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1995－2001年）

胡鞍钢  郑京海

 

      对中国而言，从1980年前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保持了一代人时间的高增长。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1%。到底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投资是否过分膨胀？由此也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争论。为此我们需要关注如下问题：今后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增长？中国能否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高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来源是什么？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它的增长模式如何变化？如何从低质量高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高增长模式？

 

      一、历史经验：TFP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国内外的各种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度提高[1]。根据作者分析，1978－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1、劳动力保持较高增长（为2.6%）；2、资本存量出现了较高增长（为9.3%），但低于1952－1978年期间的增长率（11.5%）；3、人力资本（按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增长率为2.2%；4、全要素生产率由改革前（1952－1978年）的-1.9%提高到3.3-4.6%（按不同的资本或劳动权重计算），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33-47%之间。上述计算结果与国际上的主要研究结论比较接近，如世界银行（1997）[2]、麦迪森（1998）[3]。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改革时期中国会出现经济高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增长明显上升，反而是有所下降（减少了2.2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负变正作出重要贡献，相对改革前提高了5.2-6.5个百分点。

      二、近年来增长模式变化：TFP明显下降

      然而这一经济高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高增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发生重大变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内外学者对此予以分析和关注，主要原因是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时，无论是选择1978－1995年期间，还是选择1978－1999年期间，都暗含了一个重要假设，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不变或变化不大，都是作为一个长期增长方程来讨论。我们认为，这一假设对1978－1995年期间是适用的，但是对1995年以后的情形就不适用了。

      首先在1995－2001年期间经济增长率（8.2%）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9.3%－9.5%）。其次增长来源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仅为1.2%，出现经济高增长、就业低增长的情形，中国经济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二是资本存量高增长（为11.8%），比1978－1995年高2.5个百分点，也略高于1952－1978年期间的增长率（为11.5%），结果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存量增长率）由正（为0.5%）变负（为-3.6%），下降了4.1个百分点，表现为资本深化过程[4]，劳动人均资本增长率高达10.6%，是全世界各国最快的资本深化过程，几乎比1978－1995年期间高出4个百分点，出现资本替代劳动、资本排斥劳动情形；三是人力资本高增长为2.8%，由于这一时期扩大了高中和高等学校招生数，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高等学校在校生居世界首位；四是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为0.3-2.3%之间（按资本与劳动不同的权重计算），大幅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这表明，1995－2001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GDP增长为9.1%，已经接近长期增长潜力（为9.3-9.5%之间）；全国投资增长率为26.7%，大大高于1979－2001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0.9%），这表明，已经出现明显的投资过热；作者估计当年资本存量增长率为15.8%（考虑了折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在6.3-9.5%（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权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为1.1到-1.1%之间（见表1），估计这一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可能是负值，并与计划经济情形相似。这表明2003年尽管经济增长率达到长期潜在增长率，还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经济过热”，但是已经出现了投资过热，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不仅不能产生良好的投资效应，而且还大幅度降低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估计在为-6.7%，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资本存量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显然这是典型的“低质量、低效率的高增长、高投资”。

      最近，我们采用另一项方法Malmquist指数法专门研究非参数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改革以来不同时期的TFP增长率及其分解分析发现，首先1979－1995年期间TFP增长率为4.63%,在1996－2001年期间下降至0.60（见表2），如果从不同的时期看，1978－1984年TFP增长率最高（7.65%），1996－2001年期间最低（见图1），这与前面的计算结果相当一致；其次对TFP增长率进行分解，一是技术进步分量；二是技术效率分量，结果发现，在1996－2001年期间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5]。

这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投资效率来实现高增长，而是由高资本投入增长来驱动，重新走入低质量、高增长的路径，明显降低生产率，这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是投资过热、盲目投资的代价。如果继续按此路走下去，不仅加剧能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也是“得不偿失”的。新一届中国政府所面临挑战不仅是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更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三、为什么中国TFP会下降

      为什么1995－2001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2001年）提出的资产积累、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分析框架，促进发展有三种资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有形资本通过经济增长为福利作出贡献。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其收益为增长和福利作出贡献，因为人力资本投资诸如对教育、健康、饮用水等投资本身就会增加人民福利。同样对自然资本投资，改善生态环境，对人民健康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但是过分的依赖有形资本，或者长期执行扭曲政策，或者对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投入不足，也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6]。

      首先有形资本过度深化，投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的盈利程度必然下降。其次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大量的减免税收，以低价土地、基础设施、能源提供变相补贴，扭曲了有形资本的资源配置。第三，资本价格（指实际贷款利率）大大低于劳动价格（指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其他福利），鼓励厂商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多投有形资本、少投人力资本。从1995年以来出现了国有企业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但是不仅不创造新增就业，而且大规模裁减在岗职工，到2002年底中国的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已经累计减少了6000万人，超过一个法国的总人口数,也相当于1995－2002年全球20个主要国家制造业就业人员减少数（为2200万人）。第四，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部门拥有大量的资源租金，激励过度开发，降低了使用资源的效率，1996年以后煤炭产量从14亿吨减少到2000年的10亿吨，到2003年上升至15亿吨，也破坏了生态环境。第五，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降低了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的作用。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迅速上升，从低于印度的水平（基尼系数为0.20）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1998年基尼系数为0.40，考虑到非正常收入，有的估计基尼系数为0.51）。中国居民总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带来的贫困减少率下降了[7]。有的学者发现1988-1995年期间中国的基尼系数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贫富分化十分迅速[8]。亚洲开发银行的林伯强经济学博士认为，改革的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推动了这一进程，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两极分化迅速扩大的主要开端。他发现了1995-2001年期间贫困人口指数只减少了10%，而1985-1990年期间则减少了18%（见表3和表4）。1985年不平等状况较低（基尼系数为0.23），经济增长很有效的减少了贫困；1995年不平等状况恶化（基尼系数为0.33），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效果也明显降低[9]。根据世界银行的另一项研究，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的测量方法，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而是以该国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他们发现90年代（指1990－1999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率差异甚大。全国家庭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为7%，但是最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仅为3%，最富的家庭收入增长为11%；尽管在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只有4%左右[10]。

      第六，过高的治理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抵消利用三大资本的效率和效益，不是创造新增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也会减少经济增长。例如在金融市场的租金到达9%，增加了企业和私人贷款的实际费用[11]。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12]。1998－2002年期间，全国法院共审结和执行各类案件4188万件，平均每万人口326件，比前5年增长36%。其中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案件2362万件，比前5年增长20%，诉讼标的金额31971亿元，增长2.4倍[13]，作者估计这一数额相当于同期GDP总量比例的7.2%。

 

      五、结论：中国需要调整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和战略。但是在9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长期增长潜力，TFP增长率明显下降，当中国总体上还处于中下等收入阶段，确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有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出现了下岗和失业高峰，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各类寻租活动十分活跃，各类社会成本急剧增加，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福利。同时也使得经济增长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排放污染，这是难以维计的。因此放弃传统的追求经济高增长、投资驱动增长的战略，转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生产率驱动增长的新战略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中国还需要从低就业增长转向高就业增长；从不公平增长转向公平增长；从不可持续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进一步改善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14]。这正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表1  对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的估计

                        （1952－2003年）              单位：%

注：在计算TFP（全要素生产率）时，a:资本投入权重为0.4，劳动投入为0.3，人力资本投入为0.3；b: 资本投入权重为0.5，劳动投入为0.25，人力资本投入为0.25；c:资本投入权重为0.6，劳动投入为0.2，人力资本投入为0.2。

括号内为TFP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胡鞍钢，2003, “宏观经济政策与促进就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国际劳工组织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论坛》（2003年4月7－9日）发言稿。2003年数据是作者根据国际统计局：《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2月26日）有关数据计算。

 

表2  不同时期TFP增长率

时期	TFP			效率变化			技术进步
	平均值Mean	标准差Standard Error	差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平均值Mean	标准差Standard Error	差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平均值Mean	标准差Standard Error	差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1979-1990	1.0494	0.0139	1.3274	0.9902	0.0112	1.1286	1.0605	0.0065	0.6133
1991-2001	1.0185	0.0215	2.1092	0.9969	0.0131	1.3130	1.0216	0.0159	1.5527
1979-1995	1.0463	0.0128	1.2197	0.9932	0.0113	1.1402	1.0542	0.0059	0.5600
1996-2001	1.0060	0.0256	2.5414	0.9936	0.0138	1.3914	1.0124	0.0172	1.6992
1979-1984	1.0765	0.0191	1.7766	0.9847	0.0139	1.4108	1.0938	0.0100	0.9110
1985-1990	1.0222	0.0172	1.6801	0.9958	0.0162	1.6283	1.0272	0.0084	0.8200
1991-1995	1.0372	0.0234	2.2566	1.0020	0.0225	2.2450	1.0354	0.0166	1.6028
1996*-2001	1.0060	0.0256	2.5414	0.9936	0.0138	1.3914	1.0124	0.0172	1.6992

资料来源：郑京海、胡鞍钢：“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4年第1期。

 

资料来源：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第15-25页

 

资料来源：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第15-25页

 

（作者单位：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京海，瑞典歌德堡大学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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