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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欣赏好公司
作者:周其仁    发布:2004-10-26    阅读:2929次   

  给我的题目是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我讲一点,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先把国有企业整个推到市场里,然后再讨论其它。中国的把国企也不独立产权,也不提国有化,先推到市场上去,然后看发生什么变化。这个市场就是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早期的台资、港资以及先改制的国企,组成跟国企竞争的市场。第一步中国是这么走的。但是有些公司在竞争当中就不行。一不行就发现第二个变化,产品竞争不行,发现我们要素不行,一定要把要素市场引进来。工人要变成劳动力,变成劳动力市场,要签合同,要双向选择,银行要讲贷款纪律,土地要讲价钱,这就是要素市场,这两个市场一进来,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一进来,有一个因素在市场当中就非常有价值。你要雇好的人,要出高价,要卖的产品要低价,这当中有一个资源非常重要,我们立志叫做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怎么判断,怎么用人,怎么看市场,国企推到市场当中,这个因素就出来了。国家的支持、工人的努力,加上类似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等一批代表人物,出身都是国有制、公有制,也推进市场,证明能打这个仗,所以形成一个独特的国有资产的增值过程。这个过程法律是国有资本,实际是国有的和实际上非国有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一代创业人都说不计较我自己,还是像干部一样拿着薪水。拿着等级治理的薪水,这个市场竞争讲过了,不但是产品竞争还有要素竞争,你怎么去请人,要跟外资企业,要跟乡镇企业,跟私人企业竞争,要出好的价,请优秀的人,反过来人家在挖你的人,诺基亚我了解到,你看他里头有多少人都是我们中国电信的雇员,都是我们北邮、南邮培养出来的人。为什么国企进去出不了这个价呢?因为这个企业家自己也没有,你怎么开这个价,你是工资制,所以是竞争逼着要改制。你不改,只好企业没有竞争力,可是要改怎么改?经济学理论上,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现成理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资产形成了,联想是借了20万块钱变成几十亿,海尔去的时候是亏损的,科隆早年借了镇政府几万块钱变成十亿二十亿,这个资产形成实际是两块,可是怎么倒过来界定里头谁有谁的份?天大的难题。不界定不行,界定没有现成的办法,就是靠实践当中摸索。

  这种改制要不要仔细地加以承认?要不要现在地方实验的基础上变成地方法规,变成中央法规,变成法律,我们研究认为,非常值得去做。第一,国有系统里有大量的企业家才能的资源。我们建国以来培养教育很多人才在这个市场里头,推到市场同样的干部、同样的局长、同样的处长、同样的总经理才能差别很大。才能大的应该找一个制度形式,激励他把这个才能发挥出来,即使有效率也是公道的,这个问题我认为通过实践去做,很难,没有现成的,搬也搬不来。第二个问题权利搅在改制当中,侵犯工人利益,引起社会不公,这个问题要不要打击?当然要打击。你不打击没有社会的基本秩序,就所谓这个庙很穷,把庙掏空的那些人很富,利用权利可以一下子变得爆富,这个是反腐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两件事情是搅在一起的。所以改革要允许有一个实践有一个剥离,有一个把这两个问题都能很好解决。所以,我一直的主张,我从96年从研究下岗工人开始研究企业破产,企业哪些公司不破产,从这个角度进入到国企改革这个领域。

  我的看法,一个企业里头工人、老板、股东、债权人有矛盾的,但是还有合作一面,没有合作没有财富。总是讲,我们这种资产法律上是国有的,事实上模糊不清的,包括个人的,包括企业家的,包括工人的。他实际是在合作当中形成的,也要在合作当中找到这个产权界定的方式,要有一个社会的氛围,要有一个实践理性的精神,像80年代走过来的路线一样,不要看这个问题多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实践过程,要求任何事情一开始就做好,一点错误也不发生,一个误差也没有,那么结果就是走不出我们历史形成的这个所谓全盘国有化。我的看法,在防止腐败的同时要承认那些人的贡献,是有人在盗窃国有财产,因为我们历史上选定的这个国有财产的形式就是含容易被盗窃,全民所有到底谁所有呀?这个权利抽象的所有者很难行为的。

  一个是合作形成的资产怎么追补,怎么承认历史贡献,一个是利用权利腐败盗窃贪污,怎么利用法制政治改革制约制衡,我们不能区别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以牺牲那个问题为代价,这不能表现我们的智慧,不能表现我们实践为真理25年来重要的思想路线。所以叫我讲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我认为好好认识我们中国走的这条路线,非常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开放,先把不同的所有制放进来,进入市场了,然后把国有企业放进去,好的出来,不好的处理。当然到底怎么处理,下岗工人的待遇怎么样,很多经济学家也提了方案。比如现在这种垄断性行业这么大的资产,去年中移动利润588亿,这个优质资产拿一块补下岗工人,这样的社会比较和平、比较和谐,可以共同渡过这个转型期,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资产放在桌上数没有意义,资产要放在经济过程中才能增值,要动员我们这个国家的企业家,有企业家才能,或者有这种潜力的人都要适应,建设起来在市场竞争当中创造财富,然后考虑到公平,考虑到效率,考虑到社会的稳定,也考虑到法律逐步变化的权威性和适应性,逐步把历史形成的包袱解掉。

  我到青岛去,有些企业都改制完毕,就是五朵金花和海尔,资产比较大,影响大,各方关注,张瑞敏比较在意他在社会的影响,如果不是在意这个人,他早就把海尔划完了,他就怕这个划当中,影响海尔的不利发展。我知道中国这一代优秀企业家都有这样的特征,柳传志这样,海尔这样的,李东生这样的。不能保证这些人在商场上一定赢,还可能输,但是这种贡献,公道讲,要承认的吧。虽然我们不能做这个商业,但是我们至少不能鄙视。所以,现在有些舆论我是不赞成的。要有舆论,坏事一定要有人批评,有人揭发,好的要鼓励的。为什么维也纳是音乐之都,因为那里有很多人欣赏好的音乐,中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要形成好公司的诞生地,要欣赏好公司,我做不了也要欣赏。没有这个欣赏的力量,好公司觉得没有意思了。所以,批评要的,扒黑也要的,黑幕揭发也要的,但是做的好的公司,中国这种转型体制下做的好的公司,很不容易的。要体谅,要鼓掌,要叫好的,两手齐全,才能使我们经济的生机会更加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