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小玄教授在“国企改革中产权变革的方向、路径和原则”主题沙龙上发表了她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最新看法。下文是刘小玄教授在此次沙龙上的主题发言。
我想国企改革讨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各种各样的众说纷纭的看法,但是也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事实,这些我想讲出来,对我们理解改制的发展过程,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改制是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有所帮助。以下从这么几个案例讲起。
第一个案例是发动机配件厂,这个案例的研究结果曾经发表过,当初这个企业搞得一塌糊涂,没法生存了,企业几乎是半停产了。几年工夫前后换了六任领导,一个不行再换一个,结果还是搞不好,这种情况下,政府也不管他们了,说你们自己看着办,摸索一个改革的方式吧。因为指望政府指望不上了,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从承包到租赁,到学邯钢,五花八门各种办法方式都尝试过了,还是不行。为了寻找一条活路,他们想了一个招,把一个厂分了几块,然后职工自己选了领导人,集了一些资,凑了一些股,订立了自己的一套契约,通过这种方式把企业盘活了。当然这是不太规范的,并没有投入相应的现金进去。不过这么多人要吃饭。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么一种不规范的改革方式,也是一种被逼无奈。
结果后来改的效果还不错,当地有一家报纸把它给登出来了,登出来以后有一个新华社记者看到了,新华社记者把这个企业的改制情况搞一个内参报上去,上面有人认为这个企业的改制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于是前后派了两个工作组,一个是经贸委的调查组,一个是体改委的。中央大员下到地方企业,从省里到市里,到这个企业,大家都挺害怕,战战兢兢的,不知道会查出什么问题来,在这个企业查了一个礼拜,所有的帐,所有的改制方案等等都拿出来查,三堂会审似的审查,查完以后写了一个报告,说没有什么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报上去了。这样,对这个事基本算默认了,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看看企业这个样子也没辙,总得给人一条活路。不管怎样,这个企业就活下来了,没有死掉。
这种情况我们怎么理解改制,站在不同角度,也可以说他私下把企业瓜分了,你也可以说他是被逼无奈,自救,自己把自己资产盘活了。当然,这个企业也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就吃国家救济,我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几百号人等国家发救济,也可以这样,等着破产,这个破产也不是那么好破的,想破就破,你要有指标。国家拿不出钱来怎么破产,破产需要国家拿钱的,这种情况下只有这么一条路。所以,当时不少企业都是这么一种情况下才改制的。
所以,从这个案例来看,也就是说当初这个企业可能差一点就会被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扼杀掉了,如果稍微有一点问题查出来,也许这个企业的改制就完了,完了以后这么多工人就等着破产,毫无希望地等待着,尽管他们刚开始搞得可能不太规范,是不是有点私下瓜分国有资产的嫌疑?所以才导致了后来的中央大员的检查?然而,现在毕竟他们走出一条生路。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能够指责企业呢?
再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他们当初推进改制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职工不同意,职工因为需要补偿,原来是大锅饭,现在变成市场经济需要补偿。需要补偿没有钱,从哪儿来钱?他们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把企业的贷款导致了企业增加的增值部分作为企业自己的集体资金,因为贷款是国家贷的款,不是国家投的资,贷款以后利息还了,本金还了,但是增值部分就拿来补偿给工人,作为改制买断工龄的一个费用。这个做法也是当时因为推动改制工龄买断没有钱的办法,就想了这样的办法。这个办法就使得当初那个城市的改制工作有所推进。但是这个问题中央发现了,又派调查组来,然后写了一个报告,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贷款形成的资产也是国有资产,怎么能是集体资产呢?所以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么一个帽子,一下子戴上来,这个城市所有的改制就没法改了,因为工龄不能买断,工人都不愿意改制。没有办法。所以导致这个城市改制至少停了两年。
当时改制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情况?不是全国公开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彼此了解的,而是那种私下,各个省市之间彼此交流,你这儿改了有什么经验,我们取一个经,学学,你那儿改了出什么问题,上面说不行了,我这儿先不动,大家都在彼此观望,这么一种情况,完全不是很正常的,通过公开的政策文件或者信息、媒体发布的一种方式。完全是地方私下里的或半公开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不深入到里面去,外人很难了解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改制就处于这么一种情况,这就是两三年的事,不是很早以前的。很不正常的,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就这么一种情况。各地政府都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害怕枪打出头鸟,都在低调的、埋头的、摸索性的进行改制。在这种情形下,暗箱操作、不透明公开是必然的结果。
后来别的地方说怎么办呢?买断工龄这个方法不行了,于是换一个提法,我们不叫买断工龄,我们叫理顺劳动关系,换一个词。在财产的评价时候,稍微想想办法,把买断工龄这块提出来,然后工人得到补偿以后就可以推行改制了,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不少地方搞一些偷换概念,也是为了能够使这个改制推进下去迫不得已的一种方法。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比如低估资产、贱卖国有资产的情况。可是,如果不这样,工龄买断没有钱,那他就没法改了。这个情况也是当时很普遍的情况,因为大家都在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这样做,改制就没法改了。最后等到中央觉得大家普遍都在这么搞了,最后好象已经对买断工龄的问题,觉得不承认已经不行了,到了这个时候才完全公开化了,才把它拿到桌面上来了,本来都是在桌子下面做这个事。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怎么从历史的角度,从特定的社会环境来理解所谓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
在当时最早出现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的做法,因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谁也承担不起,所以只好采取变通的办法,因为当时没有其它的路可走的选择。从买断工龄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和企业,包括职工经营者之间的一个博弈,他们反反复复的通过博弈来一点点的推进。比如买断工龄经过反反复复最后终于争得了这个权利,最初不承认,到后来承认了,这个过程就是政府对民权的让步,我觉得这实际是一个进步的东西。你要把它完全否定了,现在改革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在最初出现的贱卖国有资产包含某些合理性。到后来,不再需要采取这种变通方式时,企业改制时直接就对评估的资产价格进行明折明扣,以便扣除买断工龄的费用。从这里我们怎么来看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呢?这是第二个例子,实际上表现出一种通过反复博弈的过程,来争得民权,为职工争得他们权益的过程。
第三个案例是河南省的一个案例,这个改制较早一些。有几个国企搞得也是一塌糊涂,没法经营下去,政府想甩包袱,就把这几个企业甩给一家民营企业,这个民营企业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效益很好,正处在扩张的上升势头,一个科技性的上市公司。他们想反正也在扩张,扩张也需要添人手,也需要增加雇员,国有企业来了之后,他们里面的雇员正好他们能用,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双赢的事,就把几个国有企业收购下来了,收购下来以后麻烦来了,这些被收购的企业觉得他们被政府出卖了,政府不跟他们商量就把他们卖了,卖给了资本家,所以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干,工人就闹,坚决不让新的收购者进入工厂,把工厂占领了,占领了以后,一直前后持续了一到两年时间,没法进驻被收购企业。原来这个民营企业设想的企业盘活计划全部落空了,没有办法只好苦口婆心给他们做工作,给这些工人反复给他们讲,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了做工作把嘴皮子都磨破了,非常艰难。谈到最后,有一个企业说我们自己搞股份合作制,不接受你们分配的工作,最后也没有办法就同意了。
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大量的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通过谈判把这些问题最后解决了。实际上开始时非常不规范。工人当初对政府卖企业很有意见,政府没有争得他们的同意,也没有给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找新的老板,新的民营企业来闹。所以这个企业在这种不规范的情况,为后来所有的改制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你在改制以前一定要说服大家,要征得大家的同意,得到必要的补偿,工人才能够接受改制。所以,这个补偿是所有改制一个最关键的地方,也是涉及到是不是公平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部分。我看网上很多意见,说改制不公平,什么什么问题,一大半都是由于工人的利益受到伤害,由于他们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多半都是这个来的,由于下岗了,失业了,没有得到什么改制的好处,多半都是这个原因。
那么改制补偿从哪儿来,补偿一定要企业从国家的净资产切一块出来,你不从这儿来,从哪儿来?国家财政没有另外的资源,你切一块,这个净资产就低估了,你卖的价格实际就低了,因为这块你拿出来了。一个很大的企业,上亿的总资产,把总负债去掉,总负债一般70%到80%,剩下两三千万拿来补偿给工人,一个企业有一千号工人,一个工人补偿三万,就是三千万,最后企业卖不出钱来,这个补偿也是导致企业为什么卖不出钱的原因之一。补偿的少了,工人有意见,补偿多了,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怎么看?很多人不了解其中一些内情,那么大一个企业没两个钱就卖掉了,问题在哪儿没有搞清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可能会较好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改制公平问题很重要就是看补偿的合理不合理,如果不给他合理的补偿,肯定我们比改制以前差了,你要补偿到他不比改制以前更差,至少还觉得跟改制以前差不多的状况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肯定工人感觉不公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要有一个很合理的标准拿出来,给工人一个满意的、合理的补偿。但是,这个问题的矛盾就在什么呢?就在于他和国有资产流失是矛盾的,你补偿多了,国有资产流失,谁也承担不起这个指责,补偿少了,工人不满意,觉得自己利益受到伤害。这是一个最大的矛盾。
实际上,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定的标准,平均标准,一个工人补偿可以是三倍的年平均工资,当地工资如果年工资是一万,就是三万,制定这么一个标准作为补偿的依据,各个企业改制的时候按照这个来补偿。但是在不同的企业,企业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这个补偿标准很不容易做到十分合理,因而导致职工有很多的不满意见。
比如在东北,他如果改了制、没有了工作,他拿一些补偿,但要不了两年,他找不到别的工作,还是满足不了他的基本利益。这种情况下,在东北这种地方,国家可能拿的钱可能需要更多一些。如果不拿更多的钱,职工肯定不满意,这个就没法改,必须拿国有资产切出来一块,切多了又是流失,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矛盾问题。这方面我觉得要满足公平就是国有资产多切一点出来,才能满足公平。因为工人的补偿是工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不是工人和改制收购者之间的事,或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事。改制以后如有劳资纠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改制过程中,这个是工人和政府,他们要谈判,要达成一个协议,要有这么一个协商。不能把所有的工人利益受到伤害都归咎于改制收购者。
改制本身是一个过程,你要在谈判当中跟政府谈,政府是能够给你一个合理补偿的。如果政府不能给,这个当中的不公平责任到底由谁来负呢?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概念怎么理清?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搞不清楚,吵的再混乱也炒不出什么结果来。归根到底我们的公平还是要用钱来解决,政府要支付改制成本,你要不拿出相当大一笔改制成本,这个改制就做不到公平。
这里也涉及到需要谈判来解决,最后一个案例,简单讲一下,涉及到什么产权的配置呢?就是和老的私营企业,南通有一个纪德胜蛇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祖传秘方的牌子,这个企业在公私合营的时候50年代,蛇药的业主就是纪德胜本人,他把这个祖传秘方献给国家,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也是迫不得已,大势所趋。献给国家以后就是一个国营企业。现在要改制了,怎么分清这里的产权,这个老先生的后代,他的儿女提出这个祖传秘方是我们家的,我们要求有一部分产权,改制当中我们要分一部分产权,国家觉得这是国有资产,给你的话国有资产流失,谁也不敢承担责任,到底该不该给?这个问题上发生矛盾。所以现在像这种情况有很多,各个地方政府不敢拿出方案说给还是不给,要等中央拿出话来,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统一的答复。所以现在他们就找了律师准备起诉,通过法庭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估计最后这个法庭也是主张他们通过谈判解决,这个药的配方,你最早的配方占多少,后来是不是改进了,改进的配方占多少等等,这个当中他们需要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谈判,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国家可以就不给你,但是私人他又有理,你这个药到现在还用的是我们家老先生的名字,这明摆着不是私人产权,你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怎么能不保护呢。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谈判解决。
这么几个案例可以看到整个民营化的改制过程实际是什么?是政府和企业,包括职工和经营者的不断的博弈过程,是政府放权于民或者还权于民的过程,职工和经营者通过博弈争他们的权益,这当中还有私人产权争他们的权益,是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把改制理解为契约重新调整的过程,政府通过改变原先的契约,把权益逐步放权于民,还权于民的过程,可能我们理解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一点。什么叫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怎么界定?是按改制以前计划经济的概念,不管企业创造多少财富都是国家的,毫无疑问全部归国家,还是适当地考虑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权益的契约关系怎么样重新再配置,按照比较合理的方式,按照市场的价格来重新配置,正是改制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理解改制,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看法,不至于把这个改制看成是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即使有些不规范的东西,也是当初没有办法,后来可以完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而且通过这个博弈创造了新的财富。
总体来说这么一个改制过程,从它的效果来看,实际很多企业改了以后,的确比原来好了,国资委在这方面有调查的一些证据。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的分析,改制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不改制的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