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报告”。从报告提供的数据来看，工业增长趋缓，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回落，国内消费稳中趋活，消费物价上涨仍未超越预测上限，货币和信贷增长有所控制。总之，某些过热的情况有所抑制，经济运行正在趋稳，宏观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报告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有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依然突出，二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速依然偏高，值得进一步关注。特别是能源问题，进入夏季用电高峰，轻言缓解可能对实际不利，紧张有可能加剧。

    人常说，降温容易除病难。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也是这个道理。因此，这次经济运行宏观调节的经验教训值得很好地总结和吸取。

    从去年下半年央行出台121号文件收缩信贷开始，接连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大量发行央行票据，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流通中过多的货币。总体来看，货币政策操作比较及时，也比较稳妥。尽管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足，操作空间狭小，可用工具缺少。货币政策也是在困境中施展拳脚。

    在货币政策陷入困境的同时，财政政策配合不力，没有多大作为。国债发行和国债投资依旧进行，没有进一步削减和寻求替代的考虑，可采取的某些紧缩措施也未实施，如征收能源原材料出口税等，相反，一些表面上具有某种扩张性质，其实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全局影响不大的重要改革措施，如增值税转型东北试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等，有可能推迟。

    由于宏观政策的作用受到体制因素的限制，其效应不佳或者未及显现，政府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这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其长期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不仅是计划方式的回潮，而且原打算出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也暂告停止，况且行政措施可有多种方式和多种选择，其中也许还有某些更好的方式和选择，其主要应当针对官员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行为以及企业的违法行为，且应遵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行事。

    不论是宏观政策操作，还是采取行政措施，都只能降温，而不能除病。因此，一旦温度降低以后，就应当把治病放在重要位置。应当看到，这次出现的经济过热是政府过热，不是宏观和总量问题，而是体制和结构问题，是体制性过热。就以房地产业而论，问题也不是发生在生产和销售环节，而是出在土地批租环节，为什么搞那么多开发区？为什么圈那么多土地？为什么那么多强行征地和野蛮拆迁？再如钢铁行业，如果不是官员要政绩和上大项目，如果不是政府扭曲企业投资成本，如企业专用码头政府投资，土地征用低价供给，投资回报率能有那么高吗？能有那么多投资吗？其投资规模能够一加再加，从一、二百万吨搞到上千万吨吗？总之，是由于政府掌控着过多和过大的经济权力和投资权力，是由于政府的经济竞争和投资竞争，才造成了这一次的经济过热。这是任何宏观政策和行政措施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要消除体制性过热的根源，只能通过推进体制改革，而且主要是政府改革。据此，有人认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是政府改革。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和主张。据说，新的中央全会要研究布署下一阶段的改革，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目前，我们的政府制度中有两大问题，一是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特别是掌控着巨大的经济和投资权力，二是政府和官员行为无章可循，随意性太大，甚至明显违法。因此，政府改革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和官员权力，特别是经济和投资权力，而最主要的办法和措施是，明确规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官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建立政府官员的行为规则，并对官员的行为实施公开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同时实行真正严格的问责制度。

    在经济衰退和政策扩张时期，政府权力往往随着支出的增加而扩大，而在经济扩张和政策紧缩时期，正是限制和缩小政府权力的一个有利时机。但是，我们的作法往往与此相悖，政策扩张时期政府随支出扩大而扩张权力，政策紧缩时期又用行政干预扩张政府权力。如果我们对政府权力的借机扩张丧失警惕，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不仅宏观调控会走偏，它所造成和留下的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大、更难、更复杂，而且有可能影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阻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