完全可以化解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几大矛盾。
记者: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上,国内物价总水平波动是目前大家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看待国内物价水平变化的趋势?
夏斌:通俗地讲,我们要用两只眼睛来观察国内物价水平变动,一只眼睛要关注国内因素对物价变动的影响,另一只眼睛要观察国际因素对国内物价变动的影响。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
例如,目前影响CPI上涨的主要因素是食品价格上涨,1-6月份CPI上涨3.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9.5%,拉动CPI上涨约3.1个百分点。但是,引起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粮价的上涨。今年1-6月份,我国粮价累计上升了26.7%,并带动食品价格一起上涨。去年底我们就是从粮食分析开始,提出要看核心CPI,并预测今年全年CPI就是3%-4%。在PPI方面,1997年以后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走势与美国趋于同步,1997年前中国价格传导的理论和经验已不能完全套用于目前中国经济,注意,我们讲的是“完全”。当然,还有其他可以分析的因素。
由此出发,从国际因素对国内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看,我们认为,去年中国本身因素处于领涨地位,领涨中国的PPI。今年美国经济复苏强劲,预计今年及明年美国经济将领涨中国的PPI。目前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工业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上涨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内PPI上涨。
说这些只是想说明,对于中国而言,影响物价波动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用两只眼睛看国内物价变动,实际上是指要辨证、综合地分析国内物价变动的影响元素,由此才能较为正确地预期国内物价的变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