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中华民族复兴问题，首先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后急剧衰落的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外不少学者把中国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影响。这个说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在80年代有一部名噪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其中把中国的文明称为黄色的文明，把西方的文明称为蓝色的文明；认为黄色的文明是内向的，是保守的，而蓝色的文明是外向的、是开放的、是积极的，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从黄色文明变成蓝色文明。1990年代以后，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对儒家文化又有了新的思考，最主要是探讨儒家文化圈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这些国家和地区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世界上唯一赶上了或大量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的发展中经济。许多研究者认为儒家文化是日本跟亚洲四小龙赶上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
到底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恰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克服因为低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所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恰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尤其是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最落后的，也正是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器物的发明创新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相形滞后造成的。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技术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已经处于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根据日本、亚洲四小龙与改革前后的中国的经验，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快速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重要、最好的途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1979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79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79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25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3%的成绩。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的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乐观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得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20％。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多少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是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候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二倍。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政治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需要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其次，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层建筑、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调适，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恰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多数学者的看法比较悲观。大多数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顽固的、保守的、落后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他不创新。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大了中国的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是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停止在那里。时至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的，并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顽固、保守、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所以，我相信中国的儒家文化的上层建筑是有活力的，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创新中会保留有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也会根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变革，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基础上，实现上层建筑的创新，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实体。
总之，文化是应该分成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的：一方面是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上层建筑。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的时候，就会有先进的和落后的差别。先进与落后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基础。因而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我们能够继续改革开放，维持政治稳定，能够吸收、消化西方的先进的技术，那么，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的文化的经济基础的提高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基础提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也有能力吸收外来的文明的精华，并同时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创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我们很有可能迎来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如果这个预期可以实现，中国的文化将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中国将会是第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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