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中国自70年代末经济改革以来在扶贫上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按照官方的贫困线衡量，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中国成功地使将近2.3亿农村人口脱贫，从而使贫困总人数从1978年的2.6亿下降到2003年的不到3000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也迅速下降，从1978年的32.9％降至2003年的3％以下。贫困减少幅度最大的时期发生在改革刚开始的数年间以及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即使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衡量（按购买力平价标准为每天低于1美元），也仍然可以得到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和发生率都有显著下降的结论（表1，图1a和图1b）。

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扶贫所取得的成绩将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如果样本中不包括中国，那么按照同样的国际标准衡量，在1978－1998年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贫困发生率从28％降至24％（World Bank, 2001）。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却在90年代增加了1亿（ESCAP, 2003）。因此，中国有足够的理由为她在过去20多年里所取得的扶贫成就感到自豪。

尽管成绩突出，了解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中国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目前仍然有近3000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如果按更严格的国际标准衡量，那么这一绝对数将会更大；第二，随着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的下降，从9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贫困现象减少的速度也开始降低。另外，尽管中国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体现在农村，但随着最近几年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城市下岗现象日渐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开始凸现，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Fan and Zhang, 2002）。

虽然大多数观察家对贫困减少没有什么异议，但究竟什么因素导致了贫困减少却众说纷纭，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状况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从历史上来看，农村经济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都增长迅速。在改革前，人均收入起点很低，但即使如此，年均增长速度也只达到了0.6％，农业的增长速度经常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改革开始后，农村人均收入和农村经济各部门的增长速度都开始有了显著提高。这说明在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Zhang等, 2004）。同时政府也开始对扶贫工作进行直接投资。在1986年之前，扶贫的重点在于通过专项扶贫资金和计划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在1986年之后则主要通过对贫困地区的投资来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由于贫困减少和经济增长以及政府通过扶贫计划所进行的努力同时发生，这就使我们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就减少贫困而言，究竟是经济增长作用大呢？还是政府扶贫政策的作用更大？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在全国和地区水平上如何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进而影响到贫困？究竟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更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并使得增长更有利于穷人从中获益？中国怎样才能在接下来的10年中继续在扶贫工作上取得成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制定和完善未来的反贫困政策，以解决仍然存在的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家扶贫计划和扶贫投资政策效果的考察和分析，尤其是定点扶贫（Poverty Targeting）的有效性以及扶贫计划对穷人收入的影响是文献所关注的关键问题（World Bank, 1992 and 2001; Fan等, 2002; Park等., 1996 and 1998; Rozelle, 1998; Kang, 1998; Wan and Zhang, 1999）。然而，宏观经济政策和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国际上对宏观经济政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争论，有些人认为要达到扶贫的目的，只需要创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就可以了（Bhalla, 2001）。在跨国回归结果的基础上，Dollar and Kraay (2002)发现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最贫困收入组人口的贫困收入和整体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会使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等同程度地受惠。然而，最近许多针对亚洲国家中某一国内部贫困情况的研究结果却发现经济增长只能解释大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贫困下降(Kakwani and Pernia 2000; Balisacan 2002 and 2003; Balisacan and Fuwa, 2003; Quibria, 2001)。除了速度之外，经济增长的性质对减少贫困也很重要。Balisacan (2004)指出，和以前相比，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使更多的人得到好处，而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所在。

许多人对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争论，但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两者之间数量关系的判断。相比之下，人们对贸易自由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中国的情况似乎比较明显，因为经济的不断增长是和中国领导人不断地对经济进行改革和自由化所联系在一起的。但另一方面，当判断究竟贸易自由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贫困时，却同样会面临缺少经验数据支持的问题。

最近一些情况的进展使得贸易影响问题终于引起了政策制订者的注意。中国刚刚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无疑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将因此而变得更有活力。不过，“入世”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全面而准确的计算，而多哈会议又掀起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谈判各方需要在下一轮的WTO贸易谈判中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的自由化，尤其是农业的自由化。

针对上述问题，本报告将分析究竟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框架会持续地有利于减少贫困，并在此基础上为未来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加集中，且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我们需要适当地缩小分析范围。例如，我们只分析农村贫困而不是城市贫困。虽然后者是一个崭新的现象，且其在贫困问题中的重要性也正在上升，但无论从严重性还是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农村贫困仍然是第一位的。另外，有关城市贫困的数据也不太容易获得。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我们分析的重点在于一般性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性质（产业结构、收入分配）、非农就业和公共投资等因素如何影响农村和其中的穷困人口。就贸易自由化而言，我们将分析WTO对农业、贫困和非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第二节简单介绍了中国的贫困概况，第三节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的联系；第四节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最后一节对本报告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并讨论了研究结果对于未来中国扶贫工作的政策含义。

 

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贫困。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农村贫困现象也一直在减少。但中国的反贫困斗争远未结束。最近中国公布了《2010－2020扶贫战略》，该方案计划对目前仍陷于贫困的人提供帮助。

在80年代，除那些特别军事辖区外，大部分中国贫困人口都分布在国家指定的贫困县。近80％的县集中分布在南北交界处西部，这一片地区覆盖了从北部的黑龙江、甘肃和内蒙古，经过中部多山地带，直到南部的云南和广西（World Bank, 1992）。剩下的“贫困县”经济情况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它们多分布在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区。

在第一次确定国定贫困县名单的时候，鉴定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县所在的地理位置（边远地区和山区），以及农业生产条件（例如土壤、降水量和气候）和基础设施是否恶劣。大部分此类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例如森林过度砍伐和土壤退化。贫困县的产出也更容易波动（Rozelle等, 1998）。因为上述恶劣的自然条件，当然也部分由于贫困本身，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水利设施、化肥使用和基础设施条件上一般都无法达到平均水平(Tong等, 1994)。80年代的贫困县在粮食需求上仍然是高度自给自足的，而从净额上来看，实际上还需要通过输入粮食才能满足农户的需要(Piazza and Liang, 1997)。80年代贫困县的非农就业状况也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过去25年的经济改革和迅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由于政府大力执行了15年的扶贫政策，贫困越来越向资源匮乏的边远山区集中（World Bank, 2001）。由于政策使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分得土地，因此中国农民不存在无地可耕的问题。最贫困地区的特点时资源条件恶劣，且主要集中分布于西北、北部和西南内陆省份的山区。而较富裕省份的贫困人口的境遇则逐步有所改善。

图2给出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农户收支调查资料（2003）所计算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最新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在地区分布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全国贫困发生率(按PPP计算每天低于1美元衡量)虽然从1990年的30％多降至2003年的8.6％，但各省贫困发生率下降的幅度存在极大差异。最发达的地区，例如上海，贫困发生率一般低于5％。一些内陆地区，例如山西和江西等省份，贫困发生率处于全国贫困水平，而在少数民族聚居省份如新疆、云南、西藏、青海和甘肃等省份，贫困发生率达到甚至超过20％。

许多学者对地区间不平等，尤其是贫困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也引起了政策制订者的注意。不过，农户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内部贫富差异程度更大，但对此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为了考察农户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我们将国家统计局1999年所调查的67,000个农户按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组，每个地区分成11组。[1]第1组农户的收入水平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第2组收入水平则处于国家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标准之间。

表2给出了每个地区1999年按收入分组的农户特征，它表明在不同的收入组间，农户各个特征变量均存在巨大差异。表3给出了不同地区贫困户以及其它收入组农户在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和支出上的差异。尽管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但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异，尤其是最穷和最富农户之间的差异之大，仍然令我们惊讶不已。

在每个地区，相对于较富裕的农户而言，贫困户的抚养比例显得更高。例如在西部地区，1999年最穷的农户（收入组1）的抚养比例为1.85，高于该地区平均水平(1.6)，也高于最富裕农户的相应水平（1.43，表2第4行）。

同一地区的贫困户和其它农户在人力资本和拥有非农就业机会上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1999年西部地区最穷的贫困户（第1组）的人均收入为356元（比国家贫困线水平――625元――低40％）。近30％的最贫困农户为文盲，这一比例是最富裕农户（表2第11组）中相应数字的3倍。西部地区的农民即使接受过教育，也过早辍学，他们中间仅有39％的人完成了初等教育（第7行）。

较低的人力资本也可能会影响各地区贫困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deBrauw等, 2002; World Bank, 2001），表2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例如，西部地区最穷的贫困户（第1组）仅把3.7％的时间用于非农活动（第5行），而东部地区对应收入组农户则将17％的时间用于非农活动，东部地区最富裕农户（第11组）则将37.8％的时间用于从事非农活动。

表3表明地区内部不同收入组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异。在西部地区，最富裕农民（第11组）的收入是约占总人口10％最低收入农民（第1组和第2组）收入的8倍，更准确地说，分别为第1组和第2组农民收入的11倍和6.7倍（表3第1行）。类似的现象在中部和东部地区也可以看到。

收入结构可能有助于解释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在总收入的各项构成中，工资收入是导致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例如，较穷的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收入和其它非农收入所占比例更低，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和较富裕农户相当，则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异将会更小。表3同时也表明较穷农户收入结构中来自农业的收入所占比例更高。所有地区第1组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比例均在70－76％之间，相反，第11组的相应比例仅为25％。

总支出和食品支出也和收入水平有着密切联系。正如我们所预计的那样，1999年贫困户的支出要高于他们的收入（表3）。这意味着他们要么从政府或亲戚朋友处获得了资助，要么他们就是在消耗储蓄。收入水平低于625元的农民将其收入的60－70％用于食品消费，而人均收入高于2500元的农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收入比例则低于50％，且他们还能够储蓄。通过这些对比，我们可以推断随着穷人收入的提高，他们的粮食安全也将得到更好的保障。

城市贫困问题是随着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日益严重而产生的（Fan and Zhang, 2002）。官方估计的1998年城镇失业人数为570万人（约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3.1％），到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近700万人（约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3.6％）。由于官方的数字并不包括那些没有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登记的劳动力，因此实际失业人数要远高于官方数字。在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后，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约为城镇劳动力的8.2％）（ADB，2002）。虽然下岗工人的家庭可以从政府获得最低收入救助，但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仍然找不到工作的话，这些失业工人家庭就很有可能会跌入贫困的陷阱。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就对宏观经济发展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大多数人承认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根据一项由中国政府、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联合撰写的报告，以及最近各项针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结果，增长的确是减少贫困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些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改革政策，同时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性质（例如经济结构、收入分配、通货膨胀等等）。这些政策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因而也对农村贫困产生了影响。

中国领导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逐步地改变了传统体制的制度和市场结构。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忽冷忽热，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质（图3和表4），中国经济的表现仍然优于其它亚洲国家。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World Bank, 2002）。

在改革早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上升很快，从1970－78年的4.8％上升到1979－84年的8.8％（表4）。由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地降低了人口增长率，因此人均GDP的增长率（7.1％）和1970－7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3.1％）相比提高了2倍多。80年代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农村的制度变迁（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Lin, 1992），以及乡镇企业的初步发展。

1984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高峰（15％），但直到80年代末经济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图3）。实际上，经济可能增长得过快了。80年代末，面对过热的经济以及空前的高通货膨胀率，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采取严格的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Naughton, 1995）。结果，在经历了两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在1989－90年间开始大幅下降，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仅为4％，是整个改革时期中最低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很快对经济下滑作出反应，开始通过实施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采取的措施还包括货币贬值、增设经济特区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经济增长迅速回升，1992年GDP增长速度达14％，在1993－96年间则基本保持了10－13％的增长速度（图3）。90年代中期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再次上升。

虽然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迅速，但通货膨胀率也相应较高。为了避免像80年代末那样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国领导人开始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实现经济的“软着陆”（Zhu and Brandt, 2001）。和以前一样，紧缩了金融和信贷政策，并对新的投资项目进行了行政控制。为了避免经济过冷，提高了城镇职工工资并增大了对农业的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和80年代末不同，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幅度较小。90年代末保持了年均8％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增长速度并不算低（图3和表4）。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经济在1996－2000年间的增长速度仍达8.2％（表4）。中国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浩劫，部分原因在于它并没有完全放开国内金融体系。另外，中国国内资本市场规模绝大，因而也能够较好地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这段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NSBC, 2002）。

2000年以来，经济过热再度引起决策者的注意。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并且在不断上升。例如，2001年GDP增长率为7.5％，而2002和2003年分别达到8％和9.1％。面对新一轮的经济过热，中国领导人的对策是适度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通过考察GDP增长趋势和贫困人口比例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对于减少贫困的重要性。图4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贫困发生率也发生了下降。GDP增长50％，贫困发生率就下降20％或2/3。不过，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增长的减贫效果也开始有明显的下降。

虽然图4还无法使我们做出任何肯定的判断，但它的确有助于我们形成假说，以更好地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看来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随着贫困发生率的下降，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力量使剩余的贫困人口脱贫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要进一步有效地扶贫，就必须借助专门针对贫困人口的政策干预。另外，我们即将在下文强调并进行检验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或不同部门的增长）与质量（或收入分配）也将决定贫困减少的模式。

农业的增长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家粮食安全和扶贫方面所取得的一个主要成就。除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饥荒期间，中国农业的增长一直都超过了其人口的增长。

1978年以后，集体经济的解体、价格的上升和对大多数农产品贸易限制的放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粮食经济。在1978－1984年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7％，水果产量增长了7.2％（表4）。产量增长最快的是油菜籽、牲畜和水产品，其实际产出分别增长了14.9％、9.1％和7.9％。

然而，到80年代中期后，因为农业耕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一次性效应基本上释放完毕，粮食和农业部门的增长率开始下降（表4），这和同期贫困减少速度的下降是一致的（图1）。下降速度最明显的是粮食作物产量。与此同时，经济的迅速增长、城市化和粮食市场的发育提高了对肉类、水果和其它非大宗粮食产品的需求，这些变化导致农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Huang and Bouis, 1996）。

过去许多研究均表明，改革后农业产出的增长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早期的实证研究致力于衡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对于产出增长的作用（McMillan et. al. 1989; Fan, 1991; Lin, 1992）。这些研究发现改革初期生产率的上升主要应归功于制度变迁效应。所谓制度变迁主要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该政策给予了农民对农业生产和收入的支配权。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发现，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4年左右得到完全普及之后，技术进步成为农业增长的首要动力（Huang and Rozelle, 1996; Fan, 1997;

Fan and Pardey, 1997; Huang et. al., 2003; Rozelle and Huang, 2000）。甚至在改革初期，技术进步也对农作物产出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这些研究也表明除集体化解体之外的其它改革措施也会对农业增长产生巨大作用。价格政策就是其中一例，无论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的增长均明显受价格政策的影响。80年代早期农业产出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存在一个有利的产出/投入价格比价。不过，价格因素是把双刃剑，产出价格下降而投入价格上升所导致的价格比率恶化，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业生产下滑的主要原因。水利灌溉是决定中国农业是否高产的关键因素（Wang, 2000）。1952年灌溉面积占可耕地面积的比例为18％，90年代以后这一比例上升到接近50％。

图6描绘了各省农业GDP增长率和贫困发生率变化之间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在农业增长和贫困减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是和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经验事实是相一致的（表3）。它也同时表明，在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时，如果增长更多地体现为农业的增长，那么增长的扶贫效果将会更加显著。

经济的迅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表5）。在1979年以前，GDP中农业的产值高于30％，到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5％。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包括兼职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也从1970年的81％下降到1980年的69％，2000年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50％以下。

90年代末，40％的农业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deBrauw et al., 2002）。2000年农民的非农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收入，从而使总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例超过了50％。要了解非农就业究竟如何影响贫困，就必须考察非农就业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民如何才能获得非农就业机会。

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从6个省随机抽查了60个村，根据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我们发现非农就业人数在1981－1995年间稳步上升，1981年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为15％，到1995年则上升到32％（图7）。如果假设周围其它省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比例也和这6个省相等，那么全国非农就业劳动力人数则从1981年的不到4000万上升到1995年的1亿5000万以上，换言之，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亿多人。虽然我们的样本量较小，但我们的估计结果和在大样本调查基础之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NSBC，1995）。我们在1995年对全国农村的一项调查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在这项调查中，我们对非农就业人数比例的估计不仅几乎和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一样（31％），而且也和带头参加本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受访者的估计相差无几（34％，Rozelle等, 1999）。[2]

尽管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及不断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我们的数据显示在1995－2000年间的农村非农就业仍呈扩张之势。从90年代后期到2000年，接近41％的农村劳动力都参加了非农就业，使参加非农就业人数比例上升了9个百分点。如果这一估计基本无误的话，那么截至2000年，超过2亿的农村劳动力均在非农部门就业，比1990－1995年的非农就业人数上升了近5000万。考虑到这一增长是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慢的背景下发生的，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良好，为农村收入的提高助益颇多。

我们的调查还表明农村非农就业的作用不仅仅限于为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收入。工种的变化趋势显示过去20多年农民选择工作地点的兴趣发生了从农村向城镇的转变。1981年，不仅大部分农民（约占85％）完全从事农业耕作，即使那些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他们呆在家里的时间，加上他们在村子里或离村子不远的附近工作（7％为个体户，4.2％靠打工获得收入）的时间，比他们在村外就业（不到1％的人为个体户，外出打工的不到4％）的时间要多出3倍多。而到2000年，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中，远离家乡的人数（85％在城市、城市附近的乡村或重要的城市就业）和仍留在本村的人数几乎一样多。农村劳动力中外出就业人数不仅在数量上是最多的，而且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

在农民参加非农就业的各项决定因素中，教育是第一位的因素。我们的回归分析表明，农民受教育的年限每增加1年，他们外出打工的概率就上升10个百分点，在本地从事工资收入工作的几率则上升6个百分点。到90年代，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外出打工的概率上升18％，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则上升17％。是否接受正式的培训也会对农民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的影响。一个发育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将给那些拥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在整个改革期间，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各项工种分布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模式（图8）。将样本村按照人均收入进行排序并分为4组，结果发现，在最穷的村（样本村中最穷的10％的村），完全从事农业耕作构成最主要的经济活动（相对于其它经济活动，例如外出打工、自己经营小型企业甚至大型制造工厂）。和那些较富裕村相比，最穷村完全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人数也更多（面板I）。相反，在中低收入组中（按人均收入计算分别构成50％到90％样本，面板II），外出打工是最主要的非农就业形式。而收入水平最高的组中（构成10％到50％的样本），外出打工的重要性相对较低，更多的则是在经营小型企业。最后，在最富裕的10％的村中，创办大型制造企业构成最主要的经济活动。

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和贫困的影响是针对所有农民而言的，但实际上，非农就业对穷人和富人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非农就业影响贫困的可能作用可以通过图9表现出来。当更多的人在乡镇企业中就业时，农村贫困发生率就下降得更多。要使更多的穷人都能够从非农就业机会的增长中得到好处，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并开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Rozelle et al., 1999; Cai et al., 2002）。

通过对各省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经济增长水平和贫困发生率之间，以及经济增长率变化和贫困发生率变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但是，即使控制住这种一般性的趋势，省与省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给定经济增长率和农业增长率，各省贫困发生率下降的速度就存在较大差异。云南和内蒙古在1985－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相近（分别为7.67％和7.66％），但前者的贫困发生率下降了0.81个百分点，而后者的贫困发生率反而上升了0.25个百分点。

除了经济结构（例如各部门增长率的不同）的差异之外，相同经济增长率条件下贫困减少的绩效不一样可以用收入分配的差异来解释。换言之，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究竟如何影响贫困还要看新增的产出如何在不同收入组群体之间进行分配。如果经济增长的分配格局比较倾向于穷人，那么增长的扶贫效果就会非常显著。然而，如果增长以收入分配恶化为代价，那么它的扶贫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和收入分配恶化相伴随的（图11）。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通过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内部差距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Zhang等（2003）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衡量）越大的地方一般而言贫困发生率也越高。

在过去20多年里，不仅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农村内部收入GINI系数从1978年的0.212上升到2002年的0.365（NSBC，2003）。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农村内部收入GINI系数上升更快的省，贫困发生率下降的速度也越慢（农业部，2003）。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表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利于那些较富裕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在经营非农产业上更具比较优势，或有更多机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税费负担的性质，因为收入结构主要依赖于农业收入的人收入水平较低，却承担了更重的税费上缴负担（表6），因而这部分农民更容易受农村税费负担的伤害。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越穷，他就必须缴纳更多的税费（按税费负担占收入比例计算），从而因此而变得更穷（Tao等，2004）。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于80年代中期完成之后，8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企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扶贫的作用在图12中可窥一斑。人均收入越高的省份，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也越高（面板A），且更高的非国有经济比重也和较低的贫困发生率相联系（Panel B）。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贫困。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技术特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因此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往往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从8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对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较低、管理较差，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冗员问题。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国有企业开始大量解雇工人，导致出现严重的城市职工下岗问题。幸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为那些下岗职工补偿了新的工作岗位，而且为那些在城市中寻找财富的农民提供了工作机会。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吸纳了大量包括农村贫困人口在内的农村劳动力，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并减少了贫困（图9）。[3]

中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在过去20多年里上涨了近4倍左右（NSBC，2003），并经历了两次高通货膨胀时期，一次是1988－1989年，物价平均上涨了18％，另一次是1993－1995年，物价平均涨幅为19％（图13）。如果不考虑这两段时期，则1979－2002年间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仅为3.4％。在两次通货膨胀的高峰期，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手段都是非常有效的。1988－89年的高通胀被迅速降至1990年的2.1％，1991年通胀率则为2.9％。同样地，1993－95年的高通胀在1996年降至8.3％，1997年则进一步降至2.8％。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物价上涨率极低（2000和2001年分别为0.4％和0.7％），甚至有一段时期是在负增长（1998－99和2002年）。

通货膨胀主要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影响农民的财富以及贫困，换言之，在通货膨胀中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并不是同向变化，变化幅度也不会相同。例如，农产品投入和产出价格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历年的贸易条件均有变化（图13）。为了促进农业产出，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趋势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导致农产品产出价格的增加高于农产品投入价格的增长。贸易条件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刺激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并有助于减少贫困。相反，除1994年外，80年代以后虽然农产品投入实际价格有所下降，但产出价格下降得更多。

上文一些简单的统计和描述使我们对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得质量和性质有了初步的了解。但这种简单的分析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是有问题的，因为在用经济增长及其质量去估计对贫困的影响时，他们自身就是应该被首先估计的变量。不过，明确贫困的决定因素已经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因此接下来我们主要从统计上考察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之间的数量关系。

利用跨国别数据，我们通过简单的OLS来分析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因变量是各国的贫困发生率（PI，按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自变量包括人均国民收入（GNI，根据PPP方法计算，以美元为计价单位）、GDP中农业产出所占份额以及GINI系数。在上文的分析以及图4中，我们已经提到贫困发生率会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下降，但收入的边际效果将会逐步递减。主要原因是当大多数人脱贫后，剩下的少数贫困人口由于外部条件、或自身禀赋条件不利的原因而使得他们无法从一般性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因此，我们在模型中通过同时控制住（对数化的）人均收入一次项和二次项来反映收入和贫困发生率之间数量关系的变化。

这里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3），回归中包括所有同时拥有自变量和因变量数据的国别样本。贫困数据是80年代末的数字，但各国的变化较小。其他数据为2000或2001年的数字。估计结果基于3种不同的模型设定形式，表7列出了这些结果。

表7中，所有回归结果均表明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的下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人均国民收入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表明在收入水平和贫困发生率之间存在着“U”型数量关系。仅仅从这一统计结果上看，似乎一旦收入高于某个阀值（在设定1中为25，000美元），收入提高反而会提高贫困发生率。但实际上如此高的阀值保证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处于U型曲线的左端。因此，表7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显著减少贫困的作用，且构成解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扶贫成效上存在差异的一个有力因素。当经济完成起飞之后，经济增长的贫困削减效应也开始下降。这一结果和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Ravallion, 1997; Dollar and Kraay, 2001; Bhalla, 2001; Balisacan, 2001）。

增长的质量（在这里通过收入分配来衡量）对于扶贫的作用同样十分巨大。在控制住经济增长的效果之后，GINI系数每降低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就下降0.6个百分点（表7设定2）。设定1和设定2的经过调整后的模型拟合系数分别为0.5和0.7，这说明经济增长虽然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对一些亚洲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结果也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可参阅Balisacan（2004）对此问题的评论）。并且考虑到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所存在的“U”曲线关系，增长质量高低迟早将成为发展过程中影响贫困的最主要因素。

农业增长对贫困的作用并没有在表7的结果中体现出来，因为它的估计系数尽管为正，但在统计上却不是显著的（表7设定3）。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跨国别数据样本中经济结构偏以农业为主的样本并不多（有些是典型的石油国家或其他资源型国家）。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国家不同产业结构的资料后，有必要对此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其质量与贫困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方法和跨国别分析中所使用的计量方法类似。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NSBC)。我们使用的数据分为两类，一类是全国水平数据（1980－2002），由于样本量较小，因此分析根据这一数据集所得到的计量结果时需要谨慎；另一类是各省的时间序列数据（1985－2002），包含了548个样本。自变量包括按2001年价格计算的实际人均GDP和农业GDP占GDP的比例，但因为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在利用省级数据的回归中并没有包括GINI系数。为了控制住那些无法观测的时间和地理因素的影响，省级回归中同时控制住了省级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列于表8。

经济增长对于减少贫困的重要性通过表8的回归结果得到了再次体现。在表8中，无论是利用全国数据还是省级时间序列数据，人均GDP的估计系数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为负，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困发生率会下降（表8第1行）。然而，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将变慢（人均GDP二次项系数为正，表8第2行）。这一结果和我们在跨国别研究中的结论是一致的。

另外，收入分配的估计结果也符合预期。表8的结果说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对应着更高的贫困发生率。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收入分配的估计系数（0.637，表8）和跨国别回归中所估计的收入分配系数（0.604－0.613，表7）十分接近。但是，当在全国数据的回归中同时加入农业GDP比重变量时，GINI系数的显著性消失了。这一结果可能和数据性质相关，因为在全国数据的回归中样本量较小（只有23个样本），且在3个自变量高度相关，从而使计量结果并不稳定。因此，在下文的分解分析中，根据的是省级数据而不是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

表8的最后1列结果表明，在控制住收入因素以后（或者说，给定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农业增长得越快（对应着更高的农业产出比例），贫困发生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即使两个省有着相同的收入增长速度，但贫困发生率在农业增长更快的省份下降更快。农业产出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贫困发生率减少0.487个百分点（表8最后1列）。得到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感到以外，因为和较赋予的农民相比，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更多地依赖于来自农业的收入。

根据表8设定V的参数估计结果，我们对影响贫困各因素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解，结果列于表9。第一列中的数字将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分解为收入增长和农业增长所带来的结果，残差为除上述两个因素以外其他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发生率的变化。第二列是在第一列基础上进一步计算而得的各因素变化对贫困发生率下降所起的相对作用大小，即各因素变化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率（按百分比计算）。

在整个改革期内（1978－2002），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下降了29.8％。其中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27.5％）。这一结果意味着同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例如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不发生变化），仅经济的增长就将使贫困发生率降低27.5％，也就是说，贫困发生率达29.8％的降幅中有92％是因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4]

分解效应分析也说明农业增长放慢将对减少贫困产生负面影响。在表9的第二列中，计算结果表明1978－2001年间因为农业增长速度的下降，导致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减少了6.3个百分点。除一般经济增长和农业增长因素之外，贫困发生率下降的29％可以由其他因素来解释。

我们进一步将整个时期分为1978－1984、1985－2002两个时期，可以发现农业增长在第一个时期的减少贫困中起的作用更大，在1978－1984年间因为农业的增长而导致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9个百分点。

在整个改革期内，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外贸的年均增长率均接近15％（表4）。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对外贸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外贸总额仍然在1996－2000年间增长了近10％。在中国于2001年末加入WTO后，2002年外贸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新高（21.8％，表4）。

随着外贸总量的迅速增长，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80年进出口占GDP比例不到13％，2002年上升到49％（表5），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50％。1980－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主要是农产品）贸易总额从161亿美元上升到721亿美元，年均增长7.4％（NSBC，2002）。在中国于2001年末加入WTO后，外贸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甚至有可能增长得更快。
    4.2 贸易自由化、WTO与中国的农业人口

在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价格与市场改革是两个关键性的政策步骤。早期的改革措施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削减配额以及引进对剩余农产品协议收购制度，等等。稍后开始允许私人贸易公司进入市场。同时政策也开始允许农民对绝大多数的农产品进行买卖。

市场化改革不仅大大放开了国内市场，对外贸部门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Huang and Chen, 1999）。改革使得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率大大降低，在1980－2001年间名义保护率（NPRs）急剧下降（Huang, Rozelle and Chang， 2004）。不过，尽管中国国内市场价格不断向国际价格靠拢，但直到加入WTO之前，国内市场仍然存在一定的扭曲。由于中国历来奉行粮食安全第一的政策，因此对粮食产品，尤其是稻谷和牲畜课以重税（使中国国内价格总是低于世界价格）。对一些进口产品，例如小麦、玉米、棉花和大豆，中国国内市场保护程度更高。

过去20多年的政策变化显著影响了中国的贸易总量和贸易构成。尽管改革期内中国农产品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不断下降，但农产品贸易总量却一直在上升（表10）。每年的粮食和饲料进口从1980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94亿美元，同期相应产品的出口则从23亿美元增加到近150亿美元。从1983年开始，中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呈顺差状态。

按农产品分类考察的进出口贸易趋势和中国的比较优势特征是吻合的，并推动着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土地密集型产品（例如谷类、油菜籽和糖类作物）的净出口在下降，而高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例如园艺品和畜产品――包括水产品）的净出口则在上升。

在以上贸易格局变化的背景下，要了解究竟谁能够从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获益，就必须首先考察一个地区的生产结构。至少相对于那些内陆农民而言，90年代沿海地区的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沿海地区农民更多地生产稻米、牲畜和园艺产品，这些产品在出口中占了越来越高的比重，且这些产品在沿海地区的产量也更高。相反，内地农民的生产结构更偏向于种植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例如小麦、大豆和棉花，这些产品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因而其净出口也越来越低）。虽然我们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沿海地区的农民在市场和贸易自由化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户收支调查数据，平均收入最低的那部分农户往往居住在内陆地区，生产最不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例如，中国西部地区总人口中3.5％的那组最穷的农户（组I或最穷的穷人）平均收入仅为356元，比沿海地区最穷收入组农户的平均收入（598元）低近60％（表11）。西部地区占总人口3.5－10％的最穷农户的平均收入（组II）是596元，为沿海地区相应农户组平均收入（1074元）的55％。由于平均收入极低，这两个组别的贫困发生率（按中国官方标准计算）在西部地区为7.3％，是沿海地区（1.3％）的5倍多。假设一个地区贫困人口其它人都种植同样的农产品种类，那么贸易自由化将会给相对富裕的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因为较富裕的农民更多地生产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而贫困人口则更多地种植那些受保护程度越来越低的农产品。

根据中国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进行预测，表明目前的贸易趋势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Huang et al., 2003, 表12）。尽管商品的名义保护率不会立即取消，但2000－2010年间大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将继续维持下降的趋势。由于关税税率下降，进口将增加，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和名义保护率均会降低。对出口产品（例如蔬菜）而言，反向的变化也会同样出现。简而言之，我们相信WTO效应将仅仅是过去一些业已出现的趋势的继续，而不会带来激烈的政策性变化。因此，和过去一样，那些主要生产出产品且产量较高的农民将是WTO效应的主要受益人，但主要生产那些没有出口竞争力、且保护程度不断下降的农产品的农民在未来10多年内利益将遭到损失。

我们利用CAPSIM模型系统来分析加入WTO对农村贫困的影响。CAPSIM系统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考察在全国水平上的政策变化对农业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影响。在进行预测或政策模拟时，价格可以是内生或外生决定的。除价格因素外，CAPSIM也可以对需求或供给因素的作用（例如城市化和农业投资）进行分析。

为了模拟WTO对生产、消费或价格（Y）的影响，我们将Y在t期和t－1期之间的变化（ ）分解为WTO效应所导致的变化和其它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即

（1） ，或

其中下标A代表因为加入WTO所带来的政策变化，而下标B则代表除此之外的政策变化因素。我们以 作为在WTO体制下的保护率水平，而以 作为中国在没有签署WTO协议情况下所可以享受的保护率水平。

在进行了上述的假设和定义后，我们进行了两组模拟，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所假设的未来名义保护率不同。在第一种情形下，有

(2) ,

在第二种情形下，有

（3） ,

其中， 为名义保护率的变化量。

在情形I中，名义保护率水平将按照中国加入WTO所做出承诺的要求发生相应变化（表12）。在情形II中，中国经济在今后10年的贸易政策并不发生变化，名义保护率仍然像（3）式那样保持不变。利用CAPSIM分别按照情形I（方程（2））和情形II（方程（3））的假设进行模拟，然后将所得到的两组不同的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即可看作是WTO的经济效应。即

（4）

换言之，方程（4）给出了如何衡量WTO对农业生产、消费等变量（ ）的影响，这一判断是相对于如果贸易政策不发生变化情况下所得到的模拟结果而言的。

以上的模拟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首先，我们假设各地区不同收入组别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和供给弹性均相同。这一假设限制性较强，但由于本报告主要以贫困地区为考察对象，因此我们的假设实际上是比较保守的。尽管即使在最贫困地区亦有一部分农民可以生产出剩余的农产品进行市场交易，但这些地区大部分农民的产出仅够维持生计，且这些地区的市场往往发育不足，因此这些地区的供给和需求弹性（在绝对水平上）要低于沿海地区。

我们还对价格传导机制进行了假设。在全国水平上，因为进口品增加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化有75％可以被传递到农村。根据Huang, Rozelle和Chang的研究，这一价格传导机制的幅度大小和农产品市场的发展是一致的。CAPSIM假设在全国水平上价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农村相应价格提高0.75个百分点。

另一个假设是，贸易政策变化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民的影响取决于基年（即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的人均消费和生产（产出或播种面积）。情形I和情形II所使用的基本数据为1999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户数据。我们希望模拟过程从2000年开始，因此我们利用趋势外推方法，根据1999－2000年人均生产和消费的增长率来外推出2000年的数据。但对2001年（模拟的第1年）的情况进行模拟时，所使用的国内价格变化数据为2000年的相应数字。

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中国履行在加入WTO时所做出的承诺，国内价格的变化将对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表13，第1列）。以对中间收入组农民（即按收入分组后的第6组）的影响为例，我们的模拟分析表明在5年后其人均农业产出将上升10元，或者说上升了0.6％（第3行和第6行）。而同期的支出却下降了9元（0.3％）（第9行和第13行）。

WTO效应将影响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虽然有些农产品的价格会上升（例如猪肉的价格在2001－2010年间将上升20％），但其它农产品价格会下降（例如小麦价格将下降11％），平均而言，2001－2010年间Stone价格指数（根据各种农产品产出份额加权计算的价格指数）将下降0.95个百分点。尽管加入WTO使中国农产品平均价格有所下降，但农民的反应是增加那些价格会有所升高的农产品的生产，而减少价格会下降的农产品产量。模拟结果表明这种生产结构上的变化在预测期末将导致农产品总值上升。

与产出上升正相反，尽管农产品平均价格下降，对农产品的总支出也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直观地说，消费者对价格上升的农产品的消费量减少幅度超过了对价格下降的农产品消费量的增加幅度。实际上，模拟所预测的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变化只不过是贸易和国内市场自由化政策在过去20多年里所造成变化的自然延伸（黄季焜等，2003）。

从2005年到2010年，即从加入WTO后的第5年到第10年，产出和消费的变化开始加速（表12第2列）。无论是那些对那些受保护的农产品（尤其是玉米和含糖作物），还是对那些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例如牲畜、蔬菜、鱼和稻米），自由化的过程仍然在进行，这使得中间收入组农户的人均收入在2010年上升40元，增长了2.5％（第3行和第6行）。支出下降的速度也变得更快。不过，我们在模拟中并没有考虑因为农户因为种植结构转换利润上升所引致的消费增长，因此我们可能夸大了消费的下降幅度。因此若考虑收入因素，支出的下降完全有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可能会上升。我们的模拟结果（只考察了农产品贸易，且按照产出而不是收入来衡量）和其它预测WTO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贸易模型模拟结果是相当一致的。

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能够从WTO中得到好处。我们的结果显示在2005和2010年，东部和中部的中间收入组以及两类贫困收入组（贫困人口中最穷的一组以及第二组）的农民收入上升幅度比西部相应组别的农民高出20％－100％（表13，第3列到第8列，第1行到第3行）。从绝对数量上看，在所有地区更富裕组别农民的收入增长更快（即从每一列的第1行到第3行）。由于较富裕组别农民的平均收入更高，因此按相对量来计算从WTO中所获得的收益反而随收入水平而递减（第4行到第6行）。例如，2010年东部地区贫困人口中最穷那部分农民的产出占收入比重为4.94％，而中间收入组农民的相应数字为2.3％（第8列，第4行到第6行）。尽管存在着这一趋势，但东部和中部两个最穷收入组农民从WTO中所获得的好处（按百分比计算）仍然要高于西部农民。

同样地，支出变化的模式也更有利于较富裕的农民。对所有地区所有收入组别的农民而言，食品均有所下降。但尽管从绝对值看下降幅度差不多（第7列到第9列），按百分比计算则西部比东部下降更多，穷人比富人下降更多。显然，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从绝对数量上来看WTO显然给几乎所有的农户――无论穷的还是富的，沿海的还是内地的――都带来了好处；但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得到的好处更多。

从模拟系统的设计上来看，WTO之所以会使一部分人相对受益更多的原因应该在于两点。一是农户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贸易条件改善的农产品中去，二是农户可以生产更多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农产品。因此，要想知道某类农户受益的原因，只需要了解他们的生产集合，考察他们所生产产品的价格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并把价格的变化和产出的变化结合起来。

沿海地区较富裕农民之所以是最大的获益者，就在于他们主要生产那些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表11）。我们按照模拟结果将所研究的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价格在中国加入WTO后（2000－2010）相对于基期会上升的商品，另一类是相对于基期会下降的商品。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即从第1组到第11组），生产产品中具有竞争力产品所占份额越高，不具竞争力产品的份额越低（第3和第4列，第1到第4行）。另外，在同一收入组内部（例如穷人中的最穷收入组），从西部（第4行）到中部（第7行），再到东部（第10行），农户所生产产品中具有竞争力产品所占份额依次递增。实际上，如果比较生产产品中具竞争力产品所占份额，那么东部地区最富裕农户的这一比例（74％）要比西部地区最贫穷农户的相应比例（36％）高出两倍多。

中国GDP在过去25年有了显著的增长，且增长速度始终较其它国家更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9－2002年人均GDP年均增长7.7％。但各个省经济增长格局并不一致，东部比中西部增长更快，而西部经济绩效低于东部和中部。

经济的迅速增长伴随着贫困现象的大幅下降。按中国官方贫困线计算，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2.9％下降到2002年的3.1％。即使按照世界银行每天不到1美元（按PPP方法计算）的标准衡量，贫困发生率也从1990年的31.2％下降到2003年的8.6％。通过对省级数据的分析也可以得到相近的结论，经济增长较慢的省份，贫困发生率下降的速度也较低。

对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关系的检验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一个关键性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所估计的贫困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系数也证实了两者中间的数量关系。在发展初期，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是80年代贫困发生率下降的直接原因。然而，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和作用逐渐下降。要进一步减少贫困，就需要使政策向穷人倾斜，例如实施专门针对贫困人口的国家扶贫计划。

我们的研究表明，除经济增长的速度之外，增长的性质和质量对于减少贫困也非常重要。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使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除了一般性的经济增长之外，收入分配和农业增长是导致贫困发生率变化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在各项政策中，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是关键，它将促使经济增长结果更公平。我们已经在前文中分析过，贫困人口的生计主要依赖于农业。因此，农业的增长将直接通过提高穷人的收入而减少贫困。如果增长的分配效应更为均衡，那么增长将通过供给和需求联系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为扶贫提供持续的动力。

要获得更公平的经济增长，确保穷人也能够从增长中获益，对教育、农村基础设施、农村R&D的公共投资，以及制度上的创新和激励机制的改善都是非常关键的。教育是决定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deBrauw等, 2002），而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将有利于农业增长、非农就业和减少贫困（Fan等, 2002）。对R&D的投资是决定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Huang and Rozelle, 1996; Fan, 2000; Jin等, 2003）。制度变迁是80年代早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Lin， 1992）。随着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新的制度革新（例如城乡户口制度的改革、对农民协会合法性的承认和对农村信贷体系的改革，等等）将成为使中国经济增长结果更为公平的关键因素，以改变以前增长迅速但却严重分配不公的局面。

我们的分析同样表明虽然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效应并不十分明显，但政策制订者仍然需要注意它在贫困和公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模拟结果显示所有地区以及收入组别的农民均将从WTO中获益。有意思的是，这一效果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会在加入WTO后上升。恰恰相反，相对于基期，农产品价格指数将会因加入WTO所导致的政策变化而降低1％。由于不同农产品的价格有升有降，WTO将促使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最终结果导致在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同时产出却有所上升。农户的收入会因为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农产品而增加，因此种植部门的境况会更加改善。

虽然所有的农民均能获得利益，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农户之间获得的收益并不相同。沿海地区的富裕农民得到的好处超过了内地较穷的农民，因而从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公平的角度来看，WTO的经济效应并不十分有利。沿海地区农民获益更多的原因在于该地区土地的生产力更高。另外，该地区农民的生产结构更多地生产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西部地区农民的情况则并并非如此。因此，当加入WTO后，国内受保护农产品的进入壁垒降低，而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将更容易进入国外市场，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导致沿海地区农民从加入WTO中所获得的收益更多。为此政策制订者需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他们需要鼓励内地较贫困地区农民更多地生产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第二，政府需要通过其它非贸易政策来增加该地区农民的谋生手段。在许多地方，农民在所有的农业活动中均不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更适合的政策是通过农村教育、更好的通讯设施或其它政策手段来加快农民向非农部门的转移。

 

参考文献：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2. China's Current Economy and Prospects: 2001 (in Chines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C, Beijing. 

Balisacan, Arsenio M. 2003.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Arsenio M. Balisacan and Hal Hill, eds., The Philippine Economy: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lisacan, Arsenio M. 2004. “Averting Hunger and Food Insecurity in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gional Workshop on 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 to Avert Hunger and Food Insecurity in Asia (organized by FAO and SEARCA), Cha-am, Thailand, 25-26 March 2004.

Balisacan, Arsenio M. and Nobuhiko Fuwa. 2003.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litics Revisited: A Developing-Country Case.” Economics Letters, 79: 53-58.

Bhalla, Surjit. 2001. Imagine There Is No Country: Glob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Povert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i, Fang, Dewen Wang, and Yang Du. 2002. “Regional Dispa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Distor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1(2002).

deBrauw, Allan., Jikun. Huang, 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and Yigang Zhang. 2002.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2002: 2-8.

Dollar, David and Aart Kraay. 2002.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 195-225.

ESCAP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of the UNDP]. 2003. Promot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Poverty Reduc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Fan Shenggen. 1991.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n production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m. J. Agric. Econ. 73:266-275.

Fan Shenggen. 1997.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New Measurement and Evidence” Food Policy 22 (3 June): 213-228.

Fan, Shenggen. and Phil. Pardey. 1997.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53(June 1997):115-137.

Fan, Shenggen, Linxiu Zhang, and Xiaobo Zhang. 2002.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The Role of Public Investments.” Research Report 125.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an, Shenggen and Xiaobo Zhang. 2002. “Urban Poverty in China: The Evid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2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 Washington DC, January 3 to 6.

Huang, Jikun and Cunlai Chen. 199.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Agricultur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Aspects. United Nations ESCAP CGPRT Centre, Bogor, Indonesia. 1999.

Huang, Jikun and Scott Rozelle (1996): “Technological Change:  Rediscovery of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9 (2), 337-369.

Huang, Jikun, Hengyun Ma and Scott Rozelle. (1998): “Rural Poverty and Policy in China,” Reforms, No.4: 72-83

Huang, Jikun and Howerth. Bouis. 1996. Structural changes in demand for food in Asia. Food, 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Discussion Paper. Washington, D.C. (USA):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Huang, Jikun, Ninghui Li, and Scott Rozelle. 2003. “Trade Reform, Household Effects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85 (No.5, 2003): 1292-1298. 

Huang, Jikun, Scott Rozelle, and Min Chang. 2004. “Tracking Distortions in Agriculture: China and It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thcoming i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Huang, Jikun, Scott Rozelle and Yuping Xie. 2003. "Distortion at the Border; Integration Inland: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WTO Accession on China's Agricultur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1(2003): 95-114.

Huang, Jikun, Ruifa Hu, and Scott Rozelle. 2003.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vestment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China's Finance and Economy Press, Beijing.

Jin, Song, Jikun. Huang, Ruifa Hu, and Scott Rozelle. 2002. The creation and spread of technolog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s agriculture,” Am. J. of Agric. Econ. 84(4)(Novermber 2002):916-939.

Kakwani, Nanak and Ernesto Pernia. 2000. “What is Pro-poor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18(1): 1-16.

Kang, Xiaoguang. 1998. “Review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unpublished.

Kraay, Aart. 2004. “When Is Growth Pro-Poor? Cross-Country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225.

Lin, Justin Yifu.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 Econ. Rev. 82:34‑51.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1998. “Research on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Research. Issue 6.

MO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Chin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and 2002. China's Agricultural Press, Beijing.

NBSC [China National Statistical Bureau].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Press. 1991 to 2003.

NBSC [China National Statistical Bureau].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Press. 1991 to 2003.

NSBC (National Statistical Bureau of China). China rural household survey yearbook, various issues from 1982 to 2002. Beijing (China): State Statistical Press.

Mathews, A. 2002.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on the WTO Agricultural Negotiations”, Trinity Economic Papers No. 15,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rinity College Dulin.

McMillan J, Walley J, Zhu L. 1989.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J. Polit. Econ. 97:781-807.

Mohapatra, Sandeep. 2001. “The Evolu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China’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Park, Albert, Scott Rozelle, Christine Wong, and Ren Changqing. (1996):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Fiscal Reform on China's Poor Areas.” China Quarterly, (147), 1001-32.

Park, Albert, Sangui Wang, and Guobao Wu. (1998):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Parish, William L., Xiaoye Zhe, and Fang Li. 1995. “Nonfarm Work and Market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a Quarterly. 143 (September): 697-730. 

Piazza, Alan, and Echo H. Liang (1997): “The State of Poverty in China: Its Casuese and Remedies.”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Unintende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Fairbanks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May.

Ravallion, Martin. 1997. “Can High Inequality Developing Countries escape Absolute Poverty?” Economics Letters, 56: 51-57.

Rozelle, Scott and Jikun Huang. 2000. “Transi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Supply of Wheat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44(2000):543-571.

Rozelle, Scott, Guo Li, Minggao Shen, Amelia Hughart, and John Giles.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China Quarterly 158 (June 1999): 367-393.

Rozelle, Scott. 1996. “Stagnation Without Equity: Changing Patterns of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s Post-Reform Rural Economy.” The China Journal 35: 63-96.

Rozelle, Scott, Albert Park, Vince Benziger, and Changqing Ren. 1998. “Targeting Poverty Invest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6,12 (1998): 2137-2151.

Tao, Ran, Mingxing Liu, and Qi Zhang. 2003. “Rural Taxation in China”,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Tong Zhong, Scott Rozelle, Bruce Stone, Jiang Dehua, Chen Jiyuan, and Xu Zhikang. (1994): “China's Experience with Market Reform for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Poor Areas.”  In Agri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utrition, ed. Joaquim von Braun and Eileen Kennedy, pp. 119-140.  John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MD.

Wang, Jinxia. 2000. Property Right Innova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Groundwater Management: Case Study of Groundwater Irrigation System in Hebei, China, 2000, Ph.D. Thesi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ang, Sangui and Linxiu Zhang. (1999): “Repor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for Common Country Assessment (CCA),” Report to UNPD Task Force Group on Poverty, UNDP, Beijing.

World Bank. (1992): China: Strategy for Reducing Poverty in the 1990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0. China: Overcoming Rural Poverty，Joint Report of the Leading Group for Poverty Reduction, UNDP and the World Bank, Report No. 21105-CHA.

World Bank. 2001. Attacking Pover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2001.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2: Making Trade Work for the World’s Poo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3.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4: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Promise of the Doha Agenda.

Yao, S. “Poverty, Inequality and China’s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1(2002):397-401.

Zhang, Linxiu, Jikun Huang, and Scott Rozelle. 2004. “Growth or Policy?  Which is Winning China’s War on Poverty,” Forthcoming in Food Policy.

Zhang, Qi, Mingxing Liu, Vincent Yiupor, Chen, and Ran Tao. 2003. “Financial Intermediate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Journal of China Finance Research. V1, Issue3.

Zhu, X., and B., Loren. 2001.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Inflation Cycles: A Positive Model of the macro-dynamics in China during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4, 2:437-457, Apri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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