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在通过放松计划，利用民间的力量，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这样使得每个人都产生积极性去发展、致富，这时候我们利用了新的后发优势，也是技术和管理的两方面。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有没有可能继续维持比较高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技术上、管理上的后发优势逐步转到制度上、体制上的后发优势，而这一点是令人担心的。因为过去好多经验证明，好多落后国家在利用技术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以后，他们可能有点骄傲自满，自己的体制、制度已经非常好了，我们能够这么快地成长，我们不需要再做大的改革了。而这一点恰恰错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发达国家产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是在什么样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利用一定的技术管理的后发优势，我们自己的体制有没有可能生产或者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竞争力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我们更深入的改革开放，这一点是做不到的，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未来如果我们国家继续发展的话，重要的还要不断地推进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司法的独立性和提高司法效率。

　　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比较，究竟哪一个更有效率，我想这个问题不同的细节有不同的反映。我们在市场当中一个企业你要生存下去，首先要消费者，你生产的东西消费者愿意不愿意付钱。我们知道国有企业这方面约束比较弱，有时候消费者不愿意付钱，通过强制消费他可以赚钱，我们的垄断行业存在着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我们看一下，在资源的垄断方面，或者我们现在一些大的国有企业，可能盈利水平还比较高，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企业为什么盈利，很大一个原因，他占有这个垄断资源，好比石油这个行业。我们国家石油这些企业他不支付真正的资源成本，他们现在购买外国油田的时候，他们要付大量的钱，如果按这个标准换算过来，可以说我们这些石油公司都是亏损的。但是它的战略上表现是赚钱的，是因为他享有这些资源，他不需要付费，反过来说，我们这些资源在全世界公开拍卖我们的石油勘探权，我们卖的资源价格远远高于石油公司给我们上缴的利税，这个实际是国家财富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损失。

　　我要特别提一下对国有企业的问题，从一开始大家并没有真正考虑国有企业它有产权问题。所以我们单纯放权让利，有承包制等等的办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只能最多仅仅是一个止痛药，强心针，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的问题，90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国有企业要真正地发展，必须解决它的产权问题。在这个里边对待国有企业的经理人问题，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我想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政策部门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给予足够高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通过奖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要通过股权的形式，股权可能是通过期权的形式，也可能通过直接让他购买占有一部分股权的形式。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我这里要谈到的是，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奖励、激励问题单单看成一个对他个人的待遇问题，实质上不是这样，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为整个民族的利益。

　　我特别评论一点，范恒山先生刚才讲到的，我们把国有企业经济选人的机制问题，我非常同意这一点，但是对他的答案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不是经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者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意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很高的报酬，为了让他好好干活，选经理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积极性真正搞的这些人，我表示怀疑，我过去总结过一句话，国有企业的经理，要么位置如何做稳，我们在西方，你这个企业搞的越好，给股东赚的钱越多，你位置做的越稳。现在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你做好位置的最好办法，把这个企业搞得不死不活，你不能让他赚太多钱，也不能让他太糟糕，这是我们的基本形态。很多大的国有企业搞得优秀的，是总经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他可以为下边的员工解决激励机制，但是始终没有人给他自己解决激励机制。所以国有体制下，经理人容易两极分化，一个变成雷锋，真正的活雷锋，为事业为国家干事，另一类容易变成腐败分子，我们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能够使得一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同时自己得到比较好的报酬，这样使他有持续的积极性，为国家和社会干事。有一部分在过去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不计功利，不计名利，最后也走向反面，这恰恰是制度需要我们深思。

　　最后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历史的责任，我要提醒无论从政府官员到学者，公众，还有媒体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意识，我现在看到非常遗憾，我们的政府官员，最关心的是他的乌纱帽，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所，所以对我们改革带来非常多的损害，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很多人为了保乌纱帽，他也怕指控人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宁肯拖着大堆的国有企业应该改革不改，最后拖着完蛋了，他没有责任。首先政府官员树立一种社会责任。不要把你的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为社会干一件真正的事情。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允许改革犯错误，绝不允许不改革。这个话可能容易引起误解，但是我们正确理解它是对的。我们现在好多政府部门宁肯不改革，绝对不去犯我们现在规则下的任何错误，而事实上他犯的是更大的错误，这就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不负责任。还有我们的学者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公共秩序，我们的媒体，都有这个责任。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5年，现在看一下好多生长起来的一代人，25年一代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想到文化革命我们搞忆苦思甜，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不知道旧社会的苦，我们真的有必要进行忆苦思甜，对改革开放之前之后的比较问题，否则可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很危急的地方。我们过多关注贫富差距，忽略改革本身创造财富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创造财富，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也经常会忘了邓小平讲的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要提醒企业界这方面承担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企业经常喜欢用钱来搞定，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缺乏一种正义感的事情。任何恶劣的势力，不符合正义的势力，我相信我们的企业也能够坚定地站出来，不是仅仅满足用钱搞定一个人，使自己不惹什么麻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