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题目是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我讲一点，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先把国有企业整个推到市场里，然后再讨论其它。中国的把国企也不独立产权，也不提国有化，先推到市场上去，然后看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市场就是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早期的台资、港资以及先改制的国企，组成跟国企竞争的市场。第一步中国是这么走的。但是有些公司在竞争当中就不行。一不行就发现第二个变化，产品竞争不行，发现我们要素不行，一定要把要素市场引进来。工人要变成劳动力，变成劳动力市场，要签合同，要双向选择，银行要讲贷款纪律，土地要讲价钱，这就是要素市场，这两个市场一进来，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一进来，有一个因素在市场当中就非常有价值。你要雇好的人，要出高价，要卖的产品要低价，这当中有一个资源非常重要，我们立志叫做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怎么判断，怎么用人，怎么看市场，国企推到市场当中，这个因素就出来了。国家的支持、工人的努力，加上类似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等一批代表人物，出身都是国有制、公有制，也推进市场，证明能打这个仗，所以形成一个独特的国有资产的增值过程。这个过程法律是国有资本，实际是国有的和实际上非国有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一代创业人都说不计较我自己，还是像干部一样拿着薪水。拿着等级治理的薪水，这个市场竞争讲过了，不但是产品竞争还有要素竞争，你怎么去请人，要跟外资企业，要跟乡镇企业，跟私人企业竞争，要出好的价，请优秀的人，反过来人家在挖你的人，诺基亚我了解到，你看他里头有多少人都是我们中国电信的雇员，都是我们北邮、南邮培养出来的人。为什么国企进去出不了这个价呢？因为这个企业家自己也没有，你怎么开这个价，你是工资制，所以是竞争逼着要改制。你不改，只好企业没有竞争力，可是要改怎么改？经济学理论上，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现成理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资产形成了，联想是借了20万块钱变成几十亿，海尔去的时候是亏损的，科隆早年借了镇政府几万块钱变成十亿二十亿，这个资产形成实际是两块，可是怎么倒过来界定里头谁有谁的份？天大的难题。不界定不行，界定没有现成的办法，就是靠实践当中摸索。

　　这种改制要不要仔细地加以承认？要不要现在地方实验的基础上变成地方法规，变成中央法规，变成法律，我们研究认为，非常值得去做。第一，国有系统里有大量的企业家才能的资源。我们建国以来培养教育很多人才在这个市场里头，推到市场同样的干部、同样的局长、同样的处长、同样的总经理才能差别很大。才能大的应该找一个制度形式，激励他把这个才能发挥出来，即使有效率也是公道的，这个问题我认为通过实践去做，很难，没有现成的，搬也搬不来。第二个问题权利搅在改制当中，侵犯工人利益，引起社会不公，这个问题要不要打击？当然要打击。你不打击没有社会的基本秩序，就所谓这个庙很穷，把庙掏空的那些人很富，利用权利可以一下子变得爆富，这个是反腐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两件事情是搅在一起的。所以改革要允许有一个实践有一个剥离，有一个把这两个问题都能很好解决。所以，我一直的主张，我从96年从研究下岗工人开始研究企业破产，企业哪些公司不破产，从这个角度进入到国企改革这个领域。

　　我的看法，一个企业里头工人、老板、股东、债权人有矛盾的，但是还有合作一面，没有合作没有财富。总是讲，我们这种资产法律上是国有的，事实上模糊不清的，包括个人的，包括企业家的，包括工人的。他实际是在合作当中形成的，也要在合作当中找到这个产权界定的方式，要有一个社会的氛围，要有一个实践理性的精神，像80年代走过来的路线一样，不要看这个问题多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实践过程，要求任何事情一开始就做好，一点错误也不发生，一个误差也没有，那么结果就是走不出我们历史形成的这个所谓全盘国有化。我的看法，在防止腐败的同时要承认那些人的贡献，是有人在盗窃国有财产，因为我们历史上选定的这个国有财产的形式就是含容易被盗窃，全民所有到底谁所有呀？这个权利抽象的所有者很难行为的。

　　一个是合作形成的资产怎么追补，怎么承认历史贡献，一个是利用权利腐败盗窃贪污，怎么利用法制政治改革制约制衡，我们不能区别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以牺牲那个问题为代价，这不能表现我们的智慧，不能表现我们实践为真理25年来重要的思想路线。所以叫我讲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我认为好好认识我们中国走的这条路线，非常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开放，先把不同的所有制放进来，进入市场了，然后把国有企业放进去，好的出来，不好的处理。当然到底怎么处理，下岗工人的待遇怎么样，很多经济学家也提了方案。比如现在这种垄断性行业这么大的资产，去年中移动利润588亿，这个优质资产拿一块补下岗工人，这样的社会比较和平、比较和谐，可以共同渡过这个转型期，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资产放在桌上数没有意义，资产要放在经济过程中才能增值，要动员我们这个国家的企业家，有企业家才能，或者有这种潜力的人都要适应，建设起来在市场竞争当中创造财富，然后考虑到公平，考虑到效率，考虑到社会的稳定，也考虑到法律逐步变化的权威性和适应性，逐步把历史形成的包袱解掉。

　　我到青岛去，有些企业都改制完毕，就是五朵金花和海尔，资产比较大，影响大，各方关注，张瑞敏比较在意他在社会的影响，如果不是在意这个人，他早就把海尔划完了，他就怕这个划当中，影响海尔的不利发展。我知道中国这一代优秀企业家都有这样的特征，柳传志这样，海尔这样的，李东生这样的。不能保证这些人在商场上一定赢，还可能输，但是这种贡献，公道讲，要承认的吧。虽然我们不能做这个商业，但是我们至少不能鄙视。所以，现在有些舆论我是不赞成的。要有舆论，坏事一定要有人批评，有人揭发，好的要鼓励的。为什么维也纳是音乐之都，因为那里有很多人欣赏好的音乐，中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要形成好公司的诞生地，要欣赏好公司，我做不了也要欣赏。没有这个欣赏的力量，好公司觉得没有意思了。所以，批评要的，扒黑也要的，黑幕揭发也要的，但是做的好的公司，中国这种转型体制下做的好的公司，很不容易的。要体谅，要鼓掌，要叫好的，两手齐全，才能使我们经济的生机会更加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