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一些学者没有做调查就发言，造成一些舆论上的误导，象产权改革，国退民进，就是那些不做研究，拍脑袋的学者想出来的，从而造成大的祸患。……农民知道不多，会少讲；而我们的学者还要多讲。”[1] 看样子，郎咸平是想封别人的嘴啊。广大百姓，许多没有进大学，没有戴上博士头衔，不是教授，没有去世界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只是在工厂、田间劳作，就应该少讲、不讲？就让郎咸平这样“经过严格训练”、怀揣各种证书、戴着各种头衔、“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的人讲？全民所有的资产、集体所有的资产，我们普通百姓难道连说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吗？！
郎咸平强烈建议停止进行产权改革[1]。相反，我要呼吁推进和完善产权改革。
物质在运动、社会在更新。在运动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拥有一切，他只能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从事他的活动、维护他的生存，否定他拥有其时空资源进行生命活动也就是对他生命的否定；妄称他是所有时间和空间的主人，那是妄想、欺骗，也是对其中自然人的蔑视和干涉。
为什么中国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当时在农村地主阶级霸占土地、在城市资产阶级霸占厂房和设备，把劳动者不当人，当作“牛马”和“工具”，供利用、剥削；军阀官僚充当这样体制的“护法”，为了争夺地盘连年征战，征税要捐，搜刮百姓；劳动群众不堪重负、难以安居乐业，社会中出现了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穷困的小农、小工商业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官僚资产阶级资产”，“解放全国人民”，“让人民当作主”等口号，特别是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给无地、少地农民分田地，从而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踊跃报名参军，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兵有粮有武器。终于打赢了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现在，历史上进行了三次明显的产权改革：其一是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进行的土地革命。这次产权改革是革命，是经过漫长的武装冲突和牺牲无数生命而实现的，结果是被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所垄断的土地、资产被重新配置，“无产阶级”（包括工人、无地少地的农民、待业的青年学生）获得了土地和资产，当然他们也就成为“有产阶级”了。其二是从1953年开始到1958年之间进行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产权改革。通过这次改革，全国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区还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把穷富拉平，强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都收归公有，取消评工记分，推行“吃饭不要钱”的“按需分配”方式，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普遍建立以村为单位的集体食堂。[2] 在全国范围内取缔自由市场，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式的产权改革绩效如何？历史已经写就，大量的文献资料也记录了那段时期及其相继而来的一段苦难日子。其三是源自于“农民的伟大创举”（ 邓小平语）——承包责任制，承包责任制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中国因此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一体制在城市也得到响应，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在一定范围内搞起了承包责任制。随着改革的深化，又进一步发展出了合资经营企业和股份制公司的产权和经营体制。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土地所有制仍然为：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包括宅基地和自留地），城市的土地是全民所有制（注：虽然是全民所有，但在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下，农民对城市全民所有制资产的权益基本是“失落的”，要知道全民所有制资产的积累有农民贯彻不公平政策（例如“剪刀差”）所作出的贡献啊。）
目前中国现实需不需要进行产权改革？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1）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产权关系存在的弊端。从理论上来看，集体、全民所有制就是将资产包括资源、产品等“归大堆”，不对自然人中的个体明晰产权。然而，人们都知道：人要生存，必须要利用一定资源生产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全民所有制的这个“大堆”如何分配？包括资源使用流向、工作安排、产品消费分配等等。看样子大致有三条方案：一是由全体人民各取所需，二是让聪明、有道德、公正的人来分配，三是一次性把资产公正地分配完，同时建立公平合理的规则——让资源产品合理流动，让各自然人有权自己决定使用自己的资源，进行合作、交换、生产和消费。现在看来，“由全体人民各取所需”经“人民公社”的实践证明是走不通。“让聪明、有道德、公正的人来分配”风险也太大，一个考虑不周，就会带来重大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一个工作疏忽就会导致某些人饥寒交迫甚至饿死、冻死，更难以保证那个主导分配的人没有私心、没有贪图安逸淫乐之心。而第三条方案则基本上是未来式或正在进行式。（2）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改革开放初级阶段所选择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集体、全民所有制经营管理的第二种方案。现实中出现了大量的竞争恶斗、走后门、贪污腐败等等现象。大多数人们仍然不满意，希望继续推进改革，但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和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希望维持现状。（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向第三种方案迈进，出现了合资经营、股份制公司的所有权形式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但是，现实中由于一些人利用人们认识上不足、传统体制的漏洞和新机制仍然不完善等情况，通过圈地强占、私自瓜分、虚假购买、垄断经营等手段，夺得了资本。更多的农民和工人则失地失业流离失所。具体表现为大量发生的贪污腐败案件、疯狂的“圈地风”、野蛮的拆迁等事件，媒体也披露了失地失业的农民、工人数字。这些不好的表现，不是产权改革的错，而是腐败分子的错、是阻碍改革的人的错，也是在改革方向上犹疑不决、不积极探索新的公平有效的运行机制的人的过失。所以，必须坚持改革、加速改革、完善改革。
中国产权改革所要建立的机制及前景是什么？也许不能实现一次性地把资产公正地分配到人们手中，让人人都成为有产者，实现我们祖先“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是我们要建立实现这样梦想的机制，所以这方面理论认识和制度建设要走在前面。所以我就在这里先谈梦想：（1）人们不应该有利用资源剥削别人的思想，因为自然资源不是哪个人创造的。人们只能保护它、利用它以维护自己生存，与别人进行公平地交换，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他传给后代。（2）保护私有财产，包括个人发现、继承的自然资源和创造的产品。维护个人对这些资源、产品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3）建立公平合理的财产流动机制。使人们能自愿进行公平的交换、传承财产，使人们能自愿进行生产合作并进行公平的产品分配，使人们能自愿进行捐赠，让没有自然继承人的人和愿意奉献、愿意帮助困难人的人们实现其愿望。（4）建立机制让人的智慧和劳动得到尊重。具体比如说，一个人在维护、利用另一个人的一定资源进行生产到一定期限比如说20年，那么他就拥有对这些资源包括所积累的生产设备工具拥有所有权股份50%，也就是说获得了与原所有者平等的股权。要注意劳动者的生命权要优先保护。此种机制目的在于制约某些人利用占有资源、剥削他人智慧和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腐败生活，也是为了帮助那些遭受自然灾害、因犯罪遭到搏夺财产等无产者重新变成有产者、重新做人提供机会、机制。在这样的产权机制作用下，我们的社会会存在个人所有制、家庭所有制、法人股份所有制、法人集体所有制等产权形式和主体，而自然人不一定就处于一种所有制形式中，他（她）的财产可能处于不同所有制状态。这些目前只是我的梦想，国家没有这样的法律和制度，许多人也许没有想到这些。我告诉人们我的梦想，我希望人们理解我的梦想，我呼吁人们加速推进完善产权改革。
现在来分析郎咸平言论的问题。郎咸平说：“所有权没有到位就是那些‘拍脑袋’的学者想出来的。我主要研究公司治理，我没有听说过什么‘所有者缺位’，中国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谁是所有者？毫无疑问就是国家。”他还说：“打着‘国退民进’招牌侵吞国有资产。因此，现在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两者竞争的问题，而是民间资本包括国企老总大肆剥削国有资产。”[1]
一个主要研究公司治理的人，没有听说过什么“所有者缺位”，难道“所有者缺位”是郎咸平发明创造的词语？我相信郎咸平知道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并不是国家，而是“全民所有”，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把“全民所有”换为“国有”不是个追求简单的问题，因为他进一步地又把“国”和“民”区别开来，用在“国退民进”这一概念中，实际上从概念上就剥夺了全体人民的所有者地位。更有甚者，民间资本回购本属于民的资产，又成了“大肆剥削国有资产”。 郎咸平真是一个不知理念的人啊！那么我就想告诉他：国家是一个法人，它是由自然人依靠一定的协议（宪章、法律制度）形成的法人，按照协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一切来自于人，民是国之本。没有相应的协议，不依照协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国家就不存在。郎咸平能找到象人那样说话的“国家”吗？在“国有企业”举行董事会的时候“国家”说：“我是独懂，大家都听我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否则开了你们这些‘保姆’和‘奴仆’。”实际上“国家”不会真的拥有财产，也不会监管企业，也不会剥削欺压人们。但会存在打着“国家”旗号，制造不公平协议（法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自然人或团体。“国退民进”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概念，用它来描述产权改革，是对产权改革的歪曲和亵渎。不存在所谓“国退民进”的过程，只有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中相对个人明晰资源产品分额的过程，在此过程完成后，自然人以主体（具有决策自由权）参与市场，在公平的市场规则下进行传承、交换、合作、竞争。可以认为产权改革是劳动人民维护人权、争取当家作主、争取自由解放的第一步，是推进真正民主管理的第一步。
郎咸平讲：“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4]
什么是政府？政府何以为大？我认为：政府还是一个法人，它的一切也来自人，它的独特性在于其组织、行为规则或者说是政府的“法”，这些法是由人协议而定的。没有人的参与，没有人接受政府的组织、行为规则，政府等于无。因此，参与政府的人数及其接受协议调控的行为总体是衡量政府大小的尺度。说美国有实力，是世界强国，靠的是什么？郎咸平知道这是靠法治，是有严格的游戏规则。正是“法治”和“游戏规则”才是国家、政府的本质所在。而美国“法治”和“游戏规则”的精髓是“人被公平地创造”、“保护私有财产”、“民有、民享、民治之国家”、“保护人权”。在这样的“法则”主导下的美国政府就是一个全民的美国政府。不仅如此，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如果接受了美国的法则，实践美国的法则，那实际上也是美国的一部分，是美国的力量。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联盟，在美国有一个联合国。有些人甚至感觉美国好象是“世界警察”。把政府与民对立起来，把政府理解为某些人和团体，哪一个人能说他是政府？公务员能说他是政府吗？如果公务员说他是政府，那中国有多少个政府？政府脱离了民众，政府就是一个空壳的概念，它有什么力量？要想让国家政府强起来、大起来，必须从法制上着手。用最低的成本，花最小的力气，吸引最广大的民众，万众一心，那才是最好的强国之道。要想赶超美国，没有超出美国法制的法制是不会成功的。
郎咸平认为：“我们能够靠企业自身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是非常艰难的。”他还说：“高科技要发展，除了美国以外的公司，没有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的。”[4] 很明显郎咸平是把民众、企业与国家、政府对立起来的。由此我非常怀疑他“寓富于民”言词的准确含义及其真诚性。政府如何参与高科技发展？政府主办高科技公司，这样的产物是政府还是企业？政府投资都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应该是公共投资。我们的确见到盖着政府印章的批文能调动印钞机的运转，让银行拨出几千亿、几万亿的人民币，而民众没有这样的权利，民企没有这样的权利。民众为了这些钱，贡献资源、贡献技巧和劳动，生产出了高科技产品。民众拿着这些钱能换回自己的资源、高科技产品、换回维持自己生存的消费品吗？就说郎咸平创收的办法：讲课，出场费是4万元；出任《新财富》杂志的学术顾问，拿到一点顾问费，写文章稿费是一个字两块钱。真厉害！真能挣钱！我们写一篇文章，要想到杂志上发表，恐怕还得倒贴600元版面费、评审费、材料费、打字费等等。我们也没法“眼红”，因为这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不是我们给的。只是老百姓必须接受郎咸平的钱，把食物、住房、汽车卖给他，至于老百姓拿着换回的钱再找郎咸平能换回什么？也许只有他“不想谈理念”的言论——在许许多多的大学里讲、在学术研讨会上讲、在书籍报刊杂志上刊载的东西。然而，民众真的不需要付出吗？留给金融行业的坏帐、烂帐是怎么产生的，通货膨胀是怎么发生的？“公认为全世界金融学的顶级学者”的郎咸平一定准备了答案。说到这里，就与郎咸平批判的mbo靠上了边，企业管理层拿银行的钱收购“国有企业”，成为“民营企业”大股东。大笑话！这笑话是谁创造的？是由原来是国家干部后来变为“企业家”和银行一起在全民中大部分人不知情且迷惑的情况下创造的。事实是有些人富了、有些人成了大“资本家”，很多人成为失地、失业、流离失所的流民了。相信在全国人民觉醒的时候、不再迷惑的时候，在全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当家作主，勇于维护自己人权的时候，一切都会有最终的公正了断。
郎咸平说“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我猜测郎咸平讲这话是有考虑的，他不说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是中小股民的主张，而是他个人的主张。尽管如此，我认为这连是他个人的主张都不是，但不知郎咸平说这话安的是什么心。现在分析所谓“中央集权”。把全国人民的说话权、决策权、劳动权、交往权、裁判权、自卫权都集中到“中央”，听从“中央”的决定和吩咐，这大概是“中央集权”的大概意思吧。“中央”在哪里？人民怎么找“中央”，“中央”会说话吗？只怕失去权利的民众找“中央”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找“中央”找不着，叫“中央”、“中央”不应啊！或许郎咸平的“中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某个会说话的人。让郎咸平代理“中央”，愿意吗？十三亿中国人，郎咸平认识几个？他们的婚丧嫁娶、吃喝拉撒、学习生产、娱乐休息、斗殴争讼，郎咸平能管几样？你让人民交出了他们的权利，你又不能负责保证人民的生存和安全，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祸害全国人民吗？为什么说“中央集权”连是郎咸平的个人主张都不是？比如说我们确定了一个中央领导，这位中央领导说：“郎咸平的讲课水平太差，出场费4万元不合理，会导致金融问题，这个问题不处理会损害我领导的信誉，历史上不好交帐。现规定郎咸平只能收取出场费2万元。”你再看郎咸平，他会说“您是领导，我听您的，那2万我退回去”吗？我看郎咸平八成会溜之乎也，跑到香港或美国等什么地方去了。
虽然郎咸平不想谈理念，认为理念没有任何意义。但是郎咸平出版了系列专著，在许多著名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他曾任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顾问。获得了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郎咸平讲课出场费是4万元。[3] 郎咸平风光得很，不仅有出钱的、请讲的、抬轿的，还有打鼓吹号的。不过我想说：看郎咸平的言论报告，还不如听刘三姐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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