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何清涟、程晓农《中华民族的创口：人口压力——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应对“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两篇文章，对其中的一些观点相当赞同，但也有一些问题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在《人力资本投资：应对“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人口研究，2002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何景熙对美国发展经济学家M. P. 托达罗的乡—城迁移理论模型进行了反思与拓展，提出了“寻求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的理论与数学模型”，即“开流断源”模型，文章对开流和断源做了界定和分析。但是我认为，在开流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
“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农民变市民”，也许最终可以把农村的人转移到城市，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或者整个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变得和城市一样，实现农村城市化；可是在“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的时候，农村的基本农作活动和建设由谁来进行？有点知识、有点文化或技术能力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都转向了城市，而留在农村的只是一些没有知识文化、劳动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也许其基本生活可以依靠进入城市工作的人的支持，可是农田基本活动的质量却必然大大下降。一来增加了留在农村的农民的劳动负担，对他们的身体、精神都有很大的伤害；二来对农田投入的技术、管理的层次必然会有所下降，使农业的产出无法达到理想状态。
从我家乡的农村来看，目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要么在外求学然后在大城市里工作扎根，要么在附近的城镇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也只是在村里闲荡，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若让他们留在农村进行农业劳作，不仅他们自己而且其父母也不愿意或者不屑。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如果有可能也都是在外工作打工，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留在家里做农活。因此，农村只剩下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从事全职的农业生产。渐渐地，由于在外打工可以比从事农业有大得多的收益，或者应当说，从农业中根本无法获得收益，从而，人们都尽可能地减少农业劳作量，寻找外出工作的机会。现在，在我们那里的乡村，农田耕种已经从原来的一年三熟减少到两熟甚至单季，村里大半的农田有大半年时间都处于弃荒状态。应该说我们那里的农村状况还是属于比较好的（杭嘉湖地区），可是也确实不能在农业上有大的指望，每年投入的各种资金、肥料、劳力等等各方面加起来，最终只能得到稍高于此甚至不足于此的回报，也怪不得农民不愿意种田。
因此，我觉得“开流断源”这种方式有其尚待商榷的地方，尤其在“开流”上。如果仅仅注重怎样把农民从农村脱离出来，而不考虑其善后事宜，不注重农村本身的建设的话，很难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三农问题的本质之一在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农民对有限水资源、环境资源的压力，也就是广大农村资源－环境的人口容量超载引起农业的“内卷化”；其二是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对此，我认为也不能一概而论。从整个中国整体来说，也许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即所谓的人地矛盾以及人口压力过大对环境利用过度等；但要真正解决问题，应当注意区别对待，不同的农村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例如我家乡所在的农村，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地可种，而是不愿意种，许多田地在许多时候都荒置着。另外，我认为对农田的利用，一方面体现在农业本身，如施加化肥农药导致对农田生产力的过度利用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乡镇企业或邻近的工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上。我们家乡曾经有许多砖瓦厂，现在也有不少，这些砖瓦厂采用的是土坯烧制砖头，每年生产的大量砖瓦的原料都是来自农村的旱地。以前村里有许多大大高于河湖平面的土坡地，现在几乎都“夷为平地”了，而且现在还在进行之中，说实话还真担心什么时候有天灾水祸把整个村子都淹了。这些现象也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农村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应该多从别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
此外，对于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以基础教育为主体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我觉得有很大的可取性，文中提出由中央财政直接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对此我是比较赞同的。现在的农村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人的素质问题，中国许多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咎于人的素质的普遍低下。农村要得到改观，要发展，必须首先发展农民。而现在在农村，一方面是由于观念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由于资金问题，使得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辍学工作或劳动，这种情况长此以往的话极不利于农村的发展。而观念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素质问题，因此教育跟不上，很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从现在看，农村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金问题。农民收入很低，他们其实也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可以摆脱目前他们所处的境地；可是另一方面，在低收入水平下，他们却要为孩子支付极高的学习费用，这就形成了一种两难境地。目前，念一个幼儿园，每年要交的学杂费加起来就得有几千，而且乱收费情况严重；而现在孩子的入学年龄逐渐在提高，要支付孩子十几年的教育费用，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实在很困难。如果可以由中央财政直接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那将会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从长远来看，必将有利于农村的建设。在普及9年制的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才谈得到专业技术教育，以此为基点培育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才谈得到发展高科技生物－生态型的现代农业。也只有在农村人口素质普遍提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留得住知识分子，使他们提高农村的现代化水平，为农村发展作贡献。
但另一方面，我对作者所提出的应当投入的国家财政资金数有点疑问，如果真的按作者所说，为了支持这一计划，即由中央支付9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部学杂费，国家需要把40%的财政收入投入其中，40%，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么，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呢？似乎答案趋于否定。
但总的来说，我比较同意国家对农村教育大力支持这一观点。国家决策层应当站在农村、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正如作者所说，在人为构筑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内，中国农民近五十多年来用自己的血汗造就的农业剩余支持、哺育了国家的工业化、城市现代化，为国家繁荣、稳定做出巨大牺牲。现在已经到了撤销城乡身份等级制度,以“同等国民待遇”回报农民，以人力资本投资“反哺”农村和农民的时候了。没有8亿农民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没有为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而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中华民族的创口：人口压力——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中，何清涟与程晓农的对话提到了很多有关三农问题的方面，其中讨论比较多的有：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城乡政策问题以及人口资源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等等问题。
在农民负担问题上，乱摊派乱收费的问题得到了很多讨论。文中指出，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实际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养乡镇干部。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像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绌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
文中提出，在很多农村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又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农民负担不减轻，确实可能引起很多的后遗社会问题。对于此，身在农村，确实也有很多的感触，但这一点，我想也是在各个地方都不一样的，例如在我们那里，近年的情况就好多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在人，一方面在制度，包括了从上到下各个层级上的人和制度。
关于城乡政策问题，程晓农提出，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这种倾斜加快了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但何清涟则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并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他认为有些政策向城市倾斜是事实，但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多兼顾一些农村，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他认为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在这方面，我比较同意程晓农的观点，目前在很多方面的政策都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倾斜性。例如城市化问题上，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中，人们把大多数注意点都放在较大城市和大城市，而对农村的相应建设却关注不多。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即使城市化发展得再好，也不能促进我们社会的整体进步。“乱收费”问题确实如何清涟所说不是主要的问题，但总体的政策上的倾斜却导致了许多问题的连锁发生，从而对农民的压力不断增加，对农村的发展极为不利。如果能在政策上对农村更为重视，对其实施一些补偿性的、支持性的政策和措施，我想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应该会有好的改善。
如文中所说，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所谓“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是指：首先要有一个理性、高效廉洁的政府，清楚地知道采用各种适当的政策对社会进行调控；其次，计划生育要成为中国农村人口自觉的行为，而不是中国政府现在的纸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则需要不断提高全体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以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最终达到反贫困的长期目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个部门一个产业的事，需要社会多个方面结合进行，注意政策的合理，在一些方面应当更注重支持性资助性等等；应当从农民为基点进行，但也不能只从农民角度进行；另外，还应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不能以一种方式解决所有地方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农村、农民以及农业等方面的一些比较粗浅的认识和理解，尚谈不上高见，但也算是出于一个成长于农村的学子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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