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政治家指出：当今世界正进入“晕旋”时代。
　经历了25年改革发展的中国，也处在“晕旋”的时期。且不说对外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变化着的世界会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且不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通往崛起的路上每迈出一步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影响世界的格局和走势。仅就中国自身的改革发展而言，已经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都令人“晕旋”。25年的时间不算短，是一个世纪的1/4时间。改革初期对民众有过太多的期许，期许与兑现程度的反差实在太大。回顾25年来的改革历程，我们几乎每推进一步，结果都是忧喜参半，巨大的成就里总是包含着众多的问题与矛盾。——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的同时，维系人际之间社会经济交往的“信任”感普遍丧失，大肆鲸吞社会财富的行为和“暴发户”们的炫耀性消费愈加凸显弱势群体问题的严峻，通过透支各类资源建成的大大小小“政绩工程”加重了发展的难度。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经济矛盾演化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就连一些精心呵护改革、力倡改革的理论家也提出“改革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的质疑。“警惕滑向不好的市场经济”的呼吁强烈地撞击这个时代的心弦。
　　事实就摆在我们眼前，迄今为止的改革，有输有赢。在赢的方面，中国走上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初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这些巨大胜利，为未来的大踏步前进奠定了体制基础，由此，付出一定代价是必然的。但是，在输的方面，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足以使改革成果功亏一篑。——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和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几乎离老百姓的受益程度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弱势人群滑向现代社会的边缘，这些人群不仅没有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反而这些改革发展的成果引出他们的心头之痛、心头之恨（即“仇富”情绪）。改革初期普遍受益的局势早已不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趋势基本形成，对改革持之以疑的情绪从社会低层向中层乃至理论阶层蔓延。
　　民心是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今天的民心已经非常脆弱。岂只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实践我们再也输不起了（温家宝总理2004年3月第十届人代会期间答记者问的回答），未来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将是“输不起的实践”。然而，改革已如离弦之箭，不仅没有回旋余地，又不能在现阶段上踟躇不前，还必须直奔靶的。我们只有一条路可选：勇往直前。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告诫全党：“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决策，是对全党新的重大考验”。这一告诫的分量有多重，我们不难掂量出来。
　　可想而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接下的担子有多重：既要推进改革，又要切实解决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历史矛盾。无论是推进改革还是解决问题，都困难重重、风险重重。我们再也输不起“民心”，已经没有“错了再改”的机会了。未来的任何改革实践都只能胜利。好在新一届党中央对改革发展的严峻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于耳。
　　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改革历程里，都具有标竿意义。这是两个既一脉相承又有显著区别的纲领性文件。改革的指导思想在人们的“不经意”之间从“gdp”压倒一切向“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转变，实现了改革指导思想上两个时代的对接。这个重大转变的指导思想被提炼为“科学发展观”。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第一次明确表述转弯思想的是2004年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1号文件。这个重要文件的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党和政府向全社会传递了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农民增收，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反思了25年农村改革为什么愈是改革“三农”问题愈是严峻的原因所在，明确提出“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工程。发轫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四大转变”必将影响其他重要领域，因而具有全局意义，将对未来改革发展深远影响。
　　——我们正处在“四大转变”开始起步的关键时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疾风暴雨般思想交锋中走来。因其思想交锋激烈，愈显出“选择”与“推进”的艰难与胆识、勇气。十六大报告高度评价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高度评价了历经10年努力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任何关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都清楚这些成就意味着什么。在通往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我们已经有了更为实在、更加坚实的体制保证。中华民族将会、一定会以更加矫健的步伐走向崛起、走向复兴。
　　但是，更为切实、更为严峻的事实是：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窃取了，社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了，大多数人承受了改革的阵痛却没有分享到应有的利益。——这样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强盛与人民何益？这些严峻的事实，击破了人民群众当初对改革所寄予期望，改变了改革发展的性质，使本身就负重前行的改革发展受到更加严厉的质疑和责难。面对过去，我们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面对现实，我们的形势究竟是好是坏？面对未来，我们的前景究竟是明是暗？这些影响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问题，在日新月异变化莫测的现实里更加难以回答，使其思想的天空风云滚滚，各执一词的观点、认识、看法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电闪雷鸣。处在激荡中的人们，怎不“晕旋”？怎不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本世纪前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大机遇期。时不我待。机遇稍纵即逝。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影响改革发展的责难和质疑纠缠，迫切需要冲破迷雾，走出晕旋。但是，虽然目标已经锁定，路线已经明确，部署已经周全，措施已经出台，改革发展能够强行推进吗？固然，改革发展已成大势，不可阻挡。如果对已经积累到令人喘不过气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没有切实的化解，依附于这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质疑与责难就会梦魇般死死缠住推进改革的每一步，涣散人心，使改革的每一步都充满变数。任何重大改革都具有悲剧色彩。但是任何善良的、对前景充满希望的中国人都不愿意改革是以悲剧结局。而中外历史上，初衷合理的的改革最终走向否定的事例不少。恩格斯把这样的历史悲剧归结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的不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历史悲剧的覆辙不能重蹈。
　　面对如今极力诋毁和谴责选择发展市场经济的言论，我们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充足的底气予以驳斥，因为正是这一选择带来了、积累了如此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我们更没有理由把这些诋毁改革成就、夸大社会问题的言论统统纳入持不同政见的言论加以封杀。事实上，绝大多数忧愤之深的人正是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之爱。在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这个大目标上，彼此是一致的，其纷争和冲突主要是对路径和政策、举措的选择上。十六大报告强调“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没有思想交锋，何以创新理论。没有思想交锋，何以使创新的理论更加成熟。我想，为什么改革发展处在重大转变时刻，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不就是因为改革发展进入“没有石子可摸”的深水区吗？未来的每一个实践，都是背水一战，不能失败、只能胜利，这就需要有经得起砥砺的理论，才能做出科学的、周全的决策。
　　当然，让思想的园地白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仅仅是前提，不是目的。目的是使改革发展走上坦途。因此，通过“齐放”和“争鸣”，找出制造矛盾、破坏改革、阻碍发展的症结所在，解答改革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问题究竟有多严重，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为什么要“四个转变”，科学发展观的针对性和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
　　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由于体制落后束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引起的。因而改革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虽然落后但有强大的体制基础做支撑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冲突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而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改革的全过程所进行的利益调整是否与改革的初衷——既历史的必然要求相吻合。如果改革是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替代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使少数权势群体、强势群体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成为社会新贵，就必然渐渐失去民心，失去社会基础，失去改革的原义，那么，这样的改革离夭折就不远了。故而中国有句成语：“祸起萧墙”。
　　今天，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什么呢？——可用两句话四个字来概括：“发展”，“公正”。
　　放眼世界，“革命与战争”的主题早已渐行渐远，“和平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劲。仅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是以往历史的总和（江泽民语），表明世界已经以几何递增的速度在发展。我们已经错失了一次历史性的产业革命和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国家已经与发达国家相比又落后了近100年。这在“和平与发展”的天空日渐明朗的今天，落后就是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里，国际间的交往决不会因为50多年前我们连钉子还叫“洋钉”、火柴还叫“洋火”而降低交易标准，我们不得不饱尝实力不对等交往的苦果；而文化思想素质整体提高的中国人，也难以认同经过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生产力依然与发达国家落后将近100年是合理的。说什么“300多年历史的市场经济与不到100年历史的计划经济孰优孰劣没有可比性”，只能愚弄自己、安慰自己。不错，计划经济是马克思的原创。但马克思所设计的计划经济其前提条件是已经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尊重历史前提。我们有这样的历史前提吗？没有。20多的计划经济实践表明，没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难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即使建成了，这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先天不足、后天孱弱的，不堪重击。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使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得以巩固。既然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而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已经显示了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创造力（见《共产党宣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探索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呢？“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这为中国探索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历史机遇。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集体，怀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冒人们曾经耳熟能详、“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风险，毅然担起了探索、改革、发展的重任。25年来，从“摸着石子过河”、选择市场经济到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谓一路跌跌撞撞。此起彼伏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我们走过来了，中国创造了连续10多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到2003年，中国人口与改革之初相比，增加了3亿，却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历史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与改革有关，与选择发展市场经济有关。
　　但是，必须看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1000美元是一道历史关口。而对基尼系数早已越过国际公认警戒线的我国来说，这个1000美元所包含的社会危机因素远大于所包含的发展后劲。基尼系数之所以越过警戒线，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全力以赴抓发展、gdp压倒一切的时候，丢失了社会公正。今天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都与社会不公相关。我们几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传统极端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走向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公、资源占有不公。面对积重难返的诸多问题和矛盾，面对贫富悬殊给百姓带来的生存与发展之苦，新总理温家宝说他常常流泪。而一些人还讥讽为“作秀”。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时至今日，为什么“人权”思想那么强劲地冲击世界各国，不就是因为先发展起来的强势国家欺负弱势国家、先发展起来的强势群体欺负弱势群体吗？所谓现代文明，就是尊重人权、维护社会公正。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人权要求、公正要求也就越强烈。就连强势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缺失人权，缺失公正，这样的发展是畸形的，速度越快，社会动荡愈烈。于是，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蓬勃兴起，极力维护世界范围内的公平竞争和公正发展。虽然这些国家组织在抑强扶弱方面的努力还不尽如人意，毕竟，起自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尊重的人权思想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进而延伸到对弱势国家的保护与尊重。至少，一些强大的国家也得被迫坐下来首先选择对话解决争端或冲突，是一个吉兆。这些变化表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社会公正。缺失社会公正的发展，是少数强势群体掠夺发展成果的发展，必然引发社会动荡。因而维护社会公正，是实现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1000美元、改革发展处在重大历史关口的时刻，是应该认真反思我们为什么丢失了社会公正，出现了越过基尼系数警戒线的贫富悬殊？25年来，改革、发展、稳定，一直是引领社会转型、促进发展的主导思想。我们的反思就从这主导思想入手。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要发展？不就是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生产力基础，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弊端越来越突出了吗？计划经济就是权力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权力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就是权力计划一切、垄断一切。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破除权力计划一切、垄断一切的体制性弊端。结果呢？改来改去，放权之后使更多的部门和人拥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绝对权力。这些大大小小的绝对权力，如潘多拉魔盒被揭开，众多小妖飞翔在中国经济的上空，欢乐地吞噬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权力失控已经到所有监督机制都形同虚设的程度。一个小小的乡镇官员，就可以敛聚近千万元的财富。以此类推，运用权力获取私利的可能性、可行性该有好大！权力对“理性经济人”（以最小的成本谋取最大的效益）的诱惑和依恋该有好大！而官员们要攫取和敛聚财富，前提是对任何资源的配置都权力化，以创造更多可供“寻租”的资本。而这样做，正合商人心意。商人们只需要付出预期收益的百分之几，就可以获得远比依法经营、苦心经营多得多的超额利润。据检查机关揭露，沈阳马向东等腐败分子在权钱交易中仅获得几千万元，而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数亿元。不言而喻，这些行贿的商人窃取了利益的大头。可以说，“寻租”腐败越多，非法致富的“商人”就越多。权力“寻租”的愿望越多，非法致富的机会也就越多。企业家们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必然千方百计攀附权贵、寻找权力的薄弱点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薄弱点来发展自己的事业。由此形成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不好的市场经济。“不找市长找市场”，这话绝对正确，却是迂腐行为。你能接受成本不同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吗？你可以蔑视官员们手中的资源配置权，而在事实上是权力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你的发展就必须付出远比行贿成本高得多的代价，甚至被竞争对手轻而易举击垮。你要发展，你就不得不放下你的自尊，先找市长再找市场吧。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即使是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显得那么天真、幼稚，以至于曾经力倡发展市场经济、精心呵护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也惶惑不安（如茅以轼等），甚至起来谴责这样的市场经济（如吴敬琏等）。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不好”的市场经济已愈加明显。改革的设计者、理论支持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中纪委总结的“权力三化”）。“权力三化”的后果是：一个以权谋私的权势群体和依权谋发展的强势群体得以形成并壮大。矛盾总是以对立面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是这两大群体的存在才形成并扩大了一个新的弱势群体，才加重了“仇权”、“仇富”的社会情绪，才激化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才使社会总是处于动荡不安。
　　我们早已熟悉这句话：“稳定压倒一切”。不错，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都难以推进。问题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基于社会公正，社会不稳定缘于社会公正被破坏。如果我们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有意回避）改革到今天是使更多的个人拥有了权力经济的资源和由此带来的权力经济收益，这是不公正：如果我们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有意回避）经济发展的增量部分被少数权势人物、强势人物所垄断和作为新一轮“发展”的资源，导致大量弱势人群出现和弱势人群的生存与发展更加艰难，这是不公正。正是这些严重不公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动荡。因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作法校正改革措施上的偏失和发展受益方面的不公正。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选择的维护“稳定”的方式是偏重抑制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行为，对导致矛盾激化的官员或豪商仅仅是“敲山震虎”，甚至一些主流媒体把迫不得已聚众上访或聚众抗议的弱势人群视为社会动荡的因素，强调要密切注视聚众上访或聚众抗议的苗头。这些言行均是本末倒置，扬汤止沸，客观上把人民政府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客观上助长了权势人物、强势人物恃强凌弱的嚣张气焰，助长了社会不公的恶化。
　　于是，我们就步入一个怪圈，当社会不满的情绪越多，我们就越强调稳定；当我们越强调稳定，就越突出权力的作用；当我们越突出权力的作用，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就越疯狂；当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掠夺越疯狂，社会不满的情绪就越强烈。在这个怪圈里，“稳定”实际上是被一些权力人物、强势人物利用来维护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利益和抑制人们争取合法权益的“盾牌”。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稳定”的抑制下越积越多，越积越烈。这种“稳定”实际是假稳定。
　　中国的改革发展本身就是在对外开放中进行的。世界的深刻变化必然对开放中改革发展的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当代人权思想的主题是“公正”。发展固然重要，强势国家、强势民族、强势群体需要发展，弱势国家、弱势民族、弱势群体对发展的要求更强烈。维系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各群体之间共同发展的纽带就是遵循公正的原则。什么地方、什么领域缺失公正，就谈不上共同发展，就必然产生矛盾，产生冲突。因而国际组织的涌现，区域联盟的涌现，都是弱势一方在强势的威胁下为了取得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现代国家的职能越来越突出公正地调配各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利的作用，越来越注意抑制强势群体恃强凌弱的行为和维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哪个国家对社会公正处理得好，那个国家的社会就一定是稳定的。即使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游行示威，也仅仅是针对某一项政策或某一件不公正的事件，不可能动摇一个社会公正的国家制度。马克思当年批判资本主义就是针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幌子下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而今天那些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度过“垂死”难关，就是因为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强化了社会公正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强调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既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起点，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我们已经建成社会主义，有了实现社会公正最大化的政治体制保证。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公正已经深深植入人民的心中。人民群众对社会公正的诉求既基于时代赋予人民的权利，更基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承诺。25年的改革发展历史，为什么总是“播下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例如：当我们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力经济之后，却出现了更多、更严重的权力经济；当我们推行国企改制，数以千亿计的国有资产流失进权势、强势人物腰包，而转岗、下岗工人却度日如年；当我们破除产权模糊、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合法”的个人财产的时候，欢呼雀跃的是既得利益群体，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将更艰难；当我们强行控制土地买卖的时候，已经拥有土地资本的老板们笑逐颜开，一夜之间土地资本的实际价值陡增，使几乎走入低谷的房地产市场迅速火爆，房屋楼盘价格迅速攀升，击破了多少工薪阶层、平民百姓的购房梦想。这一切“异化”现象能够出现，都因为我们忽视了、淡化了、践踏了社会公正。
　　因此，当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反审过去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难发现，过去指导改革的思想确实存在缺陷——改革一路跌跌撞撞走来，丢失了“社会公正”。因此，指导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思想，应该用“公正”换下“稳定”。因为，过去的“稳定”，偏重于针对人民群众。而“公正”，偏重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何况，只有在改革的决策上、发展后成果的受益上充分注意了社会公正，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定。
　　我常常爱使用“历史在这里转了一弯”来描述今天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正反映在这里——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执政伊始，“社会公正”受到空前关注。到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定下了改革指导思想上强化“社会公正”的时代音程，明确提出“五个统筹发展”的要求。“统筹发展”的精神实质就是注重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既有狭义的特定的指向，又有广泛而深刻的外延：横向看，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纵向看，涉及昨天、今天和明天。《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建成有利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统筹发展的体制。这是一个决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路线、步骤、举措的纲领性文件，其权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不容丝毫怀疑。紧接下来，体现社会公正精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1号文件向全社会公布，举全党全社会之力突破这个占社会2/3人口多年来承受着最大的社会不公的难题。再由此向社会的纵深挺进，中央提出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并动用特有的、强有力的组织形式，从中央到地方，组织各级个部门党政“一把手”学习“科学发展观”。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观”研讨班结业会上做了题为《树立牢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讲话，全面、完整地阐述了指导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系列行动，指向一个目标，就是要在全社会，特别是要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头脑里使历史形成的改革指导思想来一个大的转变，树立起新的、科学的改革发展观。
　　没有公正，就谈不上协调、统筹、均衡。在日渐加深的不满和矛盾中取得的改革发展成果越大，对那些凌驾于公正之上的社会群体来说，只会攫取成果的机会越多、私欲膨胀越大；对排斥在公正之外的社会群体来说，只会压力越大、怨愤越大。这不仅背离改革的初衷，而且背离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执政党的执政宗旨。所以，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发展，是力挽狂澜之举，是拨正改革发展航向之举。所以，国内外一些目光敏锐的观察家已经看到，2003年，是中国“重拾民心”的一年，是“拐大弯”的一年。这一年一系列重大事件，抗击“非典”、废除《关于城市流浪的遣送办法》，制定《行政许可法》、通过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追收对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的欠款、追究并严惩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人、打击强权、强势人物的违法乱纪，以及随后《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我们都看到“社会公正”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具体地落实在社会各个领域。
　　当然，落实社会公正，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发展，仅仅是在新的起点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5年的改革发展已经使中国社会分层基本定型，各种势力基本形成，处在社会各阶层的群体对未来的改革发展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得利益与追求应得利益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加上过去的改革发展给社会留下的问题和矛盾太多，思想理论上空的交锋与纷争加大了社会民众辨别方向、理清是非、统一认识的难度。这一切，都使未来的改革、发展、公正充满变数。
　　随着体现了社会公正的“科学发展观”日渐明朗、强劲推进，使我们在这个令人“晕旋”的时刻、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有了衡量过去改革发展的得失、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理论纷争、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的理论武器。
　　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路径和目标已经锁定：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社会公正”，建成发展均衡、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
　　我们能否“走出晕旋”？！——能。至少，我的回答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