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以来，郎咸平事件及其引发的争议仍在延续。撇开争论中的诸种具体学术观点，我感到这场争论中凸现出来的经济学家的职责和素养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经济学家是否只应在五尺书斋中顺应理论的数理化倾向，一味地追求学术形式的美感？在国家整体利益与某些利益集团之间如何保持学术的科学性？学术讨论和争议中怎样避免过于情绪化的冲动？我们不妨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求某些启迪。

　　国家意识与理论研究

　　经济理论研究中过多地强调国家意识肯定会影响对外来理论成果的吸收、利用，并损害理论本身的健康发展，但国家意识的欠缺也肯定会影响到理论的生命力和理论的光芒。
　　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中是否要有国家意识？国家意识与经济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之间是否一定存在癥牾和冲突？我们还是来看看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

　　汉密尔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当时摆在刚独立不久的美国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继续向英国、荷兰等国出售棉花、小麦、烟草、木材等产品，以交换这些国家的工业品；二是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工业。汉密尔顿站在国家利益高度，极力主张美国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没有一定的制造业，不仅不能使国家富强，而且很难保持独立地位。由于美国工业起步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难以同经济起步较早的英国、荷兰等国的廉价商品进行自由竞争，必须利用关税来保护美国新建立的工业。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说成为落后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理论依据。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在撰写其代表作《政治算术》时，正值第三次英、荷战争，国内经济困难，国外面临着荷、法两国的威胁。配第为了让人们知道和确信“英国的事业和各种问题，并非处于可悲的状态”，在《政治算术》中比较分析了英、荷、法三国的经济实力和造成这种实力差异的原因，并从贸易、税制、分工、资本和利用闲散劳动力等多方面提出了英国的强盛之道。可以说，如果没有强烈的国家利益意识，配第很难在这个鸿篇名著中提出这么重要的理论命题。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属时代的德国，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仅有纺织业、染料业及少数钢铁企业，农业人口居多。李斯特没有去附和当时风行欧洲的亚当·斯密的理论，而是以所谓的国家经济学来对抗和反对亚当·斯密的世界经济学。李斯特认为，研究问题必须“考虑到国家的性质”，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民族文化、自然环境不同，因此，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而且，由于各国之间存在不同的乃至相互对立的利益关系，倡导世界主义经济学无异于要小国、弱国受制于大国、强国。李斯特的理论所关心的是，在当时德国的经济条件下，如何改变德国的产业结构，建立和发展工业，促进德国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作为财富原因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告诫德国民众不要仅从形式上去羡慕英国的丰富、价廉的工业品，而更应去深究这些工业品的生产能力的形成。如果用当今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李斯特针对当时的德国现状，提出了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思想，以增进德国的生产力。这些制度包括宗教、法律、财产、道德、艺术等方面。

　　李斯特关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思想、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论述、关于保护关税以保护民族工业的理论等，成就了他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理论中经常散发出来的国家利益意识不仅为他的理论赢得了世界级席位，也为他本人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我们还可以思考，为什么主张追逐金银财富和贸易自由的重商主义，会出现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相对强大的西欧各主要国家？为什么作为贸易自由和国际垂直分工重要理论基础的比较利益论，会滥觞于英国而不是当时的法国呢？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经济理论研究中过多地强调国家意识肯定会影响对外来理论成果的吸收、利用，并损害理论本身的健康发展，但国家意识的欠缺也肯定会影响到理论的生命力和理论的光芒。

　　时代呼唤与学术响应

　　在人文科学当中，可能还没有哪一门学科会像经济学这样，同社会现实和发展时代联系得如此密切。经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响应，意味着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理论需要，但也决不意味着手忙脚乱地凑热闹，给理论注入浮躁感。

　　马克思在谈到18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法国重农学派时曾指出，重农学派的产生“既同反对柯尔培尔主义有关系，又特别同罗氏制度的破产有关系”，是一个时代的学术产物。17世纪下半叶，法国推行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政策，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凋敝。18世纪初期，法国又推行了约翰·罗的发行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来增加财富的试验，结果引起了财政金融的全面恶化，法国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法国经济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法国民众尤其是法国学者面前的严峻课题。魁奈原是宫廷御医，由于忧心于法国国民经济的极度衰落，在60岁左右转而研究经济问题。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响应时代的急切呼唤，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流通领域产生财富的经济理论赶下了圣坛，强调要从生产领域、从振兴农业中寻找法国经济发展的出路。重农学派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理论不仅为当时法国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经济学后来的发展起了坚实的铺路作用。

　　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是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缔造者。在他所处的时代，英国正处于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制造业的过渡时期，以分工和手工技术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是当时英国工业的基础，工人从事单一部件的加工或单种工序的操作，推进了生产过程按对象专业化和工序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劳动的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上各阶级？”时代要求经济学家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各阶级阶层的收入、消费的源泉和性质加以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同时，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也要求排除财富增长进程中人为的障碍，从理论上清算封建残余影响和重商主义的消极作用。斯密顺应时代的要求系统地阐述了以上的理论内容，并论证了经济自由的合理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也因此成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家。他顺应时代要求而阐述的分工理论细腻、详尽、深刻，至今仍常为人所引用、提及。

　　凯恩斯及其卓尔不群的宏观经济理论也同样可被视作对社会时代呼唤的一种响应。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世界经济，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以自由放任为信条的传统经济学的信心。1933年初，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克服了前任总统胡佛的怯懦，摒弃了政府不干预的传统，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干预措施，逐步使美国经济走出了1930年代大危机的阴影。许多欧洲国家也纷纷仿效罗斯福的做法。罗斯福的政府干预政策后来被史学家称之为罗斯福新政。但罗斯福新政毕竟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和必要的理论升华。

　　英国剑桥大学的凯恩斯敏锐地捕捉和把握了这一理论转型的重大契机，总结了罗斯福新政和其它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在罗斯福新政的3年后，即1936年出版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地阐述了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缺陷和实施政策干预的必要性，深入地论述了政府干预的政策手段和政策内容，从而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新时代，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后来有人把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称之为“萧条经济学”，正点出了凯恩斯的理论是以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经济干预为时代背景的。

　　人文底蕴与学术养料

　　没有一定的人文底蕴，经济理论恐怕只能充当数理分析和权势的奴隶，很难去直面公正、贫穷和协调发展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经济思想最初是与人文哲学思想浑为一体的，在经济思想还未体系化以前，所有的经济思想都只是片断的或琐碎的，包含在人文哲学思想中。人们是在谈论广泛的人文哲学问题时，偶尔涉及经济问题，经济思想依附于人文哲学之上，所以，那时的经济学家必定是出色的哲学家，领经济学家之衔而不戴哲学家之冠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无一不是哲学家兼经济学家。柏拉图在拄着哲学的手杖，漫游他的“理想国”时，论述了分工的经济意义，而亚里士多德在阐释公平这一道德范畴时，对商品的价值形式发表了天才的见解。

　　在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勇敢地站立起来，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反对禁欲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

　　正是在人文主义的哲学旗帜下，重商主义才敢于也才可能堂而皇之地把人的欲望、人的追求摆上了经济理论论坛，理直气壮地宣扬金银的辉煌，以人的世俗眼光，确切地说，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从而最早吐露了利润产生的秘密。

　　法国重农学派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启蒙学者提出的“自然秩序”观。启蒙学者认为，自然秩序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秩序，只有自然秩序是唯一合乎人性的，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重农学派接受了这一思想，并由此出发营建了其理论体系。重农学派的重要成员杜邦给他们的理论所下的定义就是“自然秩序的科学”。

　　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以其理论的精辟、体系的恢宏而著称于世，但其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的。早在牛津大学求学时，他就对其好友休谟的《人性论》如醉如痴，并将其中的一些哲学思想移植于后来他所著的《国富论》中。在欧洲大陆旅行时，斯密在学术巨匠云集的巴黎，结识了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等哲学大师，从哲学上吸取了理论养料，尤为明显的是，爱尔维修的利己主义伦理观后来竟像个幽灵一般，游荡于斯密的著作当中。在斯密看来，人都是利己的，这是人之天性。有了利己心，才有了分工、交换；有了利己心，资本也就能在竞争中自己寻找有利的用途……就这样，他以利己主义演绎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导出“经济人”这一重要范畴。他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却“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由此提出了名闻遐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利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举起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

　　如果说重农学派以启蒙学者的“自然秩序”观为哲学基础，斯密以欧洲启蒙学者倡导的理性观念为指导的话，那么，李嘉图及其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则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的信徒。李嘉图是通过他的好友詹姆士·穆勒接受功利主义的，所以边沁曾不无自豪地说：“我是穆勒的精神上的父亲，而穆勒是李嘉图的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的精神上的孙子。”边沁不承认有所谓的自然秩序，但也从自私自利的人性出发，把个人看作社会的基础，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个人利益的自由追求，才能实现社会利益进步的公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石。边沁虽然也出版过一些经济学著作，但令人深思的是，对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并非是他的经济理论，而是他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还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政治经济学的发源。

　　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作为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忠实信徒的约翰·穆勒，对人文哲学亦颇有造诣，他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一书中就精巧地融合了哲学思想与经济理论。这本书长时期内被奉为经济学的圣经，并作为西方许多大学的教科书而在历史上显赫一时。

　　众所周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研究中运用了进化论、均衡论等方法，运用均衡论的最高体现便是他的均衡价格论。实际上，这些方法大都得自实证主义代表、英国哲学家斯宾塞，马歇尔曾仔细研读过斯宾塞的《第一原理》。可以惊讶地发现，斯宾塞之进化论、均衡论的哲学思想是如此深刻、全面地渗入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中，有些语句都十分相似，以至使人觉得《经济学原理》中的某些有关部门是出自斯宾塞之手。

　　没有一定的人文底蕴，经济理论恐怕只能充当数理分析和权势的奴隶，很难去直面公正、贫穷和协调发展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学者素养与学术精神

　　忍受学术寂寞和前面提到的响应时代呼唤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前者体现的是一种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后者说明的是理论品格的与时俱进。问题在于，不能浅尝辄止地整天跟着热点跑，更不能在逆时代发展的陈旧理论框架中作茧自缚。

　　经济理论与社会经济现实的密切关联性决定了经济学家须保持对社会经济的一定参与度。如果研究货币银行学的，除了去储蓄所存款外，再未去过银行；研究农业问题的，除了从飞驰的火车窗口瞥见过农村风景外，也从未去过农村……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研究”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经济学大师李嘉图在21岁时因恋爱问题而与父亲断绝关系，生活拮据的他开始独立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睿智嘉谋使他在25岁时便成了百万大富翁。参与金融交易活动的经历和体会帮助他撰写、发表了其处女作《黄金的价格》，之后又发表了不少金融方面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兴趣的导引下，李嘉图终于逐渐步入了经济学研究的殿堂，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忧心于当时法国的生产不振、供给贫乏，认为应该减少干预，放手让工厂扩大生产、增加供给。他为了体验工厂生产的潜力和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也为了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于1805～1813年期间，开办了一个以最新式机器装备起来的纱厂，并全面负责生产经营业务及机师技工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工厂的生产活动蒸蒸日上，不久便发展为具有400～500工人的可观规模。这一生产经营实践使他确信在纺纱业并推及其它行业中，扩大供给、增加生产的可能性。他提出的萨伊定律虽在理论论证逻辑上存在缺陷，但他对于扩大生产的强调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如果去仔细地研究那些学术成就斐然的经济学家的履历，可以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曾直接有过经商经历，或在公司、政府有关经济管理部门担任过一定的职务。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重要的是这种经历所带来的一定感性认识，而不一定是这种经历的成功。如据说凯恩斯也从事过证券投资，但并不成功。

　　经济学家还应具有学术研究中的坚韧性和对学术寂寞的忍受力。弗里德曼在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之时，开始研究其与凯恩斯学说相癥牾的货币理论，因此忍受了长时期的冷落、寂寞，直到其学术贡献最终受到学界肯定。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表了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企业的本质》，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当时的许多人都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此文荒唐、无聊。但这并未动摇科斯在他既有的研究路径上艰难前行。1991年，科斯终以他独特的理论贡献和学术风格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需要说明的是，忍受学术寂寞和前面提到的响应时代呼唤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前者体现的是一种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后者说明的是理论品格的与时俱进。譬如，很难说科斯的理论与时代递进步伐是不相适应的。问题在于，不能浅尝辄止地整天跟着热点跑，更不能在逆时代发展的陈旧理论框架中作茧自缚。

　　群体研究和学术平等交流意识是经济思想史为我们昭示的经济学家应有的又一素养。重农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组织有学术纲领的独立团体，这一团体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对于重农学派的学术升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围绕着价值论、分配论、经济增长论等展开的大量讨论甚至激烈争论不仅深化了学术研究，甚至还加深了两人的友谊，这已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外，还可举出19世纪末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等的边际研究群体；布坎南、塔洛克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芝加哥大学的货币问题研究群体；等等。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频繁的学术交流及其传世友谊更是历史的典范。这对于文人相轻现象和学术上的傲慢、封闭应具有警示和鞭挞作用。

    叶德磊 ，1962年生，江西九江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华东地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证券市场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和证券市场研究。撰写的教材和专著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研究》等。撰写的学术论文多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