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宏观调控要过好“两难”关

－－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和物价实现“均衡增长”的政策途径

　　最近几个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一个重要的“景气交叉”，即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另一方面是物价总水平上行。因此，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宏观调控要过一个“两难”的关口：既要控制物价持续上涨逐渐表现出来的通货膨胀，又要防止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下降过快、过久引发的经济衰退，在经济和物价之间实现短期均衡。
　　今年一季度，CPI上涨2.8％，在0－5％这个“物价政策走廊”之中，6、7月达到5％和5.3％，超过了5％这个“警戒线”。在不考虑国际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单从国内经济运行中影响物价变化的因素看，CPI应当在第三季度见顶后走向缓慢回落。其原因，一是夏粮、早稻大丰收，秋粮可望明显增产，占CPI权重很大的粮价预计“由升转稳”；二是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讯类价格将保持继续下降趋势；三是居住类价格上涨速度将减缓；四是前期工业、投资紧缩使其需求增长明显放慢，将减轻投资品价格上涨对CPI的压力。
　　之所以说是“缓慢回落”，不会很快出现通货紧缩，CPI不会从目前的5％以上迅速掉到“物价政策走廊”的中值（3％）附近，是因为收入和预期正在逐渐发挥推动物价上涨的作用。今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分别超过了8％和12％，这是多年来少有的，这会提高城乡居民的购买力，促使消费需求保持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趋势。另外，今年上半年城镇就业增加590万，完成全年计划的65％，国有企业下岗员工再就业284万，完成全年计划的59％，农村乡镇企业就业打破近几年持续减少的格局，出现恢复性增长，这都会加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加上人们的加息预期和“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信贷型消费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在这些收入和预期因素的影响下，前几年曾经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引发的CPI不断下降的趋势将会得到遏制，短期物价将会保持上涨势头。
　　如果将国际因素考虑近来，形势的判断要作一些调整。我国现行价格变化既受国内因素直接影响，又受国际因素传递影响，这是因为目前我们创造一块钱GDP要由六毛多钱进出口贸易来支撑，对外依赖度接近三分之二。在国际因素影响下，国内物价变化会产生“放大效应”：在外部需求不足、国际市场物价呈下降趋势时，国内物价下降速度会向下放大；在外部需求旺盛、国际市场物价呈上升趋势时，国内物价上涨会向上放大。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外部需求旺盛，国际市场物价因需求增加和投机因素影响而呈现加快上涨的趋势，这无疑会使国内物价上涨向上放大。尤其是，加速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加快汽车消费所需要的石油的进口大幅度增加，国际工业原材料和油价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一定时滞后逐步向国内传递。今年1－7月进口原油7000多万吨，全年进口估计接近甚至超过1.2亿吨，比去年增加两成左右，在国际油价大幅飚升（8月15日纽约市场9月份原油期货价格高达每桶46.58美元）的情况下，国内油制品价格和相关下游产品价格将会受到更为明显的影响，前期宏观调控使物价上涨的“减速”趋势，可能受到国际工业原材料和石油价格上涨的“传递”影响，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
　　面对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增长减速而物价上涨加速的“景气交叉”，我们怎么办呢？是想办法加以调控，还是让其自由放任？自由放任，让市场自发调节，当然可以消除政府意愿带来的经济运行人为化的痕迹，但可能要为此付出滞胀（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高昂代价。因此，政府继续坚持结构性宏观调控是必要的。问题是如何调控。
　　一个首先可以考虑的便捷措施是提高利率。对于人民银行来说，下半年加息的直接理由是投资品价格和CPI上涨率分别超过了存、贷款利率，无论是单月还是三个月平均以及半年平均，投资者和储蓄者面对的都是负利率事实。在年初我们考虑全年宏观调控的主题时，预计CPI会有半年左右在“警戒线5％”以内，因此当时建议“利率保持稳定”。从那时到现在8个月的情况看，这期间“利率保持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当CPI超过“警戒线5％”时，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动利率的必要性提高了。当CPI是3％时，老百姓完全能承受，也不会因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而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但当CPI越过5％时，就会超越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们会在强化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将CPI上涨5％当作警戒线来看待。这一点，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特别予以重视和考虑。
　　但从全局角度看，我们又不能“不考虑其他变量”，不能不考虑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这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的变化趋势。我们要清楚地看到的是，投资和工业增长速度从2月见顶开始下降到目前已经连续6个月了，分别从53％、19％以上降到目前的20％和15％左右。货币（主要是M2）、信贷也是这样，从去年8月份分别超过21％和23％后呈逐月下降趋势，经过12个的下降，目前均已调到15％左右，明显低于年初计划的17％。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这些变量的下降惯性是否还应延续？下降延续多长时间，最低降到多少，才是本轮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以往全面紧缩式宏观调控不同）的政策目标？这是下一步宏观调控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如果单从CPI考虑进行加息，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增长就有可能先后降到13％左右，进入1999－2002年出现过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低速经济增长区间内，这种情景一旦出现，不仅会使我们丧失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又必然要为此付出更大的调整代价。看来，当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增长处于下降途中，而且其下降惯性还很明显（有的指标已经到达临界值附近）时，若匆忙采取具有“全面紧缩功能”的加息措施，不管你加多少，就有可能产生“下降共振”，使本已下降的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加速下滑，以致于很快引起经济衰退。所以，为了避免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从“正常降温”转变为“过度降温”，暂不能使用加息措施。
　　以上分析表明，从控制CPI上涨演化为通货膨胀看，应加息，从防止经济出现衰退看，不应加息，这就使我们下一步的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
　　如何走出“两难”困境？怎样才能在经济和物价之间实现“均衡增长”，防止出现“滞胀”？我想，比较好的选择是：利率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在非利率措施方面有所作为。我这里讲的“非利率措施”就是指除利率以外的其他政策措施。有以下几项可以研究考虑：
　　（1）弱化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定价权，继续严格限制各地、各部门人为的行政式提价，减少来自行政的CPI上涨的压力。
　　今年3月份提出、4月开始落实的“两条控制线”，即当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CPI环比超过1％，或者同比累计连续3个月超过4％时，该地即暂停出台政府提价项目。现在CPI月度值已超过5％，比年初3％以下时的通货膨胀风险大大增加了，应将“暂停”调整为“在未接到通知前停止”。这样做，不仅可以控制物价总水平上涨，而且可以消除物价变动中的行政性影响，对地方政府和各垄断部门的非市场化提价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去年以来的价格上涨实际上不完全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其中很大部分是政府部门从各自局部利益出发人为提价造成的。在物价上涨到警戒线水平时，一定要杜绝地方政府的非市场化提价行为。控制物价首先要控制垄断，而控制垄断中最重要的是控制政府对提价过程的“条、块垄断”。
　　（2）建立健全竞争价格秩序，严格控制大公司“价格联盟”的垄断定价行为，防止出现垄断式通货膨胀。
　　尽管现在已经有《价格法》来限制定价中的垄断行为发生，但据媒体披露，去年以来仍然有一些行业的厂商特别是大公司搞维护自身垄断利益的“价格联盟”。 比如汽车厂商实施禁止经销商暗自降价的措施，钢铁、电解铝、水泥、航空、房地产一些商家也在宏观调控促使价格下降时实施价格保护措施，有的行业的大公司甚至采取“价格攻守同盟”，对中央的宏观调控采取共同的“对策”，这些大公司的行为看似为了“稳定价格”，实际上是从保护自身垄断利益的目的出发促使价格上涨。这不仅会放大宏观层面的通货膨胀风险，而且会破坏微观层面的竞争价格秩序，侵害消费者主权和利益，使价格的信号和调节功能失真。所以，严格限制大公司的“价格同盟”行为是当前稳定物价中非常迫切的措施之一。
　　（3）灵活操作公开市场业务和窗口指导，保持必要的货币流动性，防止信贷环境恶化，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货币、信贷条件。
　　在目前利率仍未市场化，投资和消费行为对利率的反映还不很灵敏的背景下，利率对信贷增减的调控功能比较有限。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窗口指导的宏观调控效果反而显得更为有效一些，向上或向下的调整弹性也更大。从这个意义上看，央行调控货币、信贷从而调节币值、物价和经济运行趋势并不一定要直接动用利率这个工具，尤其是不一定要直接调整存、贷款利率。当然，如果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增长与物价上涨是“同步的”，并且共同加剧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那么可以优先考虑提高利率，问题是近几个月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增长和物价上涨呈现“反向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用调息手段不如用更为灵活的公开市场业务及窗口指导手段，用“价格调节”不如用“数量调节”。利率是一个综合调节参数，微观反映要么是不灵敏，要么是同向、同步的。只要政府决定加息，那就意味着要进行一刀切式的全面紧缩，意味着前几个月实行的“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有重点、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方针的终结。据我看，目前还不是这个结构性宏观调控方针“终结”的时候，因为前期作为“局部过热”指标的货币、信贷、投资和工业的增长目前接近“正常降温”尾声，此时如果动用全面紧缩工具进一步打压，就有可能促使这些指标转入“过度下降”，甚至出现衰退，而原来薄弱的环节可能再度转入慢性衰退轨道。所以我认为，加息之举要慎之又慎，目前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时机还未到。
　　（4）人民币汇率保持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不是“一成不变”，目前正进入“低风险升值期”，建议抓住机遇微升汇率。
　　去年以来，我们坚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政策，没有因为日本、美国等国多次施加压力而盲目改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现在，这方面的国际呼声消失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反倒可以研究提高人民币汇率调整问题。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不等于永远一成不变。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逐年累积，这个压力总有一天是要释放的。是逐渐释放？还是累积到压力难以承受时再释放？这是一个逃不脱的选择。逐渐释放会有小波动，但不会改变快速前行的经济增长趋势，代价也比较小。总释放必然带来类似日本1975年那样的大波动，大波动必然带来大调整，甚至导致加速增长过程的长时间中断。所以，选择合适时机进行“有节制升值”或“渐进升值”可能是一个较优选择。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时机选择。去年（特别是“非典”时期）和今年上半年时机不成熟，因为那时国内通货紧缩和各方面要求扩大出口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国内货物供应相对于去年趋紧，通货膨胀和要求进口的压力增大。在这个时候，如果使人民币适当升值，可在适当减少出口条件下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是“利”之一；“利”之二是目前就业形势较去年和前几年要好，能够承受出口减少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冲击；“利”之三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形势今年明显好于去年和前几年，消费快速增长可以消化升值带来的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压力；“利”之四是部分释放多年来累积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因升值预期引起的外汇投机；“利”之五是缓解近几年国外反倾销不断增加给我们在外贸上的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国际贸易谈判主动权；“利”之六是随着资本“走出去”，对本币币值低估做适当调整，可以使国内居民减少实际汇兑支出，这对向海外投资、旅游、留学的国民是有利的。“利”之七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加息的功效，短期内缓解加息的压力。当然，这些“利”是相对的，有的是暂时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此要抓住时机。除了“七利”之外，还有一些“弊”，比如可能增加贸易逆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兑付时可能面临“实际收益减少”等等。综合看，目前升值利多弊少，是一个可能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
　　（5）灵活运用配额等数量调节手段调控出口和进口，一方面缓解国内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减少国际通货膨胀传递。
　　在国内消费需求趋于旺盛的情况下，采取不伤害投资和生产增长的物价控制措施，适当减少相对紧缺的物资的出口，增减其进口，是非常重要的，其措施除使人民币适当升值外，还可以采用必要的数量调节手段。最近几个月，这方面的政策操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还有潜力，尤其是在按照WTO规则灵活运用配额和其他数量措施时，要时刻着眼于国内市场供求缺口及其动态变化趋势，这样才能真正利用好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市场，在缓解国内市场供应压力同时减少国际通货膨胀的传递。
　　另外，还要有周期考虑。比如在石油价格暴涨的时候，正确的政策操作应当是在控制国内石油消费扩张势头、加快推进石油能源替代进程、鼓励节油基础上，适当减少用于石油储备的购入量，等到油价周期性下降时再扩大购入量。利用石油的周期波动来实现石油战略储备，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政策行动。实际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我注意到，在国际油价高涨时，我们的石油进口量反而是同步增加，低潮时反而减少，这对国家利益是一个巨大损失。这里既有部门垄断忽视国家利益的体制原因，也有政策操作上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正确的市场分析和预测。
　　（6）更多发挥财税杠杆作用，尽快出台结构性减税措施，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成本，为物价和经济“均衡增长”提供长期条件。
　　这一轮物价上涨，除了国内供求关系变化和国际石油通货膨胀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成本推动，这是一个不很突出但是确实存在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生产者的绝对成本和消费者的相对成本增加。从生产者绝对成本增加看，工资推动还不显著，但原材料价格上升和过快增加的税负正在推动出厂价和CPI上升。目前，我国企业的平均坏账率高达10％，远高于欧美国家的0.5％，这里无疑有体制缺陷和企业管理不善等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看到企业承担过高的税负增加了实际成本，降低了财务质量。从消费者相对成本看，也有税收负担过重的因素影响，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直维持了十多年，这个老话题讨论几年了，但至今一直未改，这对消费者特别是工薪消费者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从2001年以来，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长速度，今年1－7月高达30.6％，比1978－2000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速快近一倍，比同期GDP增长快一倍多，这里面当然有合理增加部分，但这样一个超常规增长趋势不利于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应当加紧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成本，在提高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同时，减轻成本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和物价的“均衡增长”提供长期条件。
　　（7）在工业保持“稳定增长”同时，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实现服务业“加速增长”，加快建设服务化社会。
　　从产业发展方面看，下一步宏观调控要过好“两难”关，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物价基本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是，在对高能耗、高污染、高资金投入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进行有效控制，保证稳定增长趋势的条件下，应当努力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实现服务业加速增长，尽快进入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服务化社会。
　　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增加同一块钱产值所耗费的煤电油运较少，劳动就业量较多，资金投入较少，原材料成本较低，既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又有利于物价基本稳定。从可行性看，在人均GDP越过1000美元后，城镇化加快，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恩格尔系数下降加快，家庭在食品、耐用品的开支比例下降加快，各种以人为中心的服务需求增长加快，这些都是加快建设服务化社会最基本的条件。其实，在从低收入加快向中等收入转换的发展阶段，不仅消费者服务需求会大幅度增加，而且生产者服务需求也会大幅度增加，因为企业必然转变增长方式，从以往的数量冲动向质量、技术冲动转变，其结果必然产生更多的非制造性需求，产生更多的企业服务需求，如物流、信息、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服务。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下一步宏观调控过好“两难”关、实现经济和物价长期均衡增长重要的产业选择。
　　在上述措施中，除直接的价格管理、货币信贷和进出口数量调节、产业政策引导外，“稳息升汇减税”可作为下一步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这可能是既防控通货膨胀又不损害经济增长的较佳均衡选择，是宏观调控过好“两难”关的重要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