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用很长时间来关注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也写过不少论文和评论。这两年，农村社会稳定的话题开始渐渐成为大众话题，我反倒不愿意多谈它了。什么事情一旦成为大众话题，似是而非的看法就很容易占上风。

　最近，在对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专家们分析和预测了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风险领域。其中，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名列中国十大风险因素之头两位。

　农村社会稳定之所以成为大众话题，与这几年知识界人士开始普遍关注农村问题有关。大众媒体对农村问题的反应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种普遍的社会兴趣的转变借助“三农”这样的名词传播得更为迅速。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当口，学者自己保持冷静的头脑十分重要。

　　农村形势的确在变化，这种变化也引起我的看法的变化。我曾经对农村稳定形势有很大的忧虑，但目前这种忧虑倒有了些许减轻。我不以为农村稳定形势到了所谓干柴烈火的地步，相反，我以为目前出现的一些变化正起着减弱不稳定因素的作用。

　　农村稳定是一个政治话题，而政治这个东西在学者那里可以是抽象的议论对象，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却总是十分具体的东西。引起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分别是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土地侵占、乡村选举和乡村恶势力横行。这些因素最终落脚在农民与乡村干部之间发生的冲突上。农民聚众与基层政府组织对抗的原因大体是这些，其中最重要的是税费征收、土地侵占和乡村选举三项。

　　税费征收曾经是引起农村不稳定的头一个原因。现在，已经有8个省取消了农业税(指改革后的农业税)，我判断今后三年内会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大有釜底抽薪之功效，因为过去乡村干部常常在农业税上“搭车”向农民收取更多的钱财。现在一举取消了这个税种，“搭车”收费就失去了根本。在三年后，看起来取消了600亿元左右的农业税，其实农民方面减轻的负担可能在千亿元以上。现在调查发现，乡村干部的日子空前难过，反过来说明农民的日子大大改善了。如果说因为乡村干部的日子难过而引起农村不稳定，那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这多少是这个体系的“内部”问题，可以在体系内部通过博弈来解决。

　　土地侵占引起的社会冲突是局部的，但也是严重的。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审议、修改有关法律，肯定会在防止土地侵占、维护农民利益方面有大的动作。届时，由这个因素引发的农村社会冲突会大大减弱。

　　最近两年，由乡村选举中的违法而导致的社会冲突多了起来，但这种冲突与前两个因素有关。农民对选举的热情比较简单，就是想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来查账，而这个账与税费收取不公和土地收益分配不公有关。如果相关配套改革逐步到位，村级官位的含金量会减少，由选举引发的冲突也会减弱。

　　乡村恶势力(地痞、流氓、村霸等)横行乡里，滋扰百姓，而地方官员执法不公、不为民申冤，目前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这来看，农民的抱怨最终还是要面向地方政府。但由此产生的冲突范围是十分有限的。目前中国社会还不具有一种土壤，使得乡村恶霸这种小蟊贼变成武装土匪。政府方面确实对这种小蟊贼打击不力，真是苦了农民。

　　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逐渐成为严峻的现实。但能够影响农村稳定的与其说是城乡差别，不如说是农村内部的差别。可是要想一想，如果大家都种地，差别能有多大？农村内部的差别主要是官场腐败以及前面讲到的几种因素造成的。靠工商业致富的农民一般已经迁居到县以上的城市。由收入分配因素导致农村社会稳定状况恶化，目前还不能肯定。因为这个因素被政治化，成为普遍的政治抗争的内容，一般会发生在城市社会。

　　我提出上面几种判断，并不是说在农村社会发展方面我们可以高枕无忧。我是想说，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农民问题上断送了前程，那说明国家的掌控者实在无能得可以。换句话说，现代国家(不论它是什么体制)有太多的办法防止农民问题成为一个独立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体制只是决定了政策运用空间大小。试问，几年前有谁能想到我们可以一举取消农业税？农民问题成为颠覆性的问题是传统社会的特征，其伴随的现象是国家财政主要依赖农民的收入。我以为，现代国家有太多的可能性去打破农民普遍抗争的逻辑环节。

　　说我们不能高枕无忧，是必须看到农村问题会与全社会的稳定发生密切联系。我以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的就业不充分要转化为全社会的失业问题，而失业问题的焦点会在城市经济中显现。城市社会的不稳定另有它自身的规律。今后中国社会的稳定要看几个基本矛盾的演化，其中包括：一是劳资关系的矛盾，二是要看国家和民间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些矛盾要在渐进改革过程中解决。成功的改革意味着中国社会逐步发生全面转型，最终创造出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