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质主要表现为债务型经济高速增长、数字型经济高速增长、视线型经济高速增长。

“债务型，”即通过借债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数字型”，即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上司、出政绩、掩盖问题，通过数字造假，搞虚报浮垮，制造数字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视线型”，其实质是官僚资本化，地方官员通过圈资（这里的资是指公有资产）、圈地、圈商（这里的商是指如城市开发等，官员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名实质上是捞钱通官路的交易行为）运动大搞升官发财；而人们在视线上往往把一个地方的城市变化速度误解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正是这样从某种角度上助涨了“官僚资本”的政绩型圈资、圈地、圈商运动，这种“三圈运动”给人们带来了视线上的经济高速增长。

    等等这些，注定中国经济：一方面在实际竞争力逐步下降的情况下还病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三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拉美化，由于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创汇”的主体，中国企业生产的利润、品牌，将逐渐被外资企业掠走，中国企业得到的只能是劳务费，中国的工人也只能从中国民企那里得到比应得加工费低多的工资，最终中国经济将丧失以民族经济为主体的竞争力，经济发展只能持续在某一水平上，整个中国经济将不得不受控于外企财团。

     在农业经济方面，地方高官漠视农业本土化发展，盲目地把劳务输出作为政绩工程，致富一方百姓工程。实质上农民外出打工，又有多少得到地方政府的善意帮助，政府的这种输出工程又是如何操作的？只要你为了生存被迫外出打工，无论你是否赚钱了，都必须向政府交纳“建农基金”。 八十年代中后期，农村便开始出现了“三八六0”现象，留守农村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妇女、老人和小孩，到了九十年代，农村的中青年妇女也都跟着被迫离家弃子外出打工了。农村劳动力主体放弃本土化建设大规模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很严重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 劳务政绩输送工程，从表面上看是地方官员对农业本土化经济发展丧失了信心，农民在家没事，外出“创汇”，可以反哺本土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带来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农村政治建设的倒退、经济发展的停滞，民工反哺的打工收入又多被用于地方官员的圈资、圈地、圈商运动中，很少用于本土农业投资；另一方由于农村劳动力主体在经济发展严重病态时，还继续无序的向城市聚集，也严重的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隐患。当由迁移带来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后，一旦靠货币投入拉动型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就必然出现劳工等方面的不稳定的局面，导致中国经济的“雪崩”。

    怎样才能让农村主体劳动力献身农业本土化建设，形成全国经济的一盘棋，持续提升民族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使国民经济真正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呢？我们亟待改革的是把政府的政治行为和动机从经济行为和动机中脱离出来，解决股份制改革中公有资产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让劳动者真正成为主人翁，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如何把经济行为和动机从政府行为和动机中分离出来，建立廉洁高效，能不断适应国情和国际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民政府？一是要进行政府职能的行政立法型改革；二是要进行党建及党建理论改革；三是要进行行政区域改革，即将现在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层次，实质上是中央、省、市、县、乡、村、组七级行政层次，改为中央-省-县三级行政层次，撤销市、乡、村、组四级行政层次，将省改为70个左右，实现县以下自治。 市、乡、村、组四级撤销后，实行农村居民管理城市化（城市也要撤销街道办事处，将区政府改为县政府），经济管理公司化，以2-3组为基数成立民权经济劳动合作公司。各民权经济劳动合作公司之间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组织成立民权经济行业劳动合作社，以下简称行业社，如牛奶合作社。行业社产权自下而上，实行紧密型的（以满足需求服务为动力）全国模拟化集团公司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

    行业全国总社与中政府、全国人大没有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全国人大、监察、审计等可以依法对行业社及其企业进行责任监督（以后可以制定这方面可操作的法律），中央政府根据国情发展需要提请全国人大批准，可以对行业社进行无偿扶持。县行业社的决策权在社员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董事和监事由社员公选产生。省行业社的董事、监事从县行业社的董事、监事中竞选，由社员投票公决。全国行业社的董事、监事从省行业社的董事、监事中竞选，由社员投票公决。董事、监事实行责任任期制，每5年公选一次。行业社只拥有无形资产和各种需整合的服务，本身不办经济实体。县行业社实行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存的合作方式，但每位经济实体只有一票表决权，资产损益依法按股分配。每位经济实体是指如某奶牛饲养户只有一头奶牛，但已依章入牛奶合作社，他就是行业社社员是一位经济实体，某奶牛公司以法人名义加入牛奶合作社，他这个法人就是行业社社员是一位经济实体。行业社社员实行依章入社自愿、出社自由的原则。 国家现有相关行业的公有企业、科研单位等国家股部份无偿划归行业社所有，如某生产电脑企业的公有股部份划归电脑工业合作社所有。

    公有企业改社有后，行业社应将经济实体（如某企业）的社有股依章（可以制相关法律）赠予或委托授权给企业职工。企业社股扣减企业社债加社有损益减赠予职工部份后的净股在法律上（制定相关可操作法律）委托授权量化到职工，但社有净股及其损益的分配同职工无关。行业社也无权抽取股本、红利、资产占用费等，该权益永远作为企业发展再生产的社有资金。社有企业实行民权经济劳动合作制由每位职工兼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这样社有企业职工就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即企业主人，就可以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今后国家要投资兴办经济实体都依法对行业社进行扶持，行业社实体股按上面方式操作运行。 行业总社之间联合成立全国民权经济劳动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其董事、监事从行业总社的董事、监事中竞选，由社员公投表决。合作社根据需要可以不在省设办事处，直接在县设办事处。办事处受总社委托对行业社之间的行为进行协调，提供相关服务依法监管等。全国城市与农村、军工与民工、重工与轻工等所有国家控股的经济实体的产权都同上归入不同的行业社，实行社有。原政府的经济及其服务功能归入合作社，撤销国资委等部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国家投资就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政府所有，就应由国家经营，也就是政府经营，因为企业不是职工的，职工无权干涉政府行为。国家投资的实质是政治行为，是为了达到富民强国的政治目的，让该行该业通过国家的力量得到超前发展，提升竞争力。由于政治和经济行为混一，人们在观念上把国家投资误解为：一、国投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获取国家利润；二、教条的认为国投就应该是国有、国营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历史和事实证明，政治只能服务于经济，推动经济的科学发展。政治经营经济最终将影响甚至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制、全民制、政府制，实质上就是政经混一，就是政治经营经济。建立民权经济劳动合作社，发展社有经济，实现政经分离，解决股份制改革中公有资产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是今后几十年中国改革与发展应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