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年是共和国建国55周年，在过去55周年里边，整体来看我们的经济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发展，主要是利用了后发优势，这个后发优势包括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在前30年里边，我们是通过计划经济利用了这段后发优势，也就是通过国家动用资源，国家积累的办法，借鉴西方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来发展我们自己，到70年代之后，包括政治制度的影响，我们知道70年代，计划经济能够利用的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改革开放。在过去25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在通过放松计划，利用民间的力量，给人们以更多的自由，这样使得每个人都产生积极性去发展致富，这时候我们利用了新的后发优势，也是技术和管理的两方面。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有没有可能继续维持比较高的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技术上、管理上的后发优势逐步转到制度上、体制上的后发优势，而这一点是令人担心的。因为过去好多经验证明，好多落后国家在利用技术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以后，他们可能有点骄傲自满，自己的体制、制度已经非常好了，我们能够这么快地成长，我们不需要再做大的改革了.
　　而这一点恰恰错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发达国家产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是在什么样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利用一定的技术管理的后发优势，我们自己的体制有没有可能生产或者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竞争力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我们更深入的改革开放，这一点是做不到的，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任何一个企业你让他发展创造技术，多投资R＆D，他对未来有一个非常好的预期，一定对产权制度有一个很好的保证，一定司法有相当的独立性，使他在各种经济纠纷、社会纠纷当中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我们的国家，我想恰恰在这方面还比较弱。未来如果我们国家继续发展的话，重要的还要不断地推进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司法的独立性和提高司法效率。
　　我们改革远远没有结束。如果中国改革结束的话，我们再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没人参加了，所以学界和经济界都会感到这个无聊。我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当时我们讨论改革方案的时候，大家认为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的改革，现在我们25年、26年过去了，这个改革远远没有完成，这点要说明我们改革的艰巨性，到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知道，改革的阻力不仅仅在于既得利益，在于政府部门，包括民间的力量，也是非常值得反思的，包括文化传统，这些都需要大家反思。
　　再者，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在这儿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比较，究竟哪一个更有效率，我想这个问题不同的细节有不同的反映。目前主流的经济学界，无论是理论还有经验的研究方面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资源要得到有效的配置，一定主要靠民间的力量、自由企业制度下的力量来推进它的发展。我还要强调一个观点，任何一种组织形态，它是不是有效？我们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它，当我们给他平等的条件以后，我们看哪些企业能够活下去，哪些企业没有办法活下去，在竞争的市场经济当中，我们知道没有效率这种体制就会被淘汰。但是在一些国家保护的领域，没有效率的组织形态也可能在长期维持，因为国家可以利用一种强制的办法或者征税的办法，或者授予他垄断地位和垄断资源的办法来维持它的生存。我们在市场当中一个企业你要生存下去，首先要消费者，你生产的东西消费者愿意不愿意付钱。我们知道国有企业这方面约束比较弱，有时候消费者不愿意付钱，通过强制消费他可以赚钱，我们的垄断行业存在着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我们看一下，在资源的垄断方面，或者我们现在一些大的国有企业，可能盈利水平还比较高，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企业为什么盈利，很大一个原因，他占有这个垄断资源，好比石油这个行业。我们国家石油这些企业他不支付真正的资源成本，他们现在购买外国油田的时候，他们要付大量的钱，如果按这个标准换算过来，可以说我们这些石油公司都是亏损的。但是它的战略上表现是赚钱的，是因为他享有这些资源，他不需要付费，反过来说，我们这些资源在全世界公开拍卖我们的石油勘探权，我们卖的资源价格远远高于石油公司给我们上缴的利税，这个实际是国家财富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损失。对于民营企业我们要看它的地位，我想经济地位这儿不想多讲，我这里特别想讲两点。
　　第一点，我们从政治角度来看一下民营企业的地位，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至少在过去30年来，什么时候最稳固，就是现在最稳固。而为什么现在最稳固？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国家解决了大量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头疼的是下岗问题、失业问题或者农村的就业问题，这么多年来，谁为解决就业问题做的贡献最大？是民营企业、私人企业。现在看哪个地方的政府首脑，不因为待业问题而头疼，就是民营企业、私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他死守着抱着国有企业，不愿意放开民营企业，这个地方实际面临很多的头疼的政治问题，这也是增加国家安定团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统计一下上访，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民营经济占主导地方双方上访的情况要比主导企业小得多，我们从政治上看，没有民营企业大的发展，我们国家政治不会这么稳固，未来我仍然相信，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继续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看到更多的利税，这个国家也不会继续这么安定。
　　第二点，我们要从全球化的视野看一下民营企业的重要性，现在是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力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地位上的地位、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力量。如果没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中国企业能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国有大的企业，现在可能进入世界五百强，我们知道国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地位，人家并不把他当做真正的企业看待，而是当做政府部门看待，这次好多西方国家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国有企业在主导大量经济部门的时候，国际上不大会承认你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上不承认你这点，反过来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当中处于劣势的地位，人家随时可以用反倾销的办法阻止你跟他竞争。我们进一步看一下新技术、R＆D的投入，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也不可能，未来的中国，我们想让中国经济在国际上有所地位，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特别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之后，好多行业要进行整合，没有整合，中国经济就没有大的希望。
　　我们举一个例子，全中国有六千家制药企业，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一年能拿出几亿的资金进行R＆D的投资，国际上大的药厂，一种新药的生产研发成本，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要十亿美元，未来我们哪个企业可以跟国际企业竞争，现在看没有。所以现在企业的整合非常重要，问题是谁来整合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业。我们无非现在看三个候选人，第一个国有企业整合，第二个民营企业整合，第三个外资企业来整合。我们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很好的条件，这个任务只能落在国有企业，过去25年改革证明，国有企业没办法承担这个任务，这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王雅君先生一本书研究，过去20年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实际没有国有企业保护的时候，反倒是外资企业大规模地全面、全方位进入中国，变成中国最重要的一支经济力量，我不是说外资企业进入不好，外资企业在我们打破旧的体制非常重要，未来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允许民营企业整合中国的经济，国有企业就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个任务，我们只能把中国未来的整合任务放手给外资企业，也就是在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上有品牌的企业，大规模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除了几个垄断行业之外，基本都是人家的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甚至四级、五级供应商，一级供应商都达不到，汽车可能变成这样。这里我们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民营企业不仅仅是它本身的问题，是国家利益的问题，某种利益上讲，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国家未来发展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说得再动感情一点，民营企业的态度是爱国主义，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这么大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如果我们不愿意，那我们就必须跟民营企业创造很好的发展环境，无论是政策上、体制上还是应用上，我想这一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我要特别提一下对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在过去25年当中，我们下一个论坛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相信下几位主讲人会给出非常好的回顾和自己的一些意见。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过去国有企业改革25年，从一开始大家并没有真正考虑国有企业它有产权问题。所以我们单纯放权让利，有承包制等等的办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只能最多仅仅是一个止痛药，强心针，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的问题，90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国有企业要真正地发展，必须解决它的产权问题。在这个里边对待国有企业的经理人问题，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我想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政策部门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给予足够高的激励，这种激励可以通过奖金、年薪的形式，更重要要通过股权的形式，股权可能是通过期权的形式，也可能通过直接让他购买占有一部分股权的形式。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我这里要谈到的是，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奖励、激励问题单单看成一个对他个人的待遇问题，实质上不是这样，这是为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为整个民族的利益。我想如果大家不需要学习西方。我刚才讲后发优势是西方的，我们中国古人，我们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大家有机会参观山西平遥山西的票号，他的激励机制比我们国有部门要聪明很多倍，为什么一个东家，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股东愿意把一部分股权无偿地让给那些掌柜的，也就是CEO，他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不是为了CEO的利益，这个是人身股，最后山西票号，相当一部分票号人身股占的比例超过东家持资股的比例，最高占到60％几，整个企业分红里，百分之六十几分给经理层，人身股，百分之三四十分给东家，为了解决这些经理人，我们现在讲的59岁现象，一般人身股退休以后不可能再分红，没了，你到最后几年就不好好干了，这个时候，这些东家甚至可以把这个人身股允许掌柜的，它的经理人，它的子女来继承若干年，用这样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激励。所以这使山西票号100多年时间里，从南到北变成中国最大的经营机构非常重要的原因。
　　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不是经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者的问题，谁有积极性好的经理人，现在我们没有解决。如果我们同意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很高的报酬，为了让他好好干活，选经理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积极性真正搞的这些人，我表示怀疑。我过去总结过一句话，国有企业的经理，要么位置如何做稳，我们在西方，包括刚才讲的山西票号，中国的企业，你要做这个位置，你这个企业搞的越好，给股东赚的钱越多，你位置做的越稳。现在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你做好位置的最好办法，把这个企业搞得不死不活，你不能让他赚太多钱，也不能让他太糟糕，这是我们的基本形态。
　　很多大的国有企业搞得优秀的是因为总经理非常有改革精神，他可以为下边的员工解决激励机制，但是始终没有人给他自己解决激励机制。所以国有体制下，经理人容易两极分化，一个变成雷锋，真正的活雷锋，为事业为国家干事，另一类容易变成腐败分子，我们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能够使得一个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同时自己得到比较好的报酬，这样使他有持续的积极性，为国家和社会干事。有一部分在过去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不计功利，不计名利，最后也走向反面，这恰恰是制度需要我们深思，让我们看到不可能通过教育这些人，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改变它的行为，我们一定要从体制上，使得每个人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使自己也得到足够的报偿，他要使自己得到足够好的报偿，他就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来。
　　我们这个社会更多需要君子，君子干的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要么就是圣人，要么就是小人。所以我们一定从体制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历史的责任，我要提醒无论从政府官员到学者，公众，还有媒体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意识，我现在看到我们的政府官员，最关心的是他的乌纱帽，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所，所以对我们改革带来非常多的损害，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很多人为了保乌纱帽，他也怕指控人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宁肯拖着大堆的国有企业应该改革不改，最后拖着完蛋了，他没有责任。首先政府官员树立一种社会责任。不要把你的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为社会干一件真正的事情。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允许改革犯错误，绝不允许不改革。这个话可能容易引起误解，但是我们正确理解它是对的。我们现在好多政府部门宁肯不改革，绝对不去犯我们现在规则下的任何错误，而事实上他犯的是更大的错误，这就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不负责任。
　　还有我们的学者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公共秩序，我们的媒体，都有这个责任。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5年，现在看一下好多生长起来的一代人，25年一代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想到文化革命我们搞一苦思甜，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不知道旧社会的苦，我们真的有必要进行忆苦思甜，对改革开放之前之后的比较问题，否则可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很危急的地方。我们过多关注贫富差距，忽略改革本身创造财富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创造财富，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也经常会忘了邓小平讲的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要提醒企业界这方面承担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企业经常喜欢用钱来搞定，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缺乏一种正义感的事情。任何恶劣的势力，不符合正义的势力，我相信我们的企业也能够坚定地站出来，不是仅仅满足用钱搞定一个人，使自己不惹什么麻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