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我国既要经济“翻两番”实现现代化、又要保护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压缩式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这不仅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已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以透支地球资源、依靠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是错误和不可持续的。伴随着以新型工业化推进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我国重要战略任务的实施进程，以循环经济探索我国变革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热潮正在蓬勃兴起。科学地认识循环经济并进行实践，对有效推动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经济社会的基本生态特征
　　从人类发展观的演进变化看待认识人类经济社会自身的生态缺陷特征，对深入理解循环经济是富有启发的。发展，作为人类的追求与实践，存在着种种理论概念与解释，其内涵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在逐步拓展。概括来看，人类的发展观，大体沿着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次扩展并交织于一起而不断深化。自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增长或说增长，一直被认为就是发展，并始终作为发展的同义语。普遍奉行着的追逐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扩张正是这一发展观的典型写照。其间，虽然出现了以结构变动考察发展的认识与实践，可这种对于发展理解上的改进，不过是经济增长概念上的宽窄之分。二战后，鉴于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效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时，其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分配不公、大量失业、两极分化等“有增长无发展”的严重社会现象，社会因素受到关注并开始进入发展的视野。然而这一以发展含义的延展，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依然属于经济范畴中的问题。自七十年代来，衣食健康、文化教育、乃至自由尊严等以人为本的多种社会进步因素逐步系统地反映到发展的内涵中，从而使人类的发展观明显突破以往纯经济的框架，进入了一个结合社会考虑的广泛而深刻的实践过程。但显而易见地是，纳入社会考虑的发展观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在发展中的传统本质。伴随着人类以增长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幕幕令人震惊的资源能源耗竭、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情景，以及自然界反馈给人类生存发展的种种威胁报复，使得人类的发展观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在对人类自身行为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界间相互关系的沉痛反思中，人类的发展观又一次产生飞跃。以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为标志，涵盖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因素三维一体的可持续发展应运而生，并成为当今人类向往并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
　　如果从人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看，人类发展观的内涵演变表明，以往基于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发展观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系统自身内部的发展矛盾问题；而今综合经济、社会与环境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观，则突出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与其外部生态环境大系统的冲突协调问题。可持续发展这一当代全新的发展理念，为人类对发展的认识与实践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只有坚持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外部大系统这一基本出发点，遵循利用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空间的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从根本上医治人类系统自身长期滋长生成的基本生态缺陷，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人类的长治久安。
　　纵观迄今为止、特别是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人类发展历程，以传统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体系模式，其生态缺陷突出表现为：
　　（1）割裂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关联：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人类经济社会只是生态环境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并作为生态环境大系统的有机组成来运作。但是，已有工业社会以来的基本认识与实践，并不顾及生态环境系统自然法则的制约，视人类经济社会子系统的行为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独立无关，将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系统的运动，概括为可以摆脱系统外部条件而仅由经济系统的价值流规则所支配，甚至将其进一步异化到排除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而能左右世界一切的地步。其结果，使得人类社会从根本关系上明显突出地表现出与自然生态系统格格不入而严重矛盾冲突的境地。
　　（2）线性单向的物质代谢模式：生态系统通过自身不断的物质循环运动，维持着生态平衡，并支撑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现有嵌入生态系统的人类经济社会，特别是工业系统，为追逐资本的不断循环增殖，一直信奉沿袭着资源—生产/消费—废物的单向线性的物质代谢方式。在有限的生态大系统的承载能力下，毫无节制地从地球上攫取着资源能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又通过粗放扩张型的生产方式和日益膨胀的消费行为，将大量的废物抛入环境，不断加剧着地球资源能源的危机，引发着各种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3）生态机能残缺的经济系统结构：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这三类基本成员及其共生结构与营养网络形成的生态系统，通过物质能量的梯级传递与循环利用，维持着生态系统的物质转换与动态平衡。但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支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产业结构，基本出于经济与技术方面的组织导向，整体缺乏与生态系统共生相容的构造功能，从而极大地阻碍着在资源能源开发及其加工制造生命周期全过程上的耦合关联与综合利用，严重制约着类似生态系统那种以“废物”为营养、广泛多样的“分解者”的生存发展。进一步，以单纯提升经济为目标而推进的结构转换变化，基本很少顾及结构本身生态特性的改进，从而结构转换的高度化往往造成着人类社会对资源环境更精确化的巧取豪夺，导致着更广泛深层次的结构性资源环境问题。
　　具有致命生态特征的人类系统，极大地冲击破坏着它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统一协调，进而严重危及恶化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根除人类系统自身的生态缺陷，变革长期支配人类社会的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这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成功行进的关键。
　　二、经济增长及转变增长方式的反思
　　长期以来，不断推动经济的增长一直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尽管现存生态系统尚未完全窒息人类的经济增长，然而不断扩张的经济增长以及与其相伴随的人口与需求的激增，日益使环境资源的匮乏成为现实。工业化过程中不断爆发出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一再表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各国宏观经济始终追求的一个集中目标。对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述。一般，经济增长可定义为“一国或一地区与商品和劳务生产的增长相结合的其生产能力的增长”。在实际核算中，常以给定地域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来表示。由于GDP增长率是表征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对经济增长更通俗的解释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或者，有时也可看作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大量的经济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它取决于一个经济系统的总供给能力，而这种总供给能力从根本上说又取决于一个经济的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这就是被经济学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在经济学里对“资源”概念的定义阐述上，似乎也将自然资源包括在资源范畴内，但实际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或实践却极少考虑自然资源问题，它们被视作为一种“既定”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在早期经济研究中以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很少涉及矿产、水、空气等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考虑。事实上，迄今为止，无论是早期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乃至新经济增长理论，始终都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投入贡献拒之门外。经济增长领域一直是无视自然资源的资本积累、劳动增加、技术变化、以及制度、结构等因素的一统天下。
　　人类社会一直是在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发展前进的。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特别是其物质生产活动，始终以生态系统为基础， 依托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物质能量。面对这一基本事实，联系到上述所指出的经济系统的生态特征，不难理解，将自然资源，包括生态环境处理成经济领域的“既定”事物的前提，并且它们不被作为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践，实际上只不过是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的代名词。其本质正是长期割裂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的联系作用，将人类社会从生态系统中孤立出来，并视资源环境可无限任意取用的变相反映。其结果，以GDP为唯一表征的经济增长，在剥离与资源环境的关联制约下犹如脱缰之马，无顾忌地驱使着人类经济社会向其外部生态环境肆意冲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推动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一直是各国经济发展关注的重要内容。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产出。换言之，所投入的要素如何组合与配置，直接关系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正是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方式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效率和发展状况。根据这一理解，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的诸要素的贡献大小与配置。因此，经济学中将总产出即GDP的增长归结为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另一种则是投入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产出效应。进而，对应这种区分，可表征为粗放外延和集约内涵型两种增长方式。要素的增加等于粗放外延方式，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与集约内涵方式相当。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基本是一种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而后者则为一种质量效益型。由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被理解为是由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外延增长向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内涵增长转变，也就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
　　一般，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会带来资源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排放的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是，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社会与其外部生态大系统的“错位”关系，依然置资源环境于“既定”的地位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内涵因素，那么提高资源环境“生产率”方面的考虑，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上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不必顾及。即使是质量效益的提高，也是出于经济角度的衡量。我国曾有过的经历一再证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结局往往还是以忽略、实质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长期以来，对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尤其是结合资源环境条件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没有引起我国的注意。“八五”期间，我国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提出的原因是，经济增长遭遇了资源环境难关。“因为按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对煤炭消耗的弹性系数来计算，到2000年，煤炭的需求量将达到15亿吨左右，这是环境所不能承受的。仅酸雨对农作物和生态带来的影响，就可能抵消掉工业增长带来的效益。”然而，最终问题处理的结果是：给增长速度让步，将生态环境弃置到敲边鼓的位置。到了“九五”期间，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注形成共识，并与转变经济体制一起，作为“九五”期间必须要求实现的两大转变，写进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和“九五”计划纲要中。自1996年到现在的七年多时间，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迈出了一定的步伐。可是，不能不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囿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束缚，资源环境变量不能进入生产函数，成为投入要素或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因此在如何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增长向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增长方式转变上，主要还是着眼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乃至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传统经济内生因素的考虑。伴随着日益突出的巨大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压力，近年在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中对资源环境的关注程度开始上升，但也不过是将它寄篱在与各种传统增长因素相并列的“可持续发展”名下，资源环境变量游离在经济增长概念与实践之外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既然连可持续发展都不能迈进经济领域的核心舞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源环境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上最多只能处于跑龙套的地位。事实上，时值近期我国凸现出的再次燃煤数量攀高及其可以想象的二氧化硫排放，不正反复深刻地暴露着这一问题的本质吗？显然，在传统经济增长概念中对自然资源环境因素的排斥性前提，这是使其难以跻身这一以提高要素生产率为表征的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中的根本原因。可喜的是，2003年党的十六大发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号召，并将新型工业化明确表达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这样一种令人振奋的前景。明显，这一包容资源环境考虑的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内涵，终于使得在以工业化表征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的方式中，为资源环境敲开了扮演经济增长内生要素的大门，使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组成。更令人振奋的是，当前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指示，无疑进一步为全国向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出了动员令。坚冰已经打破，方向已经指明，如何将资源环境因素切实综合到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出新型工业化的路子，这正是我国亟待解决的探索性问题。
　　三、循环经济的概念内涵
　　人类经济社会虽然具有自身运动的经济规律，但它不能免除自然规律。如果经济子系统的运作，不能与地球生态大系统相互协调，势必两败俱伤。因此,依据生态规律，从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上对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当前各国发展不容回避而面临的重大挑战。发展循环经济，正是协调统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相互关系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循环经济，它是从资源环境作为支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经济社会是生态环境的子系统这一根本认识出发，以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相容为目标，依据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代谢循环模式而创建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体系与形态。明显，将物质代谢的线性模式转变为循环模式,减小人类社会输入输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冲击压力，关键在于针对导致线性代谢系统中的基本变量，即支配传统模式中的生产/消费行为实施变革，或者说对传统经济体系的增长发展方式进行转变。但是，这种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以往的内涵不同，它要求将资源环境纳入经济体系内并作为它的基本要素，采取依靠提高资源环境生产率，通过不断减少生产与消费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资源能源消耗以及废物产生排放，去实现经济系统的产出增加与效益的提高。不难看出，这种转变，是一种向着融入资源环境因素、革除经济体系生态机能缺陷的转变，是一种向着不仅要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同时还包括获取资源环境效益的综合效益型经济的转变。如同新型工业化所表达的，“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这正是对变革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基本质态的表征。换言之，转变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实质也就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
　　循环经济建设中，有效地实施这一转变的基本任务是，推进产业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发展并向着生态产业系统演进，借以不断改进提高经济体系的生态质态。由此，循环经济的主要内容就可归结为产业的生态化，即采取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与政策，利用市场机制，围绕以产品与生产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系统进行生态结构重组转型，促进产业系统的生态质变。这里，结构的重组转型意味着，它不仅以系统的生态质态改进为目标，而且包含在系统质态改进基础上向着更高的结构提升与演进。以产业结构生态化重组转型为核心内容的生态产业建设，将内在地支撑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循环经济体系形态的形成，同时也会有力地促进着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与经济跨越式的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意味着在社会生产消费的物质层面上考虑对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变革。伴随着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循环经济建设发展的制度条件提出新的要求。因而循环经济的概念中，一个隐含着必不可少的有机内容就是围绕“绿色”市场的培育发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循环经济的建设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循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体系形态，是当今人类发展观处于巨大转折过程中，对传统经济模式发出的变革挑战，既不等同于传统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也有别于通常意义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它是一种使资源环境要素与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的可持续“经济”，或者说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把循环经济的实质表达为新型工业化，进而将其核心内容归结为以产业结构重组转型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化建设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这就是循环经济的本质内涵。
　　当前，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扑面而来的循环经济浪潮中，明显流行着一种把循环经济演绎为种种“循环”形式的倾向。很容易看到，现有对循环经济概念内涵的理解表述，大都是在转变生产与消费线性模式（或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高度下，转而将其有效内容缩微落脚到（生产/消费）废物利用的循环二字上。这种把传统模式（或方式）转变实际等同于废物循环的循环经济解释逻辑，极大地抹杀弱化着循环经济的深刻本质与丰富内涵，导致循环经济成为“矮子戴高帽”的尴尬角色，而难于在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舞台上担当重任。一段时间来，我国循环经济的推动中，不断掀起着对传统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口诛笔伐，以期促动“转变”。然而眼下，面对新型工业化敞开的大门，用循环经济变革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真的来了，结果却既不从根本上触动传统增长与发展方式的内在机制，也不谈对新型工业化具有决定作用的经济/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反将循环经济集中导入以“循环”为基础的各种“圈”“链”设计，这不能不感到叶公好龙并非寓言。
　　依据生态规律转变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方式，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绝非望文生义，用简单、形式化的理解而描述成仅是在经济社会体系中构建各种“链”与“圈”，片面无条件地追求废物的资源再生循环，刻意使人类经济社会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针对这种“循环”问题，正如国际著名工业生态学学者Ernest Lowe和Suren Erkman所指出，“按照自然系统的类别进行设计的方法具有很高的潜在价值。而随后对它的大部分努力都十分幼稚和充满了陈词滥调。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一个组织的废物可以变成另一个组织的食物等等。”“多年以来，物资的回收利用挺时髦，人们甚至将其说成是一剂万灵之药。自然对于任何旨在封闭物质循环的政策而言，废料重新利用是根本的根本，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两个事实：第一，废料再利用肯定会有益于稳定，甚至减少物质的流动，但不一定必然降低其速度。甚至相反，废料重新利用有可能加速物质的流通，这会产生恶性循环效应。第二，以目前方式进行的回收利用本身往往是一种污染比较严重的处理活动，需要消耗能源，将许多物质排放到环境之中。” 事实上，仅就结构性污染这一我国普遍公认的环境问题基本特征看，如果不能从传统经济自身内部迎面直击，一味地依靠“循环”而在旧有的体系模式上修修补补，显然对切实有效降低资源消耗与废物产生，提高资源环境生产效率于事无补，最终恐怕只会落入隔靴搔痒的无奈结局。退一万步，对于废物问题，姑且不论它们产生得是否合理应当，即便对不可避免的废物建“圈”构“链”，这也应该在循环活动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基础上进行才是。
　　更深入地讲，在地球这个生态大系统中，其任何子系统都是开放性的。作为生态环境大系统的人类社会子系统，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一自我循环的封闭体系。从人类经济社会自身看，它应是一个能够减少对外界资源的索取、优化能源的使用、促使各种废物的再生，对其物质代谢过程具有反馈循环机能的子系统。从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关系看，它又应是一个可以连接合理参与地球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并与其协调相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抛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关联和作用，简单地将人类社会构建为自我封闭的循环体系的认识和做法，其本质仍是在用孤立而不是系统联系的观点处理人类社会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相互关系，只不过它从传统上无视外部生态系统存在而割裂人类社会的极端跳入了封闭人类社会子系统而使其与生态系统隔离开来的另一个极端。
　　对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废物进行再循环，只是遵循工业生态学原理而体现的内容之一，但“循环”绝不等于工业生态学，更不等于转变增长方式的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核心之点在于从经济发展上通过产业结构生态重组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化，创建一种由全新的生产消费方式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以改进提高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生态化功能质态。这一体系模式，不仅具有自身物质的循环反馈机制，也能合理有机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以此为基础的人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和谐相容、统一共处，这才是科学合理地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含义。
　　四、开放经济中的“绿色壁垒”
　　贸易作为经济分工的产物，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成为开放经济，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到的，“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地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当前，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所描述的情景正在一步步实现，打破经济壁垒的全球自由贸易正在不断推进着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两种资源”并发挥“两个市场”作用， “两头在外”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生产，繁荣了我国的经济。但是，当感受与获取开放经济的硕果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共生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的考虑也正日益构成为国际市场规则的明显内容。我国的循环经济建设需要在国际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深化认识。
　　自70年代，关贸总协定（GATT）开始讨论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作为主要贸易壁垒形式的关税逐步降低，用关税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的余地日益变小。相反，绿色壁垒，即在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关注下，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和技术法规，限制他国商品进口的趋势则不断增强。1995年，WTO成立。随之，在总理事会下组建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并在关贸总协定（GATT）、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等与环境健康有关的条款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将环境纳入贸易领域的步伐，开始重点围绕多边环境协定（MEA）中的贸易条款与WTO的关系、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与环境相关的税费、产品标准、技术规定、环境标志与WTO的关系、《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领域与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磋商讨论。一段时间来，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些发达成员一方面出于国内对环保的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建立WTO新规则，使对其有利的、尚处于“灰色地带”的一些环境壁垒合法化，不断推动贸易与环境议题的谈判。虽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抵制在WTO中讨论环境问题，甚至曾使发达成员国在1999年WTO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西雅图会议）上启动过的环境与劳工标准问题的“绿色回合”败北，但2001年在多哈召开的第四届部长会议上，当欧盟放弃对农产品的补贴后，作为让步条件和一揽子交易的结果，发展中成员国终于同意将贸易与环境列入新一轮多边谈判的议事日程。
　　贸易与环境的谈判中，生产过程和方法（PPM）一直是争论焦点与核心问题之一。工艺过程和生产方法是制造产品的途径，进入市场前的任何产品，都是利用不同的原料（包括废物再生的原料），通过开采、加工、制造、包装、运输等一系列过程得以形成。由于产品的不同生产工艺与方法对资源环境有着不同的影响作用，从而伴随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方法（PPM）就被裹挟到了产品的交换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意味着，贸易品的环境影响不一定仅局限于最终产品的性能和用途上，贸易规则中的“绿色壁垒”有可能从产品向着生产过程、乃至由生产链构成的整个生产系统渗透发展。尽管WTO规则目前尚不允许依据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而施加贸易限制，但确实已出现了因生产过程和方法而对类似产品的出口贸易给予不同待遇的先例。假如允许将基于PPM的环境考虑纳入贸易规则，迫使生产厂商按照进口国的标准组织生产，明显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技术水平一般低于发达国家，其产品出口就可能会因生产过程和加工方法而受到影响，从而致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
　　事实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不断高涨的绿色浪潮下，贸易与环境的关联程度只会日益增强。特别地，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与环境实力上的差距，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贸易及其与环境关系的谈判恐怕依然还会由发达成员主导进程。落后就要挨打，只有从自身方面彻底转变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走循环经济之路，才能在发达国家谋求“绿色壁垒”掩护下实施的贸易制约与经济控制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大转移中，贪图一时之“快”、只顾 “两头在外”而把污染留给自己的GDP增长势必会在正兴起并不断强化的绿色浪潮中碰壁。以为“没有产品出口”就能躲避国际绿色潮流影响的行为迟早也会在生产供应链的“绿化”连锁反应中被淘汰出局。
　　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连带的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态势的基本特征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密切。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大转移大调整，更为我国经济的提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认清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新特征，坚持用开放的理念促进循环经济的建设，用循环经济打造绿色的企业与产品，才能支撑绿色浪潮下的国内外市场竞争。推动循环经济，不仅是变革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支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各国生产消费方式转变潮流、应对国际贸易“绿色壁垒”，提高我国经济的生存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五、对国际循环经济社会实践的认识
　　对于变革传统社会经济系统的线性物质代谢模式的循环经济实践，当前我国几乎无一不以德国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和日本的“促进循环社会建设基本法”为典范，用来表明国际上推动循环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与重大努力，进而广为宣传推动废物的各种循环，以为这就是能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循环经济”。无疑，德国和日本确实是目前国际上采用“循环经济”或“循环社会”国家立法表达其“循环”实践的仅有的两个国家。对于德国与日本的经验，值得充分肯定并且需要认真学习借鉴。但是，就这两个国家的立法内容及其实施实践总体特征看，其主要着眼点还是社会终端消费环节产生的废物回收及其循环利用问题。
　　客观地看，导致德国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现这种循环经济社会实践的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首先，这源于发达国家追求可持续发展上的积极意识与努力，特别在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其次，一个直接的动因是由于这些国家在采用传统填埋方式处理废物时所遭遇到的土地空间现实约束。加之资源匮乏，因而促使其迈上了针对社会消费废物的“循环”之路。当然，这种对消费环节废物的管理要求不可否认地会要涉及到生产与流通环节，从而影响着这些环节过程的“绿色”变革。最后，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从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条件上来认识。在以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为目标，经过掠夺性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损害为代价的工业现代化过程，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对于伴随工业化过程带来的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一段时期来，大规模的末端治理投入，整体上的科技进步与先进管理，基于信息等高新技术所带动的产业结构变化等，使得发达国家来自生产过程环节的物质能源消耗与污染产生排放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并呈现出某些描述经济增长与物质流间的倒U关系曲线中那种“脱钩”迹象。特别是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大转移，这无形之中更进一步缓解了发达国家在物质生产转化利用高效基础上来自生产侧面的资源环境压力，从而有能力有条件从经济系统的需求侧开始大规模系统地“循环”来自社会高消费及其生活“反弹效应”所导致的大量废物。
　　作为经济系统运动中的两个基本作用力量，生产与消费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这意味着对社会最终消费后的废物循环资源化不可或缺地应成为实践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这一物质循环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经济体系的整体看，由生产、流通等环节构成的生产系统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因此，在推动循环经济建设中，尤其需要针对在经济系统的物质代谢生命周期全过程的“源头”，即生产、流通等环节大力实施生态化转型，并突出产品这一生产与消费活动基本单元的生态化，这才是能真正落实将资源环境作为基本要素纳入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转变传统增长方式与物质代谢模式的不可回避的途径。仅从是否冠以“循环”字眼的内容来引经据典诠释循环经济，很容易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误导循环经济的认识与实践。实际上，不谈国际上其他各国在生产领域中不断涌现出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绿色”努力，即使是在德国和日本，也必须看到它们在“循环经济/社会法”外的更大量的产业生态化实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德国经济增长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领域的生态化。尽人皆知的简单例子就是它在国际上最早针对产品实施的“蓝天使”计划以及曾让我国吃过“苦头”的偶氮染料禁令。而在日本，迫于资源匮乏，特别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工业生产的能源效率，明显提高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质量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综合看待所有这些活动才能有助于整体把握循环经济在国际上的发展动态与内涵，从而为我国循环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我国是一个正在加速进行社会经济建设，但同时又是一个生产经营粗放、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污染产生排放严重的国家。不仅面对由于人口增加与生活水平提高而来自消费环节的大量废物问题，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中传统生产领域引发的严重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产业大转移过程中，以重化工为特征的传统制造业正在向着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大举登陆急剧发展，催生着我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显然，我国的循环经济建设，必须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基本矛盾特征，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流，围绕生产侧面实施进行。2003年，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开始实施，这为全面转变传统生产模式吹响了进军的号角。进一步将清洁生产提升到包括消费问题的循环经济层面，这种对清洁生产的升华与深化，不仅有助于在循环经济的层次高度，推动以清洁生产为基础的产业系统的生态化转型，而且有助于促进生产环节对消费领域的循环经济建设。但是，如果把我国的循环经济基本实践定位局限于类似日本德国“循环”立法涵盖的终端废物循环问题上，将十年功夫换来以生产活动为主要对象的依法推行清洁生产的有利形势，表面化地“转移”到废物循环，包括对社会消费废物的循环形式中，这不仅难于从根本上扭转生产领域中对资源能源的大规模不合理需求与低效利用局面，而且无助于支持绿色消费的建设与发展，从而只会使“循环经济”在我国“翻两番”的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也难怪我国主流经济界对围绕废物为对象的“循环经济”不那么关注积极，认为不过还是通常环保中的废物处理而不屑一顾（本文并非意在支持这一认识）。以生态规律为指导，围绕产业结构的生态转型，突出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生产侧面及其相关领域的循环经济建设，更能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新型工业化主战场的建设需要，更能积极发挥针对实际上是以经济增长作为“硬”道理的发展进行转变的主导作用，从而更能体现循环经济在根本上是以新型工业化变革传统经济体系与增长方式的“经济”内涵。
　　六、产业结构的生态化重组转型
　　近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可归结为工业化的过程，并明显体现在以结构演进与质变为核心的内容上。在以新型工业化为表征的循环经济建设过程中，必然内在地需要一种反映生态规律的新的结构，以支撑循环经济体系的运行与发展。因此，推进循环经济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以结构生态化演进质变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化的建设过程。产业生态化建设，是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循环经济的主体，也是支持可持续消费、发展循环社会的有力依托。它集中体现为以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物质代谢模式为导向，通过产业结构生态重组转型为核心的生态产业建设，促进传统产业系统向着生态产业系统演变，进而带动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结构的生态化高度与系统质态。所谓产业生态结构重组转型，是指对由产品（包括服务）、技术、规模、布局结构等组成的产业系统，重点围绕产品及其生产技术体系的功能形态与生命周期物质代谢过程进行的结构性升级转变。产品是产业过程以及社会消费活动最基本的单元，由大量产品的各种生命周期代谢过程形成的整个经济社会的物质“营养网络”，一方面支撑着以生产与消费作用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发展中价值流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则不断与其外部生态系统发生着物质能量交换而直接影响着生态环境的质量功能。所以，突出产品及其结构的生态化，对于支持产业结构的生态重组转型，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必须作为循环经济建设的基本战略考虑。
　　概念上，依据产业生态学原理，基于产业生态结构重组的生态产业建设大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系统中的生产者：在人类构筑的经济系统中，三次产业，特别是工业，是大量产品（包括服务）的提供者，突出地扮演着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的角色，也是影响生态环境最严重的人为活动。生态产业系统建设中的各行各业，基本方向是围绕产品结构的生态化转换升级，推进生产服务活动的清洁生产过程。
　　——产品的生态设计开发：任何产业活动都是围绕产品展开的。按照从产品的原材料获取加工、产品生产制造、产品的运输流通、产品的使用、直至产品废弃后的处理处置整个生命周期过程环境（包括资源）影响最小的原则，推行产品生态设计开发，大力改善产品生态性能，促进产品结构的绿色升级换代，是产业结构生态重组转型的基础，也是有力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及其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进一步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推动产业供应链的绿色传播，还会有助于从整体上改进产业系统的生态质态，
　　当前，以非物质化为表征的功能经济正在悄然而起，它从人们的物质需求本质上为转变生产与消费行为方式开辟了一个饶有潜力的途径：开发提供功能服务“产品”。任何一个物质产品，可能存在许多以功能服务去替代或部分替代物质产品的机会。充分挖掘各类产品的功能潜力、积极设计开发多种产品替代的服务方式、大力促进绿色功能服务的营销，应作为我国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减小环境压力影响，支持产业生态重组转型与可持续消费的长期发展战略，空间十分广阔。
　　——清洁的生产/服务过程：在生产和服务活动过程中，通过依托由技术、工艺、设备以及清洁能源和环境材料等清洁技术（包括绿色的信息和高新技术）的设计开发，推动技术体系结构的转换升级，促进清洁过程系统的建立，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标。重点包括：
　　自然资源与清洁能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系统；
　　资源能源高效与废物减量化制造和服务活动的过程系统；
　　生产过程内部的物质循环回用或再利用系统。
　　清洁的生产/服务过程，重要的问题在于通过上述三方面内容的综合集成，形成清洁的过程系统，以为从产品生态设计到产品的实现提供绿色转化方法与途径。
　　系统地从生命周期全过程整体上降低产品及其生产/服务环节中资源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排放，是改进产业系统生态质态，建设生态产业系统的首要任务。它对迅速扭转改变我国产业系统高消耗高污染的局面具有直接的现实作用。
　　(2) 产业系统中的分解者：大力培养发展“分解者”进行废物资源化，可以使废物得到增殖，对转变线性生产消费代谢模式、提升产业系统乃至全社会的生态功能质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重点针对传统上以技术和经济关系组织下的产业系统生态结构缺陷，通过在不同部门或同一部门的不同行业、企业间建立共生互补、耦合关联，科学合理地发展废物回收循环利用。主要内容包括：
　　——生产活动过程自身以外未能利用的废物回收与综合利用
　　——社会消费活动过程废弃物的回收与循环利用
　　在现有产业系统中，除企业自身内部的循环回用可充当废物“分解者”的角色作用外，创建新的废物资源化过程（包括分类、拆解回收、再生利用系统、以及废物信息系统）将是产业生态结构重组转型、建设循环经济系统的重要有机组成。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废物的资源化，其“产品”开发与相应的循环利用活动，同样也应在生命周期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影响最小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同样需要在其生态设计与清洁的生产/服务过程上下大气力。
　　(3) 产业系统中的消费者：尽管产业生态结构重组转型及其生态产业系统建设主要是以生产和分解者为基本对象组织进行的，但系统中的这些生产、分解者都会由于各自活动的需要而对原料、中间产品、能源以及服务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因此，从需求侧促进产业系统内“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营造供应链中的绿色消费机制，应成为建设生态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进一步，最终消费者（包括政府）自身的消费模式（消费观念，需求结构，活动行为）不仅会直接改变着循环经济系统的生态功能质态，同时也会有力地反馈影响着产业系统的生态结构重组转型。因此，需要积极推动传统消费模式的转变，提倡可持续消费，使生态产业系统的建设融合在整个循环型经济社会体系的建设中。
　　（4）产业系统的区域规模与布局：区域是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产业生态系统中生产、分解与消费者活动的组织舞台。因此，不同层次产业系统的区域规模与布局在产业结构生态重组转型与区域生态产业系统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将区域产业结构、规模、布局与城市建设密切结合，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更具突出作用。区域规模与布局结构要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
　　——坚持生态产业系统的规模、布局结构与区域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功能的统一协调，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适应不同区域的层次特征以及要素构成条件，通过统筹规划，合理形成有序的产业生态系统的规模与分布格局。
　　——推进区域循环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资源配置。
　　——密切加强不同区域，特别是跨行政区间的产业生态结构转型建设的有机联系与相互支持。
　　总之，围绕产品与技术体系为基础的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是一项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循环经济建设过程。不同产业、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层次活动的具体内容形式，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只有密切结合具体条件，通过系统综合的、有重点分阶段的方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促使产业生态化建设有所前进、深化发展。虽然处于通常经济发展考虑下的一般产业结构调整也能带来资源环境方面的改进，但它与融入资源环境考虑的产业结构生态重组转型本质并不相同。类似于传统的技术改造并不能等同于清洁技术一样，概念上也不能笼统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产业的生态结构重组与转型。实践中，特别需要强调用生态结构重组转型的理念指导并融合到现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以有效推进产业向着生态产业发展，支持我国循环经济建设，体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
　　七、制度创新：“绿色”市场的建立
　　推动循环经济需要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其中，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与循环经济社会体系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这是循环经济顺利运行发展的重要支持保证。经济理论中，特别是自新制度经济学派兴起以来，制度已被认可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前提条件。按照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的观点：“制度”首先指“制度环境”，即“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其次是指“制度安排”，即“支配交换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明显，在旧有的制度框架中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环境与安排上的制约与障碍。因而，进行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创新建设，特别是推进一体化的结构生态重组转型制度创新建设，形成有利于循环经济建设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将是推进循环经济的基本构成。
　　遵循生态规律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思想，但是循环经济的建设同样离不开经济规律，即市场经济规律。市场条件，这是循环经济得以建设发展的基本制度条件。因此，所谓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围绕市场经济条件，将生态规律结合到市场体系中。其核心是市场机制的生态化，即不断推动“绿色”市场的形成，让市场讲出生态学的真理。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矫正传统市场的“失灵”效应。虽然市场一直被视为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机制。然而，面对严重的资源环境等外部不经济性的典型表现，人们终于意识到市场在指挥生产消费或经济增长时原来还存在着“失灵”的先天不足。因此就循环经济建设的制度创新来看，首要任务就是需要针对这种市场的“失灵”，尽快建立一个正确的涵盖资源环境配置的价格信号机制。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及其运行本身并非意在排斥资源环境的“准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自身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基本观念“错位”，进而将资源环境这一物质要素拒绝在关于生产或消费关系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行为中。
　　第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传统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及运行，需要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其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通过规律的认识探索并采取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去克服解决，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同样，对于在市场条件下建立和运行循环经济体系，即使完全克服了资源环境的市场“失灵”效应，也会不可避免地在其本身运行发展过程中遇到新的问题和矛盾。因而，必然需要我们去认识探索新体系建设与运行中的经济规律，例如在循环经济形态下促进企业共生的市场机制等规律。进一步运用这些规律，创建新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类似像推进循环经济建设的产业、投资、税收结构与方式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以不断支持产业结构的生态重组与转型，促进循环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
　　实际中，制度创新中上述两方面的内容并非截然分开，它们将相互融合交织在一起，贯穿在循环经济建设与发展整个进程中。当然，变革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矫正传统经济系统不计资源环境的“失灵”效应，现阶段会显得更为紧迫突出。事实上，当前国内外正在研究或实施的环境税、绿色GDP、政府绿色采购、产品环境标志、扩展的生产者责任、环境会计、绿色金融乃至渗透到WTO中的绿色贸易规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会程度不同地从各个层次侧面推动着“绿色”市场的建立，进而催生着循环经济体系的形成。
　　八、任重而道远的循环经济之路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深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工业化。在以工业化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按照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积极开展循环型工业化建设，对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江苏循环型工业建设规划就是当前我国省级层次的循环经济实践案例之一。
　　2002年底，江苏省政府在为实现两个“率先”，迎接新一轮经济蓬勃发展的启动时刻，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部署。“循环型工业建设及其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即是其中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任务。
　　规划以2001年为基准年，2003——2020年为规划期。按近期（2003—2010年）和远期（2011—2020年）两大阶段，系统明确地提出了江苏建设循环型工业的基本原则、目标要求与发展战略，以及近期江苏循环型工业建设的重点任务和支持政策措施。规划要点概括如下。
　　（1）规划的指导原则：
　　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生态省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支持江苏全面小康社会和两个“率先”目标的实现；
　　强调在系统的高度和层次上，突出工业体系整体结构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高工业经济运行的生态化质态，推动工业向生态工业体系持续演进；
　　在大力优先推动资源能源和废物产生减量化基础上，促进环境无害化的废弃物循环回用和再生利用；
　　围绕绿色市场的形成，建立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企业为主体，公众广泛参与的循环型工业建设推进机制和政策体系；
　　近期建设与长期发展统筹规划，点面结合，突出重点，滚动发展，注重可操作性，讲求实效；
　　保持与循环型农业、循环型三次产业、循环社会建设以及城镇建设的有机协调，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2）规划的总体目标
　　经过3年启动、5年推进、10年发展，将江苏建设成为我国循环型工业的先行区。基本形成循环型工业基础设施功能和绿色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企业清洁生产持续实施、生态工业园区有效建设、区域循环型工业综合示范区辐射发展，以制造业为核心具有良好质态的生态工业体系新格局。总体实现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为特征，工业体系的经济与生态效率和绿色市场竞争力有较大幅度提高，与生态系统逐步协调相容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势态。通过循环型工业建设，支持促进江苏经济增长“翻两番”，以及“全面建立小康社会”和“基本现代化”两个“率先”战略目标的实现。
　　（3）规划的基本框架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两个“率先”的指导下，针对江苏工业发展和工业系统的生态特征，遵循社会经济是生态环境大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理念，依据生态和经济规律，构建形成由 “一个核心、两个体系、三个主体、四项战略、六项任务”组成的江苏循环型工业建设规划的基本框架：
　　突出一个核心：系统变革传统工业增长方式和以末端治理为基础的工业污染控制模式，以“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为导向，促进工业建设与资源环境保护融合一体化的发展。
　　同步建设两个体系：同步推进生态工业体系和以“绿色”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循环型工业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
　　发挥三个主体的共同作用：积极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伙伴关系，充分调动三个主体共同投入参与的积极性，大力发挥三个主体促进循环型工业建设的合力作用。
　　坚持四项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产业结构生态重组战略；科技创新提升资源环境生产效率战略；绿色市场培育发展战略；以及区域示范重点突破辐射全省的战略。
　　实施六项重点任务：大力推动生态产品设计制造、企业持续清洁生产、产业生态化转型、以及生态工业园区、区域循环型工业综合示范和循环型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六项任务。
　　对江苏循环型工业建设规划框架的简介，目的不是要“树样板”（事实证明，人为的样板很少能有推广作用），也无意在此对它评长论短。这里只是想表明，在迎接变革传统增长与发展模式的这场挑战中，透过刚刚结束的江苏循环经济建设规划的行动，以及其它一些地区的类似实践，可以看到，尽管征途艰险，中国循环经济建设的航船已开始扬帆启程。然而，更要看到：循环经济决不能赶时髦贴标签，也不是为别人逢场作秀演戏。无论叫什么名称，彻底转变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这是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唯一选择。推行循环经济的道理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行动，是艰难的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切莫将循环经济只挂在嘴上，画在纸上，甚至继续在GDP的传统老路上“循环”。也不要追逐那些“规范”或“框架”等要求，认为通过“报批”挂个牌子就是实施了循环经济，从而束缚住自己不断探索循环经济的手脚。寓资源环境因素于经济发展之中这样一个全新的循环经济形态与体系建设，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变革。它离不开政府的强有力组织，更需要各部门间的综合协调密切合作。高兴地是，江苏等全国一批政府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并迈出可喜的一步。但是，不少政府中的行为表现也确实令人担忧，例如，长期存在的经济环境脱节“两张皮”的观念、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不仅是经济方面）、各自为政相互分割的行政运行机能、部门分工权力利益化的趋向、以及继续停留在类似审批验收活动式的传统管理方式等等。明显，在我们的各级政府中，还存在着与循环经济及其建设发展需要极不相适的大量深层次体制障碍。事实已经证明全面深刻的体制创新才能为循环经济保驾护航。
　　未结束语
　　“十五”以来，循环经济在我国蓬勃而起。作为在这一浪潮中进行学习与实践的点滴感受和体会，本文从人与自然系统的基本关系、传统经济增长的理论特征、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社会建设的经验背景、循环经济的本质内涵、产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绿色市场机制的培育创建、以及循环经济启动实践的联想等不同层次侧面，试图围绕为什么、是什么以及怎样做等问题构成寻求建设循环经济的若干初步思考与分析。抛“沙”引玉，以期深化我国循环经济的认识与实践，敬请批评指正。
　　将以GDP为导向的传统经济模式转变为一种融入生态法则的循环经济模式，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创造和变革。面对国际上呈现出的经济全球化与生态化这一历史机遇期，积极转变传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方式，才可能在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上大有作为。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进行这种转变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是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变我们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在实践循环经济的征途上，不会一帆风顺，人们的认识也不存在那种尽善至美的境地，既不存一个先知的模式、更不会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惟有在多样性的循环经济变革中不断探索，才能在深化我们的认识与实践中有所前进。形势喜人也更为逼人，行动起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国一定会前进在循环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