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都知道，最近国企改制的问题提出来，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是一团混乱。我想首先从这场争论开始，这场争论老实说我也看了很多正反两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很多不同的观点，总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问题越争论越复杂，其实我们这场争论不是为了分一个高低胜负，而是把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能够通过这场争论理清楚，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对这场争论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话题相对简单，第二句话就是现实当中的背景过于复杂，这是现在这场争论出现这样一种混战局面的基本原因。从表面上看起来，很多问题都牵扯进来了，但是就郎咸平所提出的初始的问题，我概括为三个问题，如果从这里出发，问题就比较简单化，然后把背后的有关理论和现实的背景联系起来，这可能是我们理清这个问题的办法。
　　郎咸平的东西我确实看过，我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很不公平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命题。这个命题的前半部分就是国有资产出现严重的流失，他认为从他的实证个案可以证明，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有的经济学家说我也去过这几个企业说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觉得即使这几个企业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基本事实，可能也还是否定不掉的，至少这个命题的前半部分大体上我们有例证证明。然后很不公平，如果我觉得根据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产权理论来看，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导致的社会不公平，本身也是很有疑问的判断。我把第一个叫公平命题。
　　第二个叫效率命题。效率命题就是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这是郎咸平的第二个命题。但这个命题和前一个命题不一样，这个命题从郎咸平个人做的各个个案来说，我们可以承认，在这几个个案当中命题是成立的。但是他没有能够证明这个命题可以普遍成立，至少在目前的资料情况看这个问题靠几个个案可以说是证明不了的。
　　第三个命题叫改革命题。改革命题就是说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制应当停止，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三个命题。但是这里面，我觉得特别要提出的一点，就是他特别讲的就是所谓MBO方式的国有体制改革。但是在对这点的理解上，从目前来说可以说是相当混乱，有人概括成国有企业的国有体制改革应该停止，郎咸平说这种方式的改革应该停止，所以应该把这个情况搞清楚。但是从这里又往下走了一步，涉及到对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的判断上，这个判断从目前来说，就我看到的就是在他那里的描述还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我觉得尽管目前的争论很混乱，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问题是三个问题。
　　第二点，就这三个问题来说，我觉得现在乱在什么地方，就是好像这个对，那个也应当对，这个可以成立，那个也应当成立，如果这个不成立就说明那个也有问题，我觉得这是现在争论的混乱之一。而在我看来，这三个命题可以说在理论上不具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三个命题并不是可以单独分割的，应不存在从理论上承认一个命题就可以推导另外一个命题的关系，但是我不否认这几个命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这样我们可能可以采取的方式，如果我们建设性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三个命题分开进行讨论。因为刚才说了这三个命题并不在理论上存在紧密的、一体的关系，是可以单独分割的，所以我觉得在讨论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过于强调三个命题的密切联系在一起，很多混乱也就从这而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命题一直激起这样大的反响，可以说触到了社会的痛处，可以说这样的一场争论非常有价值。我不同意说这个问题炒得这么热，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可以说是触到了中国痛处的问题，可以认真讨论，但是讨论富有成果的话可以从最简单的地方讨论，然后和现实的背景联系起来。这个现实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我最近几年时间一直讲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的时间，但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看改革的过程的时候，有着基本的定位，就是说改革以来，改革前、改革后，改革后是一回事，我要说的是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和80年代有着非常大差异的一个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社会。那么这种新的社会具有一系列的新的特征、新的逻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这个社会和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背景是什么？就是在90年代以来，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可以说中国社会转型当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的凸现出来，这种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不是这种观点。那么两个主题是什么？一个就是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第二个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的准则。就是说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作为我们改革以后的社会，不管叫什么社会，就是建立的新的社会所必须具有的两个基本的目标之间的张力、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这十年的时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和这两个问题的张力和矛盾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张力，在思想界形成了边界和现实上的边界是不一致的，就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换句话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和刚才说的目标的张力和矛盾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两派事实上形成了对这种张力和这种矛盾的不同的结合。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和张力的面前，政府的宏观政策进退思惧，所以这是我们看这场张力的最基本的背景。
　　实际上从这两个词在这里是非常勉强的。但是我现在又没有别的词，又不能说谁谁谁，我现在还是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个词，可是非常勉强。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张力，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和这种张力有密切关系的，面对这种张力我们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系列的对立，我把这种对立概括为三点，但是这三点也只能是概括性的，不能适用当中的每一个人。第一个对立，在社会结构上自由主义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一边。新左派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的弱势群体里。我现在用的词是“左派自由主义”或者叫“民主自由主义”例外。
　　第二点对立，在改革的政策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的是效率优于公平，新左派强调的是公平优先效率。
　　第三点对立，在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取向上，自由主义是倾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解决效率问题。部分的新左派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想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如果说90年代已经是一套现在新的逻辑的社会，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我们再看这两种解读和这两种解读所推论出的关于经济社会的主张，我们看一下它内在的矛盾。
　　从自由主义这方面来看，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由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缺乏敏感。这个可能是由于理论的取向或者理论的框架所导致的，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现在原因我们不说它，动机更没意义。这种敏感的缺乏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对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的漠视，而一味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单项途径。有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是将社会公平的问题寄希望于消除权利和垄断的市场经济。但是这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条件，特别是对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公平问题的判断可能是过于简单化的。现在网站也提到，一部分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者更多的经济精英和企业界形成联盟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新左派可以说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表现不敏感，主要体现在对公平问题的密切关注上，但是对于中国目前不公平的问题的性质和产生原因的分析，分析明显是偏颇的。其中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发生质疑，并想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主张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当中去。这个体制包括国家的再分配、强有力的国家权威，甚至是杀富济贫的社会政策，这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目前思想界出现了这样两个阵营的对比。
　　大体上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我个人的态度，第一对于中国20几年的时间，中国改革所走的基本方向，我个人是赞成的。同时在80年代的时候，一直开始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使中国汇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当中去，这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从现在走的过程当中看，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公平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在报纸和刊物上也谈了很多关于公平的问题，正是关于公平背后的原因以及解决公平问题的方式上，和新左派是非常的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近十几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背后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背后就是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团追逐自己利益能力的不同，强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强，弱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可以说这种能力的不同可以说是社会权利的释放，其实我们去看一下，无论在城市的拆迁、土地的征用、农民的问题、农民工的问题，在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群体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的不同。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去年有《中国经济时报》上有一个很长的调查报告关于出租车司机问题，大家平时可能都有接触过，一辆夏利车正常的情况下拉几千块钱，交给公司大约是5千块钱，去掉各种开销平均剩1800元，就是说公司拿5千多元，个人拿1800元，这些钱几乎是他牺牲所有的工作日挣来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换来的，凭什么？经济学说是劳动力不供给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你不干，自然有别人干，这是法则。我说不对，由于这个出租车司机作为弱势的一方，缺少在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表达和追逐自己利益的权利，才导致利益的严重流失。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问题，我觉得刚才说的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一个是建立社会经济体制问题，一个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合在一起就是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机制问题。
　　我自己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讲了一个概念，叫“以权利均衡为基础的宪政主义的合作体制”。如果联系到今天的问题来说，至少概括的说这么几点。
　　第一，以相对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所以我支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但是要有相对的程序和规则。尤其要讲到的词就是次优，这样的顺序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这样，不是次优，可能是最坏的方式，如果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对的，在目前的方式下国有企业的改革三优、四优都够不上。所以改革的方向走向市场经济、走向私有化的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推进这种改革的同时，有一个重造改革的标准。
　　第二，承认利益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承认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且在制度上设立利益表达和不同群体利益和议的安排。老实说，今天所涉及到的实质性问题，不应当是我们争论的，而是社会当中利益相关的对方应该存在着有规则的博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博弈是不能在有效的制度下公开来进行的，于是就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口枪舌战。所以，这关系知识分子的问题，关系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问题。我看有一个人在网上写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说你比别人更有良知？但是我想知识分子说的好听也好，不好听也好，多少还会起点作用，当然我不是说知识分子就应该起作用，只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是这样。比如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农民三农问题，拆迁问题等等，如果没有人在这儿说，又不许当事人说，这些人说的话就自作多情，那么这些问题谁来说呢？
　　第三，利益的合作不仅仅是竞争，而且是合作，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劳资上形成合作主义的安排，这可能是合作主义现实体制当中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安排在宏观的层面上体现了合作主义的现状体制。
　　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的争论除了学术理念之外，可能是纪律问题，如果把郎咸平和张维迎双方对立的观点简化一点的话，做一个调查，民企的老板绝大部分是支持张维迎，私人下岗职工说找郎咸平，所以不在于是学识、利益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由于利益的问题，把本来能够形成共识的问题，变得对立，其实如果两派争论的非常激烈，面红耳赤，针锋相对，这些有些东西可以形成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