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问立场，只谈问题

几何学家总看到空间形式，力学家只看到运动，美学家只看到颜色和对称，经济学家只看到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只会从成本收益看问题，这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毛泽东就看见封建王朝的覆亡史一样，人们的价值观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不同，看到的事物侧面也就不同。对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看到合理的产权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认为减少政府审批事项，放开准入限制，保障公平竞争，非常重要；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主体，应予爱护和尊重。而其他人尤其是普通百姓，看到产权改革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看到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少数人以象征性的价格买走，变成私产。郎咸平教授的呐喊，道出了人们窝在心头多时的义愤和疑问：这样的产权改革是掠夺，不如不改！“应立即停止私下交易形式的产权改革”　“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产权问题，将导致最大错误”，难道非改革产权不可？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同样有经营得好的国有企业吗。中国这样的国企更多。如此这般的认识可以理解，也应该理解。

由于经济学家一直承担着体制改革主要顾问的角色（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嘛），而经济学理论框架看问题的角度又十分狭窄，比如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资不抵债的企业就应该倒闭，企业冗员就应该裁减，企业办社会文不对题。作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失败，下岗失业是正常的。至于国企职工的的心理承受能力经济承受能力怎样，他们过去为国家社会做出的贡献应不应该考虑，40岁50岁职工转行面临的具体问题，失业人数增加给社会公平与政治稳定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等等问题则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也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这是由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性质决定的。普通人责备经济学家设计产权改革方案时，没有顾及普通职工的是实际困难，没有考虑社会公平，忽视政治和伦理道德因素，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正如依照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观点，边境上一些既无资源又缺乏人类居住条件的荒山，保护和争夺这样的地方，往往只有成本付出而无经济收益，因而是没有意义的。但人们从政治观点从主权观点看这个问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并不总是倾听经济学家的意见一样；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经济学的视野毕竟太过狭隘，以人为本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因为超出了经济学范式的狭隘视野而更符合实际。现在是从经济学以外的观点看待改革中存在问题时候了，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和普通百姓表达观点发表意见的时候了。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及其利益追求，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偏好与看问题的框架，都有自己的认识遮蔽与思维偏见。那么，克服价值偏见与利益矛盾的方法就只能是：公共事务由公众参与决策，至少由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发表意见。在事关产权改革的问题上，既不能仅仅由国有资产的看守者或代理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也不能光由政府经济学家说了算，还应该让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者——广大国民或者职工群众——表达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当然也应该允许民间经济学家、左派经济学家、道德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文化经济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发表意见。由此，才能使相关决策既整合不同的价值取向，又综合不同的立场观点，因体现更多人的意志而较少片面性。

质疑经济学家“站在什么立场说话”，这是将思想争论意识形态化。任何理论观点都有其特定的理论预设，不同的人囿于特定的价值观、认知范式、生活经验与社会地位，对同一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立场或者价值观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科学的方法可以决定其取舍。历史经验证明，错误的立场不一定产生错误的观点，而正确的立场不一定就能产生正确的观点。当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提出的计划经济的观点，并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多少福利，倒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立场上的凯恩斯主义，给西方社会及其普通民众带来不少福利；人民公社制度选择据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和贫下中农立场上提出的，结果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等观念，据说是站在富裕农民和修正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思想，实践证明它们却真正有利于广大贫下中农。

所以，我们在讨论认识问题的时候，应该不问立场只谈问题。关键看具体意见本身的是与非，可行与不可行，而不是意见持有者立场的正确与错误。应不应该变革产权，这是有理可言的；怎样变革产权，也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摒弃“姓公姓私”的意识形态争论，摒弃“国有化好还是私有化好”的立场原则之分，面对现实具体的问题，是非可以愈辨愈明，共识也是可以达成的。公有制企业为什么要转制，不就是因为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租赁，从苦练内功到强化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均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公有制企业依旧亏损严重，其经营效果与占有的资源数量很不相称，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国民总值中的比重亦愈来愈少，整体经营上不容乐观吗？怎样发展壮大公有制企业，确切的说，怎样保住国有以及集体所有的资产，使之不至流失，不至“发展”得愈来愈少。维持现状做得到吗？曾经遍布全国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曾经由国有制一统天下的纺织业、食品加工业、蔬菜水果畜牧产品的长途贩运业及其零售业，其中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哪里去了，是因为转制被私有化了吗？非也，绝大部分是在开放竞争充满机遇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掉的。几年前，山东诸城出了个“陈卖光”，他拯救国有资产的方法是将所有国企全卖掉，由于观念超前，一时引起众多非议。陈后来没有因此惹上太大的麻烦，原因恐怕在于卖光之后，原有企业经营大有好转，政府承担的国企亏损的无底洞堵住了，通过税收和国有资本的退出，国家整体上获得的效益较原先大为增加，是实际效果让人无话可说。在不少城市地方，企业改制是在政府承担不起或不愿再承担日益严重的亏损条件下，“逼上梁山”的产物。哪个企业产品没有销路，负债累累，职工发不下来工资，玩不转了，哪个企业就开始转制了。对于这样的企业需不要转制，人们大多只有无奈而没有什么“意见”。只是现在还没有亏损、还玩的转，甚至效益还算好的企业也要转制，分歧便开始产生了。难道只有私营才有效率？公有制当真就不行？像郎先生说的：我就没有见到过有说服力的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高的数据。根据我的调研，国营企业的经营绩效不比民营差。其实，私有制公有制孰优孰劣的争论，同“姓资姓社”“计划市场”争论一样，早已有了结论，只是这个结论不是观念上在做出的，而是实践中做出的，是20余年历史进程做出的。不改制行不行，看看现实就清楚了：且不谈那些在市场经济潮流中悄然消失掉的中小国企，就是依然挺立、既垄断着资源又控制着市场，且由国家信誉作担保的大型公有制企业，诸如国有商业银行之类，在基本上没有其他所有制企业与其竞争的情况下，又经营得怎么样呢？它们造成的坏帐、流失的国有资产少吗？经营风险小么？温总理的一句话很好的说明了改制的理由：我也知道这样做（银行改制）没有绝对的把握，但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大意如此）。土地、矿山是国家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基础性资源，也是各级政府极为重视、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公有资产，实质上它们还是亿万中国人世代拥有的财富，当然更是各级政府和集体组织直接经营管理的经济资源与战略资源，它们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呢，资源得到很好保护了吗？配置得合理吗？使用得效率高吗？公有资产流失的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个领域早已成为问题最多，社会财富浪费最严重，引发的历史后果最触目惊心的领域。周其仁先生说的极为正确：“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

不错，私有制企业中确实出现了不止一个骗取国有资产、弄虚作假的巨骗，骗取银行贷款和股民资金的也全都是私人。就是以公有企业的名义进行的诈骗，目的也是为了把公有的东西变成私人所有的东西。但是，正像任何行业都少不了犯罪行为一样，这些事实的存在不能否定私营企业的效率和机制。私营企业，从生产钮扣纪念章服装到生产万向节汽车飞机，从占领全国市场，到微波炉打火机之类产品占据全球市场相当的份额，从家庭作坊发展到跨国企业，产值从一无所有到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这一个又一个的事实足以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企业有其过人之处。换一个角度说，为何轰动全国的巨骗，骗取得总是国有银行的钱，国内股份制企业的钱，而不是私人钱庄的钱、外资银行的钱或美国上市公司的钱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银行和股份公司制度存在问题呢？正像一个人总招小偷，是不能怪小偷盗窃意识太浓，小偷总是“集体”作案，而应怪自己缺乏防范能力一样；总是出现国有银行资金被骗，总是出现国内股市资金被卷的事实，这同样也不能怪骗子太狡猾，或者骗子多是“私人”所有制而非集体所有制，只能怪我们的银行股市篱笆扎得不牢。

二、焦点执法的局限

很多问题本来由特定的制度造成，我们却很少反思制度因素，总是就事论事。过去办法是，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搞运动或“严打”。新时期有了媒体的参与，又形成目前焦点执法的局面。即，一个按照通常规则看很正常的事情，即使不正常也没有大不了的麻烦，然而一经媒体报道尤其炒作，它就变成了一个深受各级领导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了，不严惩便不能过关。而在这之前之后以及左邻右舍发生的同类事件，则因为没有报道而相安无事。明明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人们却以为严厉查处了违纪的公司，查处了出问题的庄家，就可以解决中国股市只具圈钱功能、不具权力约束功能的问题；以为严厉查处了王铭铭朱苏力乃至北大，就可以解决博士招生、人才聘用、职称评定制度不合理带来的问题，这是短见的。当初，如果人们从孙志刚事件中看到的只是当地公安与救助部门的人员素质太差，孙志刚的境遇太值得同情，希望见到的只是从重从严处理相关责任人，使受害人家庭得到应有的赔偿与足够的抚慰。那么，孙志刚案件就不会成为改变极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契机。正因为人们一开始就近乎一致的关注到这类案件的普遍性，注意到造成孙志刚悲剧的制度原因，一致将矛头指向落后于时代、弊端丛生的旧的收容遣送制度，这才使得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得到了其他焦点问题关注所没有得到的结果。如果人们不是从个别事例中看到问题产生的普遍原因，不是立足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社会对热点焦点事件的关注，就只能沦为一种情绪的宣泄和好奇心的满足。由此导致的对事件当事人不负责的的议论和急功近利的处理，就只能造成新一轮的冤案或不公正。道理很简单：武断收容并致死孙志刚的责任人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举国关注的孙志刚的家人应该得到应有的抚慰赔偿。而其他成千上万发生在各地城市里野蛮收容虐待被收容者的事件，难道不应该得到公正的处理，此类悲剧不应该从此避免吗？甘德怀应该得到公正待遇，朱苏力教授应该受到批评和谴责，北大应该使自己的考博规则合理化。因为甘德怀将自己的遭遇诉说到了网上，因为朱苏力等事情出来后竟毫不明智的说了实话，因为北大又一次丢人现眼。而其他没有这一系列偶然，事情的经过没有暴露到网上或媒体上的不合理的考博规则及其产物，就不值得关注？张德怀、王德怀、李德怀们的公正就不是问题？只有北大一家有错，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发生在其他学府依照惯例进行的博士招生，依旧通行的旧的招博制度，就不值得认真反省重新考量？

没有仔细了解郎咸平教授所谈具体问题的真实性，即便是真实的，它提出的也应该是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普遍问题。拿海尔、TCL、柯林格尔这样企业的作案例，不过是使问题更具轰动性和影响性罢了。如果籍此认为某某企业可要倒霉了，有戏可看了。那么，这将是一种真正的看热闹心理、炒作心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超过其正面作用。（1）它给人留下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印象。既然海尔、TCL、柯林格尔这样企业都在瓜分国有资产，产权改革自然不能进行。由此，使人们对产权改革必要性失去理性判断；（2）它促使人关心个案、关心现象，忽略普遍性制度性因素的关注。不仅如此，这种炒作性的指责亦欠公正和道德。谁干得好、做得大、成绩突出，就拿谁开刀。而问题严重得多、普遍存在于各类企业中的同类事件，则因为不易炒热而不去关注，这公道吗？包公铡美，固然有先斩后奏、不合程序的问题，但在皇权制度下，包公的所作所为已属难能可贵，完全够得上人们的称赞和社会的推崇；而其他贪赃枉法、见利忘义、当斩不斩、不当斩亦斩、斩了也不奏大小贪官，才更值得人们的批关注和抨击。

应该承认，郎教授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由于他切入问题的方式和切入时机的特殊性，引起强烈反响也不是坏事。郎咸平发问的意义在于，引起全社会对产权改革走样、变味的重视，对这一问题可能带来深远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忧虑。真正对国有资产包括社会资产流失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影响做出详尽而全面的分析，提出真知灼见的当属秦晖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又名《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这是一篇超出经济学视角，从政治学入手研究真问题，得出实际结论的典范之作。产权改革中的问题真实存在，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产权改革程序上的不合理，方法上的不规范，结果的不公正与匪夷所思，才导致普通大众对产权改革本身的非议，导致人们对产权改革合理性的质疑，导致大家对产权改革倡导者和实践者动机的猜测。这一点，应该引起政府和理论界人士的重视。

三、问题还在体制

我们曾经是一个不知私有企业为何物的计划经济国家，对股份公司更是闻所未闻。进入新时期，没有见到各地方对于股份公司制度建设有一个扫盲学习研究的过程，也没有见到各地通过怎样有效的形式建立了多少合格的股份制企业，更没有见到哪一个上市公司因治理结构规范，实际运作符合股份公司制度的本质要求，而受到社会的推崇。人们热心的只是：上市！发股票！炒股票！似乎“股份制企业”这个东西像罗卜白菜一样，只要放开市场，允许流通和转让，它就会越来越多愈来愈好。这是一个误区。放开农产品市场，价格杠杆与跨地区流通的作用，即能够有效解决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问题，解决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原本就存在着合格的农产品，存在着众多具有良好资质的生产主体——农民。而放开股票市场却不能解决股份公司的生产与供应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原本并不存在股份制企业，而股市本身既不能生产也不能创造股份制企业，相反它的存在与运行却必须以合格的股份制企业作基础。

作为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公司的产生发展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它的普遍建立与运行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不是一声“改制”马上就能做得出来的东西。时下，对于怎样建立股份公司，股份制模式的关键与本质何在，怎样的实际运作符合股份公司体制的本来要求，政府与企业领导人并不清楚，只是对传统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尤其上市融资极为热心。传统国企一改名，换顶帽子就成了股份制企业。至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相互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建立，用脚投票、收购的压力等等是否形同乌有，就很少有人过问了。离开了这些东西的股份制，只能沦为圈钱工具和权力放大的工具。传统国企，虽自主权多多，但贷款受到银行风险控制程序的限制；管理受到计划、财务、生产等众多政府部门的干预，资源占用与政策优惠受到本地其他国企的“狗咬狗”式的监督，权力使用受到书记与厂长角力的制衡，国企领导人依个人意志支配行使经营权力存在诸多限制，与此相适应，传统国企造成的损失也十分有限。而国企一旦上市变成公众公司，主管部门反而不便或难以有效管理它了。企业在决策、经营、投资、分配方面的权力较之以前大大增加。未上市前，企业从银行贷款，数量有限且经常受到严格的审查监督，如果效益差信誉不好，这次还不了，下次贷款就难了。而公司股票一旦发行上市，筹资额往往几亿、十几亿，单是发行溢价就是一笔数量可观的“横财”，不少企业几年也用不完、亏不完。这钱用起来亦不像银行贷款，数量不多还要时时要考虑归还。发行股票所得，数量庞大，不用归还，经理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糟踏光了也没有人过问和追究责任。没有了还可以再发行。

当然，从理论上讲股东可以过问和追究，然而事实上，出钱最多的普通股民不要说影响决策，就是想多知道一点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亦难乎其难；即使持股数百万的机构法人，在握有70%、80%股份的国有大股东面前，亦很少影响决策的能力。而国有股东，其代表不过是原来的经理书记，换了个名称而已。指望这样的股份公司改变经营行为，消除旧体制弊端，自然是不现实的。如此，出现红光、百文这样的巨额亏损，产生传统国企制度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的规模“后果”，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啦。实际上，这是冒名股份制企业，权力放大而制约形同虚设必然产生的结果。

一些眼光老道的投机商，看到形式主义股份制存在的巨大漏洞，在上市圈钱因审批限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转而利用资产重组这个东东空手套白狼。一人或数人合伙拿出3000、4000万元资金，找年年亏损无计可施面临退市的股份公司法人股东或国家股东一合计，以每股零点几元或一两元的价格受让3000-4000千万非流通股，坐上大股东位置后，再找几个关联单位或朋友企业一琢磨，置换点科技、电子、生物、制药之类的资产或概念。然后利用大股东的决策权增发股票，再用增发溢价所得一年搞一回转赠股本，两三年功夫，自己买入的法人股资产就可以翻个两三番。与此同时，还可以将这些法人股抵押给银行，贷出几千万元资金投入尚未启动的本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一轮资产重组的行情作完，获利的获利，出逃的出逃，实在出逃不完，资金链断裂了，交给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打理（说不定资产重组者最初购买法人股的资金就是银行贷款）。如此这般的盈利赚钱，不谓空手道，何谓空手道。令愚弱如我等不明白的是，普通股民拿自己积蓄买股票，遭遇套牢或遇大行情，怎么就不能将手中股票抵押给银行，贷出现金来抄自己股票的底呢？像资产重组的庄家那样。答案恐怕只有一个：即普通股民，你买的是高价股，至少5到6元一股，人家买的是低价股，往往是几毛钱到2元钱一股；你买的太少，几万、几十万股，人家一般是几千万股；你是战术投资者，人家是战略投资者；你是投机客，人家是投资家。

总之，还是老话，由体制性因素造成的问题，离开股市制度的根本改善，仅仅查处个把违纪公司是无济于事的。走了蓝田有托普，走了酒花还有屯河。关键问题是建立起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股份公司，这个工作比开放股票市场困难得多，它需要时间、条件、技术、人才。正像开放文物市场易，获得好的优秀的文物商品难一样，后者需要历经弥久、悠悠岁月，需要前人的智慧和创造，需要后人的发现与爱护，需要仿制者刻苦钻研深得精髓的制作，需要生产者独具匠心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