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平息，但留给各国的教训是深刻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迅速扩散以及亚洲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唤起了亚洲各国对区域金融合作的关注。事实上，近年来亚洲金融合作的步伐正在加快。作为本区域内的一个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亚洲金融合作，并在这一合作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为了正确制定有关亚洲金融合作的方针、政策，我们有必要首先系统了解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理论基础、发展进程并对可能的发展前景做出具体的判断。

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

1、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原有的救援机制如IMF表现令人失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传染效应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陷入金融危机，危机将迅速向其他国家（经济实体）和地区传播，导致相邻国家（经济实体）也随之陷入危机。金融危机扩散的传递机制包括：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倾销、投资者信心和通货膨胀预期等。所谓收入效应是指危机的发生将导致危机发生国收入的下降，进而导致国内需求包括对邻国出口需求的减少。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因货币贬值而得到加强，邻国出口被危机国出口所取代。危机国企业由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为了避免倒闭，往往不惜血本在邻国和第三国进行倾销以换取硬通货。由于危机国与邻国之间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相似性，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投资者往往会对其邻国的经济稳定丧失信心，进而停止对邻国的投资或是撤出资金。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危机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其邻国往往不得不使本国货币贬值。因而，一旦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国际投资者就会预期其邻国的货币也会贬值。这种贬值预期往往使国际资本急剧流出危机国的邻国，从而使这些邻国（尽管其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无严重问题）也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传染效应确实是许多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秦朵（2000a，2000b）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企业过度负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染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传统上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首先，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估计错误，来自IMF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救援力度太小。其次，由于IMF的条件主要是为了维护贷款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由于IMF的条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了危机国的具体国情，许多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例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亚还取消燃油、食品的补贴，使大量民众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2． 全球货币体系--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欧元的崛起；蒙代尔预言在20年内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区三足鼎立的局面

尽管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在亚洲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但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区域金融合作，特别是发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思想源远流长。欧洲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用贬值了的美元支付其国际贸易逆差，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即通过其独有的货币发行权占有其他国家的资源。在流通中的美元大致有4000亿，其中在美国境内流通的美元大致只有400亿到600亿。由于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得以用美元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并累积起1.5万亿美元的外债。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实际资源为代价，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

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元的霸权。欧元区现有11个国家，希腊、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很快也将加入。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预计在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扩展会到28个国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个CFA 法郎区国家通过钉住法郎，实际上间接地钉住了欧元。如果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也选择钉住欧元，那么欧元区可能扩展到50国，总人口超过5亿，总的GDP规模将大于美国。

蒙代尔(Mundell，2000)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即“稳定性三岛”。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紧锣密鼓。与此相比，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然在讨论和交换观点的阶段，如果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元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

二、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

亚洲的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

1. 政策协调：

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亚洲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它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亚洲国家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且定期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可以防止过度的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账户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亚洲各国应定期研究和交流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研究和交流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各国还应该在金融监管和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2．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对于东亚经济来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危机的发生。从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建立某种机制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波动，减少危机的传染性。从区域范围内来看，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IMF的补充，在亚洲建立某种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这种区域性防范机制因该承担区域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后贷款人是指当个别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流动性需求猛增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机构或部门。亚洲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危机，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及时有效地注入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东亚货币危机。如果在亚洲建立一区域的最后贷款人则可以更有效及时地提供援助，因为周边国家在诊断本地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制定适当的解决方案上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东道国和投资国应彼此合作，互相提供有关资本流动的完全信息，同时引入资本的东道国要帮助投资国真正了解本国借款者资信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条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阻止国际投机者利用本地的货币市场对第三国和地区发动攻击，阻止热钱的流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国应对本国资本流出进行监督,抑制本国资本对外国的过度流出。亚洲国家要联合建立机构性的基础设施比如建立清算系统减少结算风险。有经验的政府应对风险管理和各国的中央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的组合应对投机冲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3.联动汇率机制

汇率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肆虐。尤其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对亚洲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根据日本学者关志雄（2000）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随提高，这时往往还伴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上扬。日元相对疲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增长也随之减速，资产泡沫崩溃。

由于日元对于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亚洲国家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亚洲地区很容易诱发连锁性的货币贬值。这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动荡。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东亚国家和经济之间不同汇率安排的管理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亚洲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易受投机冲击，如果措施失当，会比浮动汇率带来更大的汇率不稳定。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缺乏灵活性，欠发达国家又需要稳定的货币。为实现货币的稳定性，亚洲国家是否应该和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区？目前在东亚有不同的汇率安排，如何使不同的汇率安排相容，并使之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繁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4.单一货币区

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这也将是亚洲金融合作努力的最终目标。单一货币区可以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相近的工业结构，开放度，相近的经济政策偏好，有利于区域联盟的历史文化等。

蒙代尔（Mundell,1961）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作为最优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优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

一般认为，一国参与货币区最显著的最大好处是货币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其中包括最优货币区域内汇兑、储备和支付成本的降低（Mundell,1961）。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其他收益还包括：地区间的收支不平衡可以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而迅速得到融通；长期存在通货膨胀的国家可将区域内固定汇率安排当作内部名义锚（internal nominal anchor）而减轻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降低官方储备以及消除投机性资本流动等等。而参与货币区的主要成本就是该国会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而导致经济稳定性上的损失。

建立单一的货币区的收益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可以给各国带来潜在的政治收益：地区间经济依赖的加深有利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地区间合作的加深还有利于增加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三、亚洲金融合作的最新进展

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亚洲政府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消极态度。亚洲国家开始积极地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形式，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构想，讨论的焦点是紧急救援机制的建立。经过几年的努力，亚洲的金融合作获得了实质进展, 清迈协议的签订及其实现和拓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1． 促进亚洲金融合作的构想：

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

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构想是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 。 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AMF主要从三种方式筹集资金：（1）从成员国借款。其机制类似于IMF的总借款协议（CAB）。成员国要从外汇储备中划出一部分随时准备提供给亚洲货币基金支配。成员国依然对这笔资金拥有所有权，并将其视为外汇储备的一种形式。（2）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入。由于资金是从资本市场筹集，提供这种资金的利息率会相当高。成员国应把自己未使用的外汇储备拿出来作为亚洲货币基金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担保。（3）扩展对成员国借款的担保。由于有亚洲货币基金的担保，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可以凭借较高的资信等级和较好的条件筹集到资金。

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国家对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处理方式上的强烈不满。AMF的构想提出后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

新宫泽喜一构想( New Miyazawa Initiative )

1998年10日本又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 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遭受危机的国家对此非常欢迎，美国政府和IMF也表示支持。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其中135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75亿美元为短期贷款。“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Arai,2000）。

东亚货币基金(East Asian Monetary Fund )

1999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他主张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渐扩大到其它亚洲国家或地区。他倡议建立的“东亚货币基金”规模比国际货币基金小，是一个完全属于东亚地区的基金。

东盟10+3 监督进程

东盟10+3 集团于1999年11月正式成立，东盟10+3 监督进程的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是2000年5 月亚行年会之后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为了促进持续的增长，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还包括资本流动的监管，自助和支持机制以及国际金融改革。东盟10+3 的监督进程与东盟的监督进程相似，在监督进程的框架协议下，13个国家的财长和秘书长将一年集会两次讨论政策协调问题。

AAB 亚洲借款安排（Asian Arrangements to Borrow ）

韩国经济学家（Tae-Jun kim, Jai-Won Ryon and Yunjong Wang 2000）提出了亚洲借款安排（Asian arrangements to Borrow，简称AAB）的建议。根据此建议，每个成员国可以根据其贷款协议的上限获得贷款。AAB的运行机制类似于IMF 的借款总安排（General Agreements To Borrow ，简称GAB）。AAB 是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借款协议，它不需要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而是以参与方的信贷安排为基础。为防止道德风险问题，AAB将把借款的上限与各方签订的信贷协议相联系。

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

2001年5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东盟10+3 财长会议公告中提到了建立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实行一种技术上的援助，以便支持东盟10+3 的合作力量从而促进早期预警系统的发展，并有助于及时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部门的脆弱性，以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这种援助将支持：（1）以目前IMF、学术团体和各国现有的方法为基础的早期预警系统模型的发展，（2）确定与建立早期预警系统相关的宏观谨慎指标的“核心”。（3）确立、发布和实施东盟10+3标准模型的研讨会。

2． 从构想到现实：亚洲金融合作的里程碑 — 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

亚洲货币基金由于未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有力支持而被搁置。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由于东亚国家政府特别是中、日、韩、之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协商。东亚国家政府之间的货币合作逐渐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99年11月，东盟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东盟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涉及金融合作的协议有：（1）充分利用东盟10+３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2）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东盟与其它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两国间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3）截至1999年底，东盟10+３各国的外汇储备合计额超过7000美元，如果能够将各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这对于稳定亚洲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另外，通过完善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并建立资金结算体系，扩大亚洲货币间的交易。

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定的诞生唤起了人们对于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热情，一年以后，这一构想已经获得了实质的进展：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ian Swap Arrangement，简称ASA）和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Network of Bilateral Swaps and Repurchase Agreements，简称 BSA）。

1.东盟互换安排（ASA）

1997年， 5个东盟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同意建立互换协议对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流动性支持。2000年11月，互换协议已扩展到所有的东盟成员，并且总额已经从2亿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互换协议下的货币，除了美元，还包括日元和欧元，其适用的基准利率分别是欧洲日元和欧元的LIBOR（伦敦同业银行的拆借利率）利率。参与国提供的资金按照支付能力可以分为两组。互换安排的基本机制是每个参与成员的最大的借款额限于在ASA下其承诺金额的两倍。互换交易的到期日不超过6 个月，展期期限也不超过6个月。

2.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BSA）

BSA是以美元与参与国货币互换的形式提供短期的流动性援助的一种设施。参与国可以动用90天期限的BSA。首次提款可以展期7次，对于首次提款和第一次展期的适用利率是LIBOR加150 基点。其后，每两次展期的附加利率要另加50个基点，但是不超过300个基点。 BSA 是对那些从设施中提款并需要接受IMF贷款条件性援助的补充。然而BSA则允许占最大提款金额上限至10％部分可以自动支付，与IMF的计划和条件无关。2000年11 月东盟10+3 财长会晤后，中国，日本、韩国开始与东盟国家商讨BSA事宜。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和各个东盟国家的3个BSA已经发表，其他的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的4个BSA已经进入谈判的高级阶段。东盟10+3 互换安排的基本机制是：第一，互换安排是对目前IMF提供的国际融资的补充。第二，原则上，金融援助与IMF提供的设施是相互联系的。提款权最大金额的10％与IMF提供的便利是无关的。第三，每次安排下提款的最大金额由双方磋商决定。第四，支付额将根据提供互换国家之间的磋商以一致的方式实行，各国要协调磋商进程。

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表明了亚洲国家在货币和金融合作方面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各方参与货币和金融合作的热情。清迈协议之后，亚洲的货币和金融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各方对这一合作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亚洲金融合作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欧洲联合相比，亚洲金融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欧洲货币合作不仅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而且欧洲联合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化、宗教和政治传统。这种类似的传统在亚洲仍未出现。除了政治因素外，目前亚洲金融合作面临的难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差异、分歧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相互缺乏信任，是亚洲金融合作难于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亚洲区域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ASEAN成立。ASEAN的成立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地区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亚洲区域合作朝着经济合作的方面发展，1992年ASEAN倡议建立区域内自由贸易协议。1989年出现了APEC。在亚洲区域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这种亚洲传统由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Lewis,1999）。西方国家的多边协议和国际合作所遵循的原则与此恰恰相反。谈判者强调的是彼此立场的分歧，并通过正式的制度确保利益的妥协和合作的实现。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并不适合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意味着各国需要部分让渡制定货币政策和其他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尽管东亚经济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从危机中复苏并防范下一次危机，但ASEAN和APEC至今在这一领域毫无建树。一家曼谷报纸《民族》曾经失望地谈到，“过去12个月中的经济和金融动荡正在使已有的区域组织摇摇欲坠”。

2． 亚洲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是发展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障碍。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是相近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动。只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近，区域货币合作才可能使各方在应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获益。否则，在区域内部货币对外联合浮动的时候就可能在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出现种种矛盾，很可能使合作流产。目前亚洲各国的现状阻碍了在亚洲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1）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NP计）除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与亚洲的四小虎为第三层次，其他国家入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第四层次。各个层次之间有较大的差异。（2）亚洲各国与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其中人员流动的限制更严格，流动性最强的资本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进一步得到加强。（3）各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很大。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较大的相似性。（4）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东亚的金融市场中除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之外，其余的都限于本国范围内，亚洲美元市场不发达，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较低，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

3． 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

欧洲货币一体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强大稳定的德国和强劲稳定的马克。伴随着日本贸易金融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日本在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地位急剧提高，正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核心和主导。然而，日元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不仅无法和美元匹敌，而且与欧元出现之前的马克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比重较低。尤其是，目前日本经济的软弱状态和日元的不稳定状态并无好转的迹象。因此亚洲的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

五、 亚洲金融合作的发展前景

目前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的危机的发生，因此建立紧急的救援安排和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对东亚国家尤其重要。在21世纪前十几年，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很可能将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1． 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救援安排。

当某个东亚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减少该国的流动性困难，以防止危机的发生，或防止危机的发展和扩散。

清迈协议是在这个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根据清迈协议，东亚十国将在现存的东盟货币互换协议基础上建立个一个双边货币互换和回购的协议安排体系。目前，在一些东亚国家之间，一些双边协议已经签订或正在谈判之中。亚洲金融危机已充分显示，在巨额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面前，任何一个单独的东亚国家都难于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目前，东亚地区共持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携起手来，则对抗国际投机者的力量将会大大加强。通过更多的磋商和相互间信任程度的提高，东亚国家在紧急救援方面的合作是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

2． 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东亚的汇率安排在东亚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危机的发生和危机之后的经济重建使区域的汇率管理成为讨论的热点。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国家的货币是钉住美元的，这种联系是为了给国内的价格水平提供一个名义锚（nominal anchor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失败的。对于东亚汇率安排的选择有两派观点，

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汇率稳定，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东亚国家和经济的汇率制度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恢复美元本位制和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提高其中日元的权重。麦金农等（1999）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和地区又回到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钉住美元制。这是因为，东亚国家象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他们害怕本币升值，因为这样不利于资本流入和出口；同时他们也害怕贬值，因为这会增加其美元债务。麦金农认为亲密贸易伙伴间的共同货币本位优于无约束的浮动汇率, 因为这种制度比浮动汇率能够更好地缓解不对称冲击，以美元作为名义锚可以比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更好地维持贸易伙伴之间汇率的稳定性。关志雄（2000）反对麦金农的建议。他认为，钉住美元有许多的内在缺陷，这种安排对美元－日元的波动是极为脆弱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将导致东亚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特别是当美元对日元贬值之后，东亚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都会受到消极影响。因而他主张实行钉住日元占有相当高权数的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政策。从短期来看，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一种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了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所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改变了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这一赛局中的支付结构，亚洲金融合作的收益凸现出来，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所认识，并积极地参与亚洲金融合作的讨论；亚洲金融合作提供了亚洲合作的“焦点”（focal point），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亚洲合作的僵局。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早于货币合作，而在亚洲，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金融与货币合作的步伐一度加速。但是，在最近一两年，亚洲金融合作的步伐出现放缓的趋势。而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似乎又有所加快。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亚洲金融合作大有丧失势头的危险。但是，只要亚洲领袖具有足够的政治远见，足够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接触，开诚布公的谈判，亚洲各国是可以逐步加深理解，加深信任，使亚洲金融合作将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亚洲也将在21世纪出现。

参考文献：

关志雄（2000）：《亚洲告别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麦金农和大也健一（1999）：《美元与日元》，上海远东出版社，中译本。

秦朵（2000a），《过度负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1997年的货币危机？》，《世界经济》，第5期，第9－18页。

秦朵（2000b），《外贸与金融传染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1997年的货币危机？》，《世界经济》，第8期，第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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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dell, Robert. 2000. “Currency Areas, Exchange Rate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Paper delivered at Universidad del CEMA, Buenos Aires, Argentina, on April 1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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