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表现是各国经济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也是政府政绩的主要体现,而且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理想的宏观经济表现为，在相对较短的时期，比如在一到三年内，如何使经济总量稳定增长，波动较小，失业率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下，通货膨胀水平较低。宏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的经济学科[①]。因此说，宏观经济学是“实用”意义上的理论，应该通过其研究，帮助我们找到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方向，也就是说，如何应用宏观经济学来指导宏观经济管理，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②]，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③]我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④]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⑤]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抛开这种数字游戏，作者认为，应该深入研究投资，消费，政府支出，进出口分别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里，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投资对GDP的影响达到60%以上，消费的影响只有不到40%，而美国却几乎正相反。在正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中，投资就是指私人投资，而且这部分不受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信号引导，投资的领域也没有太多限制；在中国投资的限制很多，而且政府投资有替代和挤出私人投资的倾向。对于这些区别，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程度的不同。量的不同造成了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因子是不同的，而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模式对经济的影响被放大，最终可能会带来质的变化。再更进一步看，以投资为例，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以目前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来看，能源工业，基础材料工业等耗能大户的低效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巨大，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大，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直接影响到别的行业发展和表现，[⑥]而国民经济各部门复杂的相互互动，可能使作用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控制范围。同样，消费领域也是如此，消费的组成结构，消费的倾向，不同消费群体的比重，消费能力的区别对于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其的作用，可能是很不同的。这些都需要更细致的了解和把握。这实际是国民经济的形成和传导机制，与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不少学者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在中国目前特定的转型过程中，有其独特之处，不应该忽略。在国内也有先行者在企业层次上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微观单位和宏观总量之间还存在这一块十分广大的 “中观”领域,认为对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⑦],但宏观经济学却不研究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总量稳定间理论关系[⑧]。
客观地讲，政府在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也有其难处。受到现有管理体制的限制，不得已采用粗放式管理。在目前条件下，与其热衷于对宏观经济是否过热做出结论，不如集中精力研究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经济区域的发展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细化在这些中观层次的协调管理，通过中观层次的微调达到整体宏观经济稳定，相信只要搞清楚各因素的影响大小，以及其影响方式、传播机理，通过控制主要变动因素的波动，就可以达到对整体波动幅度的把握。在摸索出规律后，就有希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宏观经济理论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在开放的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的，而中国的经济学也理应在转型的中国的环境中，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建立起来。也许等我国发展到具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一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两种理论体系会很好地融合，这是一个远景。但现在，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不唯书不唯上，走出适合中国自己的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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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杰 宁咏.菲利普斯模型与中国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成因、趋势与政策选择的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1996,(2)。
[3]唐杰 聂新平.总量、结构与微观经济基础—深圳启动内需性经济增长的案例分析[J].经济研究,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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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杰佛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2~25页。
[6]樊刚.抑制过热趋势—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式分析[J].经济界，2004,(1)。
[7]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3，第2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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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永定.尽志不至可无悔矣[J].读者,2003,(1)。
[11]
[12]刘树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J].经济研究,2004,(3)。
作者介绍：
郑磊，1970年生，男，汉族，深圳市精策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管理顾问师，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MBA，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开放经济，世界经济，企业和行业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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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个比较窄的定义，但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往往会包括经济增长等理论，如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第八版）。
[②] 对于这一政策的讨论也有赞成的一种意见，并将随后的信贷规模下降归功于此。但是中央银行同时加大的金融票据市场操作，抵消了采取该政策带来的过大冲击。据信实行该政策还有其他层面的考虑，本文不讨论此政策的合理性。
[③] 关于建立新的理论领域，学界也有两种极端意见，赞成者强调特殊性，认为中国经济是不能用西方经验和理论来解释的；反对者强调一般性，认为西方经济学已是集大成的顶峰理论，防之四海而皆准。对于中观现象是否应纳入宏观经济学，如果从本本出发，因无前人倡导，必然为难；如果另创中观经济学，遇到同样尴尬处境，中国在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构筑中观经济学，至今未成框架。鉴于此，与其花时间争出谁是谁非，不如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把学派之见放在一边。
[④] 差异并不仅仅是市场发育的不同，在资源禀赋，制度，投资环境等多方面都有很大不同。
[⑤] 有些学者在引证自己的观点时，采用横向对比前几次通货膨胀阶段数据的方法，但是很难另人信服地说明这些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阶跃特征的（古书堂，刘迎秋，1993），依赖以前的数据可能会低估当前的经济发展潜在水平。
[⑥] 克莱因估算中国1980-2000年GDP增长率时，进行了多重线形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与电力、煤炭、原油和粮食产量有显著线性关系,拟合程度很好，而其他因素的相对影响较小（KLEIN，et al,2002）。这支持了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包括上述各项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价格作为先行指标，价格上涨很容易带动全面的通货膨胀的观点。作者认为应该区分重点的行业并深入研究其传导机制也是建立在这个认识之上。
[⑦]余永定在《总供给函数的推导》(发表于《经济研究》2002年9月)尝试了通过企业层次的研究建立总供给曲线的方法，被认为是在宏观经济学中引入对中观因素的分析的先驱之作。
[⑧]产业结构问题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没有地位，我国经济学界多以现象描述讨论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这方面规范化的研究成果见（唐杰，宁咏，１９９６）和（唐杰，聂新平，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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