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经济数据反映出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 这次经济过热既是宏观经济的失调，也是微观部门改革不到位的结果。经济过热的两大源头来自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而产生的投资冲动，以及对房地产业投资过热。其深层原因还是政府职能与角色错位，金融改革滞后以及市场经济还不健全造成的。

　　在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的新形势下，调控的手段可能也要有所调整。在重点整治个别行业投资过快的时候，要注意包括利率，财政赤字等在内的宏观经济的手段的运用，在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要防止审批经济，计划经济的回潮。特别是要尽量减轻宏观调控对民营经济的打击；在控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中间产品的生产投资时，要注意抓住对这些产品产生大量需求的源头；在抓供给面的过热时，要注意控制需求面的过热；在防热的同时，要注意把资源引导到目前还偏冷的行业，特别是那些对均衡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市场机制又可能存在着部分失效的社会发展，中小企业，农业等领域中去。在宏观调控的同时，要加快微观机制的结构性的改革。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真正做到长期均衡的可持续发展。

一 注意宏观经济手段的运用

　　这次经济过热首先反映在几大宏观指标上。固定资产投资自2002年下半年起就超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也有加速的趋势。宏观政策的几大指标，如货币供应量也居高不下。自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财政赤字一直高达GDP的2.5-3%左右。在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况下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以刺激经济是必要的。但从2002年起，中国经济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快速增长，这时再保持如此高的财政赤字，对过热的经济来说就会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了。当前的财政政策调整，应该加快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争取在一两年内回复到财政基本平衡的状态。

　　当前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恐怕是要调整利息率了。五月份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4.4%。居民存款早已是负利率。货款的实际利率也很低。如果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衡量，四月份的实际利率几乎为零，而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衡量，现在贷款实际上也是负利率了。有人说提升利率并不能解决当前经济过热的问题。我同意，目前任何一个单独的政策都不能完全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措施就不就该实行。调整都是在边际上的调整。利率的调整，可能对制止钢铁业，电解铝的投资作用不大，但对居民的房地产，汽车贷款的需求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率是货币的价格，价格理不顺，很多的调整会事倍功半。还有一些人认为，提升人民币利率可能会引起国际热线的进一步流入中国。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在一年前是存在的，但在当前宏观调控的情况下，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把握不准，热钱投入会十分谨慎。加之政府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止投机性的资金进入国内。短期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二． 调控要从源头抓起

　　这次经济过热的主要源头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发展过快；另一个就是政府的政绩工程包括形象工程等推动的投资增长。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只是中间产品。 当前的危险是调控似乎更多地是达到减少供给的效果。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两大需求的源头，只限制对中间产品的投资，那么最终结果可能还把这些产品的价格进一步推高。

　　当前房地产过热，有发展商的推动，也不排除老百姓确实是有对房地产的需求。这些需求中到底真实的需求有多大，投机性有的需求多少，都需要认真研究。 否则仅从减少贷款，限制土地供应入手，而需求面基本不变，结果可能是房地产的价格更高。上海市两年内房地产价格已经翻了一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因素往往是房地产的泡沫。为此我们应出台减少投机性需求的政策。否则只要房地产还可以赚大钱，对钢铁等的高需求依然会死灰复燃，同时，我们应该把眼光和发展重点转移到二手房市场的建设与改革上来。增加房地产的有效供给。然而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更多地属于减少供给的单边政策，可能不能有效地解决目前的房地产过热的矛盾。

　　第二个源头，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地方政府过快、过大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有些还是纯消费性的投资如广场， 绿地，公园等。太过超前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在当前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对此应该严格控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级政府就要从”增长优先” 思路中跳出来, 真正树立 以人为本的新的科学发展观。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应该是GDP增加多少，而是解决了多少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发展如何。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以及保护弱势群体。为此，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应该做为此次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这部分对经济过热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三．冷热应兼治

　　当前既要实现一部分过热行业的软着陆，同时更要大力促使一些急需发展但当前还较冷的行业起飞，防热也要治“冷”, 才能保持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均衡发展。在一些领域已经过热的同时，农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就业, 减贫等一些急需发展的领域却一直偏“冷”。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这些该热的领域热起来，这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今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４０％以上，而在拥有9亿农民的广大农村，对农林牧渔等领域的投入增幅仅为０．４％。 与此同时，与中小企业发展和就业联系紧密的服务行业也没有表现出“过热”特征。预计今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可能还会略有上升。最近的数据显示, 2003年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下的农村人口不减反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现象。

　　这轮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把这些偏冷领域带动起来的现象暴露出我们的投融资机制, 经济体制中的问题. 应当抓住当前治理整顿某些行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机遇，把着力点放在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上，力求打破体制上束缚，使那些急需发展而又长期偏“冷”的领域热起来。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 在防热的同时,把民间投资的热情与资源从过热领域引导、转移到急需发展的领域。应该看到, 只有这些与人民收入和生活 息息相关的领域发动起来了, 只有就业在提高，消费在启动，我们才能放开手脚治理投资领域的过热现象.

　　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前景十分广阔。亚洲开发银行在福建、河南投资的两个农业项目，以及对其他亚洲国家对农民的小额贷款的成功经验也都证明，大多数农民都能够用好贷款, 还清贷款，运用贷款改善了他们生产生活条件。 国际经验证明, 只要农民有充分的自主权, 配合多样性的技能培训, 一般不会出现大面积的产品卖不出去的现象。 失败的项目往往都是地方政府或执行机构过于热情，强制性的推广单一产品, 在经营方面缺乏多样化的指导而造成的。

　　我们认为中国对农业投入不足是体制问题造成的。这首先要建立使农民的存款大体上能留在农村的机制。据估计，目前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每年从总共才创造出15,000亿GDP的农村抽走３０００亿到４０００亿元现金。要有一个如何将这笔资金返回到农村金融系统中, 再转贷到农户中的机制。 这就要加快农信社改革, 完善与扩大对农户的小额贷款规模。国际经验还证明, 农村金融也要有竞争。 应逐渐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投融资领域的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允许小型民营金融机构的成立，包括允许非政府组织向农户提供贷款。

　　在城市, 要切实建立起激励中小企业, 服务业发展机制，拓宽中小企业的投资渠道。这里的核心是建立适合于中小企业的投融资体制。 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中国特别缺的是大量面向中小企业的专业投资公司。国际经验证明，大力发展对传统行业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能较快、较大规模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快开放民营中小银行试点也不失为使 “冷”的领域”热”起来的好途径 。民营银行要大胆试点，谨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