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走出郎咸平之争深层次中的困窘——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新思路：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制和劳动主体公司的提出

看到秦教授的文章，开始关注这次产权改革之争。客观地讲，郎教授的“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一种很大的倒退，它只能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的一相情愿。对于这一点朱博士已经阐述得非常透彻了，“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支撑，如何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可是如果不建立以私有财产制度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如何培育一个能够支撑起民主和法治的中产阶级？”因此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这一大方向不能动摇，对此不容有丝毫的质疑。当然产权改革就一定是“现在的民营化”方式和方向吗？那也未必，郎教授所揭示的“国退民进已经成为国企和民企合伙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场盛宴，他认为，以民营化为主导的产权改革方向根本就是错的，应该立即停止”也未必就真的没有道理，它难道不应当切实引起我们足够的疑虑和警觉？如此种种，都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心平气和的认真探讨，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公平、积极、有益、有效地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l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秦教授阐述的已经非常清晰，“在产权改革愈炒愈热的当时，公正问题首先就表现为‘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初始配置’的公正性问题。”“我的确相信，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我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所谓的“最优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在此之前以权力指定“优者”并使其拥有特殊“配置”是不合理的。”不过秦教授在这里陷入了困窘，“如果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理性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建立，那就可能出现一种扭曲的‘辩证关系’”，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理性的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以庞大的并且是良性的也即是理性的民营企业的壮大为社会基础的。“国资委的有关人士同时也承认，‘当前的政治体制导致了决策不科学、不民主，许多好的意见和方式没有被采纳，这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如何走出这一困窘呢？也即是秦教授所形象比喻的“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呢？
l我想，如果要走出秦教授的困窘，需要我们找到一种“理性的利益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之时，能够做到国有企业产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初始配置“也可以被认为是接近于起点平等的”大致公正的模式。即大致做到：“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初始配置”的公正性问题。朱博士的内心独白再次触动起我多年来的思虑，“我的公平理念使得我也像秦晖教授那样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优的民营化方案，其实不仅仅是公平理念，还有一种担心，秦晖关于俄国斯托雷平改革和1917年革命起因的那些分析我读过多遍，那种对比一直在我心中萦绕。可是我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又使得我不得不承认，没有那种最优的民营化方案，我们能做到次优就不错了。过分追求最优可能会导致灾难，不可能把大家带入天堂硬要带领大家去，不把大家带入地狱才怪呢。我一直牢牢记着亚当.斯密和哈耶克都曾说过的一句话：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用善意的砖石砌成的。”
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即做到大致的公正呢？笔者在1995年前后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写成《一种新的现代化观和新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一文，其中的部分论点以《劳动主体公司和国有企业改革》为题刊发在《丝路学刊》1997年第1期上，文中提出了建立“人均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和“劳动主体公司”的概念。现作修订后转发于此，供参考。
王延效：一种新的现代化观和新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在逐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开始呈现出来。在我国，现代化的理想化发展远不是一个宿命性的想当然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化发展，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必然性，并不仅仅是理想化的企盼和一种美好的希冀，它有着一系列复杂、精深的东西和许多具体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的。
对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这样两种倾向：一是漠视、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原则；二是僵化地教条地空洞地对待社会主义。我们强调，更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以严肃的态度、忘我的热情和执著的品格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各种现实问题。
一、现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性──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及其内在困窘 （附后）

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一种新的现代化观——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困窘的超越——以劳动、劳动者为主体的公司机制：劳动主体公司——中国的现代化抉择。（附后）
三、（略）
四、（略）
五、国有资产管理的再探讨与“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的提出. 现实中，庞大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它的现实操作性并不强。对此我们提出如下设想：完全由劳动者来承担国有资产（其实准确地讲就应该是公有的资产、全民的资产）的管理。具体方式是把国有资产按照所有劳动者过去贡献量的大小和兼顾平等的原则全部量化到劳动者个人名下。在这里，公平量化给劳动者个人的资产主要在于其所有权，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自由联合是公有制的初级形态。这样就形成了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公司的组织形式，实行以劳动为主体的运行机制。公平占有的资产，只能用于投资，不能用于消费，但具有除管理权之外的各种支配权。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其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有之义，是把原本就应该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资产、生产资料具体的实际的还原到了每一个人的个人名下，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现阶段的实现形式和深化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初级形态，是真正符合马克思设想的自主平等选择职业的劳动方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组织形式。l
对于共产主义（以下我们称社会主义），马克思是这样对待的，他最根本的一点是从劳动的解放上寻求人和全人类解放的钥匙。对于这一点，它既是马克思深入研究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科学结论，又是马克思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写道：“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表现为劳动者的解放这样一种政治的形式，而且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劳动者的解放，因为劳动者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6月第一版，第55页），“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在这里”（同上书第73页）。对于生活资料形式，马克思否定的其实主要是作为束缚劳动导致劳动异化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至于取代这种生产方式的是哪种形式，马克思作了深入的探讨，先后作过许多种阐述，这各种不同的阐述也表明了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多层次、多角度和复杂的、反复的思考思路。但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如何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彻底解放劳动、劳动者和全人类。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写道：“联合还通过合理的途径，而不是借助于农奴制度、发号施令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该书第40页）。“社会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第75页），“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第93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这样提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同上书第77-78页），“……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同上书第79页）。《共产党宣言》的提法是：“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同上书第273页）。《资本论》的提法是：“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法文版中‘自觉地’扩充为：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资本论》第1章）。《哥达纲领批判》的提法是：“在共产主义底更高阶段上，在个人之奴役的从属于分工以及因此而生的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底对立消灭之后……合作的财富……”（《哥达纲领批判》1950年版，第21页）。 从以上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共同占有”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直接占有之上的，是个人占有的扩大形式，是自由个人的联合，是联合之后每一个个人的直接占有，他肯定个体，是个体的社会化、“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和劳动主体公司的实现需要有强有力的实践主体。这种实践主体包括两部分：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二是广大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力量和广大的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者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广大劳动者。在我国，由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所熏陶、教育的共产党人，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又接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共产党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受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熏陶、教育的广大群众，以及新时期形成的新特点的职工队伍，是中国社会主义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和劳动主体公司实现的实践主体和思想理论基础。^l 实行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和劳动主体公司，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还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政权相对集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具有潜在的腐化和官僚化的巨大危险性。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和劳动主体公司的提出，可以通过由下层、基层的循序发展，逐步发展起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从而达到消除官僚侵入和消除官僚侵入的土壤的协同的社会效果，以从根本上消除腐化、官僚化的隐患和发展中国家动荡的隐患，保证现代化在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协调发展，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和劳动主体公司，体现着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耦合性，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我国现阶段的实现形式，它导向着人类社会的一种新走向和新文明。
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第一，由于它涉及到每一个人，所以人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它对社会、政治条件的依赖性、依赖度较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它的公正性。并且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公平的。第二，这种产权改革的不断发展，反过来会进一步改造、提高、回补它所依赖的社会、政治条件。它是一条集手段、过程、目标及前提、条件于一体的自耦合、正耦合的自足、协同模式。第三，它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经济机制改革的价值指向、价值趋向相一致，这在理论、思想、政治等各方面都不应该有太大的阻力。第四，由于我们现有的财富基础已经具有了极大的不公平性，现在实行的民营化改革即使是公正的，但事实上已经不是公平的了，而且也已不可能公平了，所谓的起点公平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并且它的前提和过程其实也难以真正做到公正。第五，不能把这种产权形式错误的、简单的看成是平分国企产权，其实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有之义，是把原本就应该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资产、生产资料具体的实际的还原到了每一个人的个人名下。实际上，这种产权形式才是我们所真正追求的社会主义的产权形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产权形式、经济形式的初级形态。因此，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最佳选择。第六，产权形式的这种转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搞一刀切，它主要的是重视产权形式转换过程中的公正、平等、公平。就如秦教授所讲的“体现“起点平等”的方式：以非实物的某种价值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公正平分原‘公有’资产”，例如捷克等国正在进行的‘人民私有化’”。第七，更重要的是，产权形式的这种转换不是平分国企产权，更不是分解原国企产权，它是产权形式的一种转换，是在创建一种更清晰、更公平、更有效、更具有可操作性、更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全新的产权形式，它是产权形式的一种转换，不是平分后拿去消费。公平占有及其自由联合的产权形式，要做到票证化，具有市场性，做到可周转，不可发展成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空想的乌托邦模式。^l当然，正如有人批评的秦教授的一样，“这一主张如果早十年提出是很好的，现在提已经没有意义了。”的确，十年前实施这一方案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但现在再实行总要比不实行好，现在实行总要比再晚上十年实行好。可能还会有人提出，你说的太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其实我这里提出的就是一个原则，一个方向，实际的操作方案需要根据我国和各地的实际情况立法并确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而不能凭我个人拍拍脑袋杜撰出来。
^l ^l2004.9.11 ^lywyx333@yahoo.com.cn^l^l附： 王延效：一种新的现代化观和新的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模式^l^l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在逐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开始呈现出来。在我国，现代化的理想化发展远不是一个宿命性的想当然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化发展，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必然性，并不仅仅是理想化的企盼和一种美好的希冀，它有着一系列复杂、精深的东西和许多具体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的。^l对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这样两种倾向：一是漠视、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原则；二是僵化地教条地空洞地对待社会主义。我们强调，更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以严肃的态度、忘我的热情和执著的品格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各种现实问题。
一、现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性──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及其内在困窘^l现代化是人、社会一种较高级水平的活动方式的特征。她标志着人、社会的活动方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由于活动能力的高度发展，人们基本上能够较公正、科学、轻易地控制、支配自然、社会和人自身。^l现代化是多层次的，它包括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现代化即生产现代化，社会活动的现代化，社会管理、组织的现代化即社会政治现代化，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等等。^l生产、社会活动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表面层次，它发轫于机器大工业，之后向电子、自动化、信息等方向发展。它大大提高了人的生产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使人真正成了自然和社会活动的主人，使人获得空前的大解放、成为相当自由的人。^l 社会政治现代化体现为原始的血缘的宗族的野蛮的专断的权力由一个世俗化开放化文明化客观公正公开化社会化的权力所取代。如果说生产、社会活动现代化更多地是指手段性的话，那么社会政治现代化更多地是指角色、社会权力性的。前者是相对单纯、中性的、社会性小；后者是社会交往中相互间的权利关系、社会性强。现代化既表现为一种状态，又表现为社会价值、性质的改变，她体现为社会化程度增强加深，客观化文明化开放化程度大大扩大，这一点社会政治现代化体现得更明显，因此作为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较周折、艰难、滞重。^l现代化的这些不同层次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生产、社会活动现代化的长足、深入发展，是紧紧依赖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的现代化为生产、社会活动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可靠的前提条件和机制基础。同样，生产的现代化也对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及社会活动的现代化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当然它对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影响相对间接一些，但冲击力并没有明显削弱。如机器大工业带来了城市的迅速发展扩大、人口的高度集中、社会成员大范围的相互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普及、大众传播系统的延展和渗透，等等。所有这些，大大拓展了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广泛基础。^l 当然，社会政治现代化要周折、艰难、滞重得多，近代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远不是上述因素所能推动起来的，近代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还立足于另一个重要的基础之上，即私有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借助于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的私营经济、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高度发展的私营经济、资本主义，崛起了具有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的新的社会阶层和强有力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彻底冲垮了传统的野蛮的专断的社会政治权力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新的现代的社会政治在血腥残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支架上树建起来了。^l不过，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的现代社会政治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里，财产的所有者还支配和使用自己的财产，劳动还没有彻底摆脱所有权的束缚，财产、资本还没有真正社会化，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具有局限性的。^l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奠定了社会自觉化、自控化、科学化的现实基础。在这里，现代化与自觉化开始走向统一，现代化奠定了自觉化的现实基础，自觉化整合、升华、前导着现代化。^l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与上述两个层次的现代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自然、社会、人的统一及其自觉化、自控化、科学化统一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实现中。人的现代化在劳动上体现为逐步从繁重的劳动下解脱出来，生活、娱乐时间增多，劳动与美感趋于统一等；在生活上体现为人性的进一步展开、发展、和谐、美感等；在社会政治上体现为人格独立、平等参与、追求客观、公开等。^l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现代化的相互依赖性较值得注意：对人的现代化而言，它内在性的自身范围内的现代化因素如生活、劳动内容等，对社会政治现代化的依赖性较小，但它外向性的社会性的现代化如参与、劳动的社会条件等，则直接受到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制约和局限。另一方面，人的自身性的现代化对它的社会性的现代化和社会政治现代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同时也是导致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l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的现代化阶段的出现，具有历史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它是作为具有意识、理性、主体能动性，同时又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不断劳动、耕耘、实践的人和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现代化发生的条件极为苛刻、繁多，并不是任何人类群体都能够自然地发展起这种高度文明，它是人类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和人类一代又一代坚韧顽强持续不断实践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由于人类社会分布的广泛性和延续、发展的长期性、长久性、无穷尽，最后终究有集中这些条件的可能。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发轫于近代欧洲、英国，发轫于机器大工业，对这一点来讲，它是偶然的。只要社会自然史中的某些条件曾有变化，今天世界上的现代化是完全有可能以异于今天的形态出现，并占有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的，而一旦它夺得了这个领先者的统治地位，也就堵塞了其它形态走向这一地位的道路。但是单就英国的资本主义及其工业革命的发生而言，它又是必然的。^l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标志，它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现在流行的现代化发展的西方中心论是有片面性的。一则，现代化在不同的社会自然背景下具有相应的不同形态；二则，现代化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其水平不断提高；三则，它一般不会一直在同一个群体上一再出现奇迹，它常常发生在不同的群体上，这种变换具有某种随机性，人类社会及其现代化就是在这种随机性发展中得到整体性进步。^l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来看，现代化的发展应当是由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由政治集团自觉地提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得益于欧洲、英国资本主义的意外兴起，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意外插入，迅猛引发了政治、生产、社会等广泛领域的现代化，从而大大加快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程。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资本主义的这次意外插入是一次偶然的机遇，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插曲。正是这个意外的插曲，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偶然插入，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尽管这种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尚不是充分发展的，是要受资本的巨大局限和束缚的，但它还是出乎意料地大大地推进了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发展。再者，换一个角度讲，资本主义的意外兴起也不仅仅是偶然，社会的发展其实常常是通过偶然性得到推动的，特别是在社会的“较原始期”，并随着社会自觉化的加强而相应地减弱。这种减弱也是就主体性的作用方面而言的，在枝节上，偶然性的推动作用仍然是大量的经常的重要的。^l就自由资本主义而言，它是目前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基础，目前世界上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不过自由资本主义并不一定是现代化发展起来的唯一途径和模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并非只有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之上。现代化的发展有它的更为广泛的基础。^l就资本主义而言，它是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目前西方较为发达的典型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是由私有制、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不过，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与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是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最佳模式，当今西方发达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大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它们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l当前不发达的专制性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主要的是由政治集团自觉地或被动地提出的。国家专制性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人类在由氏族、部落向进一步的组织、社会形态转化过程中，一般先经过在弱小的分散的私有制基础上依靠强权建立的更大区域、疆域的专制性国家。这种专制性国家、政权机制具有这样的致命弱点：政权相对孤立、专横，国家政权与社会底层对立、不通融，社会不可能最终解决腐化和离心这一历史难题，也不可能随时化解不断积累的对立情绪，或通过社会调节机制不断更新政权。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弊病，向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l对于专制性的不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化的提出其中主要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是较易接受的。发展的选择一般具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发展国家现代经济；二是发展成官僚性经济，这种可能性较腐化，也较普遍；三是由基层发展起来的分散性、自由性经济，由于这种经济形式对专制政权具有威胁，可能性一般较小。国家经济由于其所依赖的政权机制的致命弱点，一般很难长久地维持，它往往要向官僚经济转变。不过由于国家现代经济的发展，上层社会的现代素质也在提高，因而也有可能向较高级的现代形态发展。官僚经济由于其内涵的腐化和经营方式的腐败落后，往往要导致下层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最后促成官僚集团的分化、演变或被推倒。再者，现代经济的引进，即使是单纯的国家经济，也会使原有的稳定性社会结构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动。因此，对于不发达的又常常是专制性的后现代化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发展常常是曲折的，由于其内在的困窘，常常伴随着军人干政、动荡、新旧混杂、妥协、腐化和反复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看，政权专制性的这一历史阶段，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期，在这里，社会呈负耦合状态，它是在周期性的动荡、混乱中从整体上获得艰难的发展或停滞、衰退、衰落。^l在人类社会的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在发展现代经济过程中，由于私有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认可性，资本主义发展具有相当大的趋向性。无论是由偶然的契机获得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现代经济，还是国家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官僚性分化的或下层社会摆脱官僚国家政权束缚而获得发展的等等形式的现代经济,都有自然朝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方面发展的巨大趋向。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对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它也对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带来某种局限和束缚，特别是后现代化国家，发展现代化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选择，将具有带来官僚或军阀资本主义的巨大危险性，虽说最后自由的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在推翻官僚军阀资本主义的控制后迅速获得自由的发展，但这终究是将经历长久的动荡、反复和苦难。^l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就注定不能摆脱这一苦难的历史症结吗?^l^l 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一种新的现代化观——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困窘的超越——以劳动、劳动者为主体的企业机制：劳动主体企业——中国的现代化抉择。^l　　追求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永恒话题。^l人作为有意识、能思维的奇异生命，能够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意识的世界，这种意识的世界是对处于混沌状态的客观存在某一向度的抽象和精化，是这种主观意识和它的物化形态的总和、整体，是对混沌状态的客观世界的分化、超越和重构。^l 人们对大同世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是由人们把握世界的意识性这一奇特方式所引起的，并根植于人类社会自身，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近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资本主义而发的，其本质是要使人们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l 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常常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可以保证现代化更好地发展，现代化也可以使社会主义理想更好的实现。当前，既存在现代化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现代化的问题，还存在着不发达国家如何在发展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或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时发展现代化，等等。^l 对于不发达的专制性国家，发展现代经济的结果如前所述，一般具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发展成国家经济；二是发展成官僚资本主义，这种现代化较腐化，也较普遍；三是由基层发展起来的分散性、自由性的资本主义，这种可能性一般较小。国家现代经济由于其所依赖的政权机制的致命弱点，一般很难长久地维持，它往往要向官僚经济转化，不过由于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人们的现代素质也在提高，因而也有可能向分散的、自由的、民主性的现代化发展，这种民主的现代化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但更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官僚现代化的发展，往往要导致下层群众的不满和斗争，最后推倒官僚集团，实现民主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l 对于发展中的专制性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在跨越其内涵的动荡的不确定阶段中，社会主义机制可以给它带来什么呢?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利用、运用社会主义机制，就可以跨越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现代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期，顺利、成功地发展起现代化、社会主义的较高水平的现代化。这也就是我们新的现代化观。^l 新的现代化观首先是一种自觉能动的发展模式，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是由人类主观提出和设计的，是按照人们的主观设计有计划地进行的，当然这种设计是符合社会的内在规律的。^l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由自由资本主义开始的，由于自由资本主义内涵着个性、自由、平等的品格和强有力的竞争力，因而它同时内涵、蕴含着政治民主，因此资本主义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伴随物。主观发展的现代化则不同，由于主观现代化是原有的政治集团有计划发展的现代化，所以它的政治现代化要比经济现代化滞后得多，它的政治现代化常常要由专制政治下的各种现代化因素经过长久的演变逐渐发展过来。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集中众多的偶然条件，所以其它地区的现代化一般不可能再自发地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而大都要走主观发展的道路。不过社会的发展具有整合性。在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纯粹由其它各种现代化因素演化而来时，这一蜕变过程是漫长的，但在资本主义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已经出现以后，人们可以通过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宪政民主政治而大大缩短这一自然进程，直接发展更加健全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l通过借鉴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和现代宪政民主政治而发展的模式，会因借鉴的深度和采取措施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结果。一是设计目标，可以选择官僚经济，也可以选择资本经济，还可以选择以劳动、劳动者为主体的经济模式，等等。二是实施措施。对于自然发展过来的过程，当时它的条件是自足的，对于主观设计的目标，它的实现则取决于人们的实施措施是否得当。科学的措施具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主观的设计可以大大缩短自然演化的历程，使事物的发展更直接、更合理科学。其二，主观的设计也不是随意的，它并不可能随意改变事物，它所能做的只是把自然演化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即弯路删除掉，直接沿着事物的必然道路发展。其三，主观设计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可以通过改变事物的存在条件或先决条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改变事物的走向和性质，它还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整合事物的发展趋势，达到事物靠自然演化所达不到的新境界，或超前发展。我们新的现代化观，就是这种整合性的发展道路。^l新的现代化观，又是借鉴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是：政权高度集中的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需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参与的机会，同时又要能保证每个环节都公平、合理，以达到消除官僚侵入和消除官僚侵入的土壤的社会效果；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是以劳动为主体的同时是由下层、基层循序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l以劳动为主体的经济机制，立足于这样一种理论依据之上：只有劳动才是企业真正的本质、主体，劳动者、职工由于他们是企业劳动的实际承担者，所以他们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体、主人，生产资料、资本是企业生产、存在的基础，它是企业的条件，也是一种社会性要求，但不应凌驾于企业之上，成为企业的本质、主体、主人来控制、管理企业。劳动才是主体，应真正地理直气壮地树立起“劳权”这种观念。^l当然，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广义的劳动，它包括生产、管理、经营等等所有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活动。^l以劳动为基准，是以劳动所包含的公司一般劳动量、贡献量为基准。由劳动量所相应承受的既包括权利，也包括责任和风险。以劳动为核心，还不同于以劳动者或经营者为核心，以劳动量为基准，是“全量性的”，最充分的，以劳动者或经营者为基准，只是一个“简单量”，还远远达不到“全量性”。^l 具体地讲，劳动制公司，是建立在“公司一般劳动量”这样一个概念之上的。公司内部根据各个岗位、各项工作包涵的公司一般劳动量，确定每一个岗位、每项工作的劳动指数；公司根据各个岗位、各项工作的劳动指数，把公司的全部权利、责任、风险层层分解到每一个岗位，每一项工作，每一个职工；每个职工按照自己所在岗位、所做工作的劳动指数，承担公司相应的权利、责任和风险。^l 劳动制公司的这种劳动量本位制体现在公司内部机制的各方面。^l 其一、公司职工的劳动收益和责任风险直接与劳动指数挂钩，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l其二、公司的管理权力直接与劳动指数挂钩。公司的管理机构包括这样几部分：一是职工大会，由职工按劳动指数行使权力，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规模较大的公司可实行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由一定量的劳动指数中各选出一名，由各选区的职工按劳动指数行使表决权；二是公司管理委员会，由职工大会选举产生，是职工大会的常务机构，公司管委会设主任一人，由管委会选举产生，公司经理不能同时担任管委会会员、主任，但可根据需要列席会议；三是公司经理由职工大会选举产生，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四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副经理等，由经理提名，经职工大会通过。^l 其三、公司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对因身体原因或因工作失误罚款太多等情况生活确有困难的公司给予救济。^l其四、社会宏观调控公司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资产的保值增值，公民的公平就业和合理流动以及失业、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l劳动主体公司是以劳动为基准享有权利、承担风险的劳动组织形式，是一种更进步的公司制度。
其一，它彻底摆脱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束缚，劳动者真正实现了解放，是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的最高形式；
其二，它彻底摆脱了资本对劳动的束缚，真正实现了劳动的中性、客观、自主，为科学现代合理的管理奠定了基础；
其三，它以劳动为基准享有权利，承担风险，是一种全量性的机制，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l劳动主体公司提出，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l
其一、这种现代经济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集权国家内蕴的动荡隐患，保证现代化在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协调发展；^l
其二、这种现代经济机制同时也是一种现代民主，它在发展现代经济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了现代宪政民主政治；^l
其三、它体现着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耦合性：一则这种现代经济机制是社会主义原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实际运用，二则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在这种现代经济机制及其成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l
其四、这种体现着社会主义原则和价值目标的经济机制，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因而是一种高效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l
其五、对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国家，由于其私有化已经高度发展，并形成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已不大可能自然地走上这条道路，如果要走这条道路，只要通过下层群众推翻私有制、资本主义；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高度发展，它也在逐步趋向这种形式；^l
其六、对于政权相对集中的国家，由于它的国家意志相对强大，私有势力相对薄弱，它有导向这种形式的可能性；而在一直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的这种国家，由于它的国家意志一直就倾向于这种价值目标，即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所以它最有向这发展的潜力、条件和可能性；^l
其七，对于政权相对集中的国家，在发展现代化过程中一旦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往往具有不可逆之势，这时只有发展这种以劳动为主体的经济运行机制，才能真正消除隐患，找到出路。
l在我国，经过十七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正在逐步被市场经济新体制所取代，原有的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已经演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政治生活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已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决定了我们已不可能再回到原有的国家现代经济的发展轨道上去，再者国家现代经济模式束缚着人、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也有一定的局限。^l在我国，如果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也未必就有前途。其一，中国现有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相当大，如果实行私有化，目前国人还没有这个能力。即使通过其它途径发展起来，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也不可能正常地发展起良性的私营经济。它必然一与特权，二与已有的腐化现象相伴随。其结果是私营经济、特别是良性的自由资本主义很难顺利成功地发展起来。其二，如果中国现在重新开始发展私有经济，把已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私有化，可能会暂时削弱已有的经济势力，在资金、技术、综合条件等方面一时都很难很快发展起来。再者，还有一个如何保障私有企业雇工的正当权益的问题，等等。其三，即使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当前的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下也很难保证其健康成功地发展起来。^l目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即以劳动、劳动者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宪政民主政治。^l首先，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其一，从目标上讲，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二，从过程上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插入的资本主义形态，也就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的主要体现形式的资本主义，最终都将归宿到作为人的自由、平等、合理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上来。^l第二，这是由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我国十七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现行的旧体制带来了一些冲击，也带来了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我们目前的真正出路，是通过建立以劳动、劳动者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发展起新型的社会基础，建立新型的社会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清除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保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健康、稳定、持续、协调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