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着我国的国企改革，香港郎咸平教授在通过对诸多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缜密的分析后指出，我国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并主张，“ 在中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必要停止目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以防止一些企业家打着所有人缺位的口号，合法侵吞国有资产”。显然，郎教授向国人发出的忠告，涉及到了我国国企改革的根本性的方向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广大民众亲眼目睹的正疯狂地发生于全国各地的国有资产被那些打着改革旗号的“社会蛀虫”侵占的严重问题。

      众所周知，自从我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鼓吹我国国企“所有者缺位”“要明晰产权”等谬论，并鼓动政府在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仓促出台所谓的“国退民进”经济政策后，全国各地便出现了一股打着国企改革的旗号，由贪官、奸商与学术骗子结成利益同盟的借国企转改制疯狂鲸吞国有资产的恶潮。在这股恶潮中，全国的无数经由广大民众几十年辛勤努力积累起来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却被那些党、政府和群众曾经给过他们领导管理企业的机会而事实又证明这些人实属不称职之辈的原国企（或集体企业）的领导层人员所“荒唐地”占有了，对此，广大民众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对我国出现的全国性的官僚阶层借改革之名侵占国民财产的行经普遍地表达了深感痛心和强烈不满。并纷纷对我国出现的这种疯狂地鲸吞国有资产的恶劣行为是否真的属于改革表示出了严重的关切和质疑。

      记得在文革中，在我还处于童年时代的岁月里，我经常听到老师和周围的大人门告戒我说，“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广大工人和农民就会吃两遍苦，受二茬罪”。在当时的毛主席语录中，人们也经常读到，“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当时，全国人民正是担心中国会出现当时社会舆论所描绘的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后民众会遭遇到的惨景，才信以为真，纷纷投生于由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正是在少数高层领导人制定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误导下，中国民众才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苦难岁月。中国发生十年文革动荡的教训曾告诉我们，政府政策的任何严重失误和过激措施都会断送我国人民的建设前程，都会给我国民众带来重大危害和苦难。所以，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广大民众十分期盼改革，却痛恨和担心导致出现侵害民众根本利益的社会性质的改变。

      人们记得，在1978年12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倡导对外开放，大胆地推行经济改革，开创了一条引导中国民众走上通过改革开放达到发展经济最终实现富民强国的道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先生就对改革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三个有利于”是符合我国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衡量我国各项改革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我国政府和民众也是以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出台和实施各项改革措施的。“三个有利于”的改革思想犹如一条红线，指导着我国亿万民众积极地参与改革和实行改革，而正是通过符合国情的各项成功改革，才使得广大民众真切地得到实惠，使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地提高，这种有利于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使得广大民众进一步期盼改革并认同改革。可以这样说，通过实施““三个有利于”的改革，来解决存在于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内的问题，目前已成为了广大民众的共识。显然，通过改革使我国在各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和进步已成为了绝大多数国人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然而，令国人深感惋惜和遗憾的是，1995年以后，随着我国久经考验的与广大民众深有感情的卓越的老一代党政领导人相继退出政坛后，一大批激进的对国情缺乏真正了解且对民众毫无感情的经济学人却有了机会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主流，于是，在这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误导和糊弄下，我国在随后的一些经济改革中，出台了一系列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设计的诸如以产权变更为突破口的所谓的“国退民进“等政策，现在，全国的许多民众已经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设计和推动的国企改革政策，无论是从出发点还是从实施结果来看，显然都是违背“三个有利于”的改革衡量标准的。这些错误的政策已经给我国的广大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苦难，使我国的“国退民进”政策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国退吏进”，全国的国有企业的转改制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吏有化”趋势。在“国退吏进”过程中，全国无数的民众或下岗；或被迫买断工龄，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现在，面对官僚阶层打着国企改革的旗号，不劳而获地将宪法确定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占为己有的恶行，广大民众有理由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即：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设计和推动的“国企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实际意义上的改变？那些靠利用手中权力侵占国有（或集体所有）财产致富而成为企业主的官僚阶层人员怎么能够称为企业家？国有企业“吏有化”的过程怎么能够说成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社会商品经济总体发展已经逐步进入到了微利时代，基于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在这种微利时代，任何企业如没有在科技和经营管理方面有创新性的突破，靠诚实经营和守法运作是不可能合法地暴富的。然而，人们却真切地看到，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没有在科技和经营管理方面有创新性突破的私人企业和那些根本就不具备经营管理基本素质的人员却通过了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转改制途径而使个人成为了爆发户。究其原因，民众可以发现，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设计和推动的“国企改革”的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纵容由贪官、奸商与学术骗子结成利益同盟的借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转改制为名，疯狂鲸吞国有（或集体所有）资产的可恶模式，其本质是为了改变我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专为提供贪官污吏进一步侵占国民财产量身定做的敛财模式。因此，这种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设计和推动的国有企业转改制模式是一种企图混淆改革与改变基本概念的模式，同时也是一种违宪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模式。

      需要提请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注意的是，所谓“改革”是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其能适应客观情况的一种变革，从本质上讲，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和进步性的特征，而改变则不同，它仅是指事物发生各种显著的变化，包括将事物搞的更加糟糕。 现在，那些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设计和推动的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目前已经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官僚阶层借改革之名疯狂侵占国有财产的恶潮，这股恶潮不仅吞噬了我国广大民众二十多年来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改革成果，而且正在把我国的经济甚至我们的国家推向瓦解的边缘。

      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误导我国经济改革时，经常会利用一些不实数据制造一些舆论来蒙骗政府和民众。比如说，有10家国企，原来每家国企平均有1000名职工，10家国企共有职工10000人，现在，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设计的国退民进国企转改制方案，每个企业平均把30%的员工通过买断工龄，内部退养，签协保协议等手法，把员工推向社会，按理说，在这一过程中，10家企业给社会实际造成3000名的失业工人，10家仅企业留下了7000名职工，对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根据自己的统计会说：“10家民营企业创造了7000个工作岗位，帮助社会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其实，在计算民营企业的产值和出口创汇方面这帮家伙也是采用如此手法来蒙骗政府和民众的）。又比如讲，当贪官们为制造能够给自己截取国民财产的机会而不顾一切地骗取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上项目；奸商们为牟取民众存放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居民储蓄而滥抵押滥贷款并对国有商业银行造成致命的损害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不负责任地把因“新自由主义经济”谬论泛滥造成的社会危害归罪于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性质，并联袂为国有银行民营化鼓噪呐喊。至于个别错误经济谬论的倡导者将民众对官僚阶层打着改革的旗号侵吞国民财产表示出的强烈不满的呼声说成民众的仇富心理；个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把目前日益觉醒的民众发出的正义的社会舆论谴责，说成是企业舆论环境十年来最坏，更是令国人愤慨的鬼话。

      今天，令国人感到欣慰并应当敬佩的是，香港郎咸平教授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遏制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英勇地站了出来，用事实勇敢地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们的错误理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这是一个多么需要勇气、智慧和无私无畏精神的壮举，一个能够唤起社会良知和值得民众深刻反思的爱国举动啊！

      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中华儿女，一个希望祖国强盛的爱国者，你还能够麻木，还能够容忍国民财产被官僚阶层进一步鲸吞吗？在此，人们必须告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和重用这帮家伙的政府高官，莫把改变当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