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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信贷形势突变的判断与建议
作者:夏斌    发布:2004-11-09    阅读:2463次   
     一、当前信贷形势突变的原因
    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5.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9%。广义货币M2余额20.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两者分别为1996和1997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贷款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回答此问题,必须对上半年信贷迅猛增长的原因有个基本分析。
 (一)国民经济正常的快速发展,有力刺激了贷款需求的提高
    一季度GDP增长9.9%,4、5月份的“非典”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不会有显著影响,对全年的影响不大。其中一些“暂缓消费” 会在下半年得到补偿。各方面体制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释放的投资增长的发展势头仍不减。前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7%,创1995年年中以来最高水平。进出口前5个月累计增长近40%。这是推动上半年贷款迅猛增长的基本因素。
    (二)各地方政府在完成换届以后为追求政绩而扩大投资规模
    有关数据已证明,去年下半年以来,贷款扩张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提速,其中机场、地铁、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势头尤其明显。这一发展势头在时间上这与地方各级政府换届大致一致、在投资方向上所影响的部门也主要与地方各级政府行为有关。已出现一度被关闭的“五小企业”死灰复燃苗子。在某些地区,一些新开工的行业结构基本雷同。在大干快上热情下,出现部分重复建设,促使贷款迅速增长。
    (三)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
    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负值,在1999年甚至达到接近1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该误差项却首次出现巨额正值,达到近80亿美元的水平,如此显著的逆转很难说完全是靠加强外汇管理带来的。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从而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四)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新特点对贷款迅猛增长的推动
    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出现了以下新的情况:
    一是四大银行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有的在悄悄改变策略,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些贷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期限长,风险担忧小。
    二是四大银行过去害怕向中小企业贷款,现票据市场发展后,中小企业贷款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贷款先由广大中小银行进行票据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进行转贴现,贷款风险首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忧虑,因此出现了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2002年,商业汇票贴现量为23073亿元,比上年增长61%。今年前4个月票据贴现增1825亿元,占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的17.1%,票据贴现余额为7594亿元,创历史最高。其中工商银行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1781.26亿元,票据贴现贷款就有789.14亿元,占44.3%。
    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贷款周转速度的加快。
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升资金利率,鼓励基层行积极、稳妥放贷。
    当然,也不排除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了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事先与客户达成协议,考核前放贷款,过几天收回贷款。从帐面看,贷款、存款都有增加,出现贷款在月末、季末快速增长,月初、季度初又迅速回落的现象。
    二、对突变形势的基本判断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基本良好的。“非典”疫情的短期存在并不会改变中国广阔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基本优势,外资流入是由于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国的相对优势决定的,不会因为短期因素冲击而改变,投资增长势头不减,人民币汇率仍保持稳定。
    因此我们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8-8.5%之间。由此进一步判断,鉴于1996年以来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基数的反弹,自去年8月份以来贷款的迅猛增长,其中有房地产投资和部分重复建设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但基本增长态势是合理的。鉴于1986、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涨的教训,对一年来的贷款迅猛增长要予以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会引起像那个时代的严重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通过计量分析我们预测,今年的全年贷款增长速度理想目标为18%左右,明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9.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贷款增长超过23%,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急剧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的迹象。但是目前的对策,不要过早地对信贷总量进行过于严格的调控,应该力争在结构政策上进行调控。
    为什么当前的信贷增长还不至于马上引起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其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以往的时期已很不一样。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绝大多数贸易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贸易品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我国贸易品价格出现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存在强劲的外资流入和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我们也完全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这就是说约束经济高速扩张的资源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扩张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非贸易部门,例如电力、道路、房地产等。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但由于上述庞大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得到明显的约束。
    若进一步分析,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将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源逐步向该部门转移,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条件下长期形成的贸易部门过度扩张的局面,二是总体价格水平有所上升,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形成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升值的局面,从而可纠正人民币低估对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同时轻微的通货膨胀还有助于银行清理坏帐。这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的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因此未雨绸缪,有必要及时采取预调、微调对策。
    三、对中央银行政策选择的建议
 (一)继续选择稳定汇率的政策
   在当前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攀升从而引起外汇占款的大量增长,贷款增长率创历史高位的情形下,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确实面临稳定汇率与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
    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市场反而会认为中央政府已经放弃维持汇率稳定,也可能会在市场压力下继续升值,从而刺激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但如果一次对人民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放任人民币升值,则在目前阶段,人民币汇率将显著上升,在存在投机性因素的情况下很可能调整过头,当投机性资金获利流回时又会面临贬值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出口部门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行业,技术含量低,从而利润率较低,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引起出口部门快速收缩,形成大量失业,通过关联效应导致经济的显著下降,同时在银行体系将堆积大量新的坏帐。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上升还将导致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在目前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因此,短期调整成本是相当高的。
 (二)密切关注信贷的增长,确保其增长速度不超过23%
不宜选择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政策,但也不能不关注信贷猛增的势头,甚至放任目前信贷猛增的势头不管。我们预测,如果全年信贷增长速度超过23%,则会对2004年及2005年的经济过热产生压力。因此,一方面不要轻易、过早下“过热”的结论,另一方面应对6月底信贷同比增长22.9%的增速高度警惕(因往年第4季度信贷增长率较高),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将全年信贷增长速度控制在23%左右。巧妙地把握目前的局势与时机,利用汇率不升值的大好机会,调控好信贷增长势头,是加快发展我国经济的需要。
  (三)力争在调整贷款结构基础上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从目前推动贷款增长的可能原因和目前的贷款增长率来判断,目前信贷供给的结构问题可能比总量问题更突出,控制不好则会在未来形成大量坏帐。因此不宜轻易对总量采取“急刹车”政策,而应该力争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政策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1、要根据央行最近关于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精神,重点抓紧落实可操作性细则,防止房地产贷款中可能产生的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抑制投机性资金(包括外资)流入房地产形成房地产泡沫的因素;2、加大直至放开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助于抵消信贷结构政策调整中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客观上也是支持发展中小企业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3、通过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监管,改善贷款结构。检查、纠正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防止新的不良贷款;制止商业银行使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经营行为继续产生,以减轻银行改革的新增成本。
(四)慎用存款准备率政策,继续选用央行票据“对冲”政策
    调整存款准备率工具,基本是总量工具,结构性操作较难。此工具若调控力度小,对商业银行基本没什么影响,商业银行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调整资产发放贷款。但如果调控力度大,容易引起信贷的大起大落,不仅对刚刚走出轻微通缩的经济形成打击,而且会产生新的大批量不良贷款,调整代价高昂。另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必然使得市场流动性减少,推动银行间市场利率进一步走高,这又会鼓励投机性外资的套利行为,进而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部分抵消准备金政策的后果。弄得不好,部分商业银行还能以流动性危机作为要挟倒逼中央银行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因此,非到关键时刻,不宜轻易动用存款准备金工具。
    在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不断增多情况下,选择发行有一定财务成本的央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是一种不得已的有全局意义的明智选择。但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有否极限,时间能维持多长,要有前瞻性考虑。因为下述因素会阻碍该工具的大量、长期使用:一是在贷款能带来较好盈利机会的条件下,要诱迫商业银行减少流动性就必然会将央行票据利率提高到比较高的程度,而利率的提高会提高国债的成本,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影响直接融资规模,市场利率和投资成本的提高,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二是商业银行可将持有的大量国债和海外资产方便地转换为市场流动性,甚至出现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套利性外资的流入,从而又部分地抵消该工具效应。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由于较大规模使用央行票据,其历史仅一年多,经验缺乏,海内外资金流动的不可测性因素较多,因此,央行票据什么时候卖出,卖出多少,市场实际利率会如何变动,要密切关注。一句话,要勤于微调和预调,善于在对微调偏差的纠错过程中达到调控目的。
(五)在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
    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和实体经济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针对目前人民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低估情况下,保持汇率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但是根据世界经济的目前状况,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无法兼得的“铁律”,早晚也会在我国演绎。何况,随着形势的发展,央行的“对冲”操作效应是增强,还是减弱,会否遇到新的阻碍性因素,难以预测。因此,我们应主动应战,不断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随时适应正在不断变化的形势。可以考虑择机、搭配运用下列措施,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让实际汇率升值。
   1、 根据我国入世承诺,从2002年1月1日起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即从2002年的15.3%降到2005年10%以下,这意味今后的二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会逐步升值,这会缓解中国人民币现阶段所面临的升值压力。视形势发展需要,甚至可提前履行入世承诺。
    2、逐步减少出口退税的税率。有专家在科学测算出口退税效应及部分“假出口、真骗税”影响后,认为以取消出口退税为前提,人民币至少应有5%-10%的贬值空间。同时考虑到我国现有近3千亿的出口退税拖欠,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有利于改善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减少对出口企业的保护,培育其竞争力。因此可以分阶段,择机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税率。
    3、适当放宽外汇管制,缓解央行的“对冲”压力。将强制结售汇制改为意愿结售汇制,目前是好时机。进一步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放宽对企业和居民用汇的限制。
    4、视汇率态势发展,择机减少国内企业到海外发行债券额度,逐步发展境内外币债券市场;鼓励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与债券,向国内银行借款,以影响外资流入境内的速度。
    5、如果上述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仍出现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可通过年1-3%的温和通货膨胀政策逐步释放。通过通货膨胀调整的好处是:调整时间较长,资源转移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可以逐步适应新的环境,经济调整成本相对较低;调控当局针对国际市场美元汇率的变化情况及资本流动的新变化,可以及时改变政策走向;在长期,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过剩,国际比较的工资水平可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保持竞争优势;在温和通货膨胀和非贸易部门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工资水平上升较慢,劳动力就业可以得到较大幅度的扩张,有利于明显缓解我国目前的结构性就业不足问题。
    6、应强调外汇管理政策的基调应是国际收支平衡。在资本项下未完全开放下,只要是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基本稳定,不必担忧经常项目顺差减少。保持经常项目略有盈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时有逆差也不必惊恐。
    7、抓紧研究更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生成制度,特别是要研究人民币由现盯住美元逐步过渡到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方案。
    总之,实际均衡汇率的变动,有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有汇率预期引致的资金流动带来的压力。当前一方面要抓住好时机,防止信贷过快增长,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央行调控压力,稳定汇率不变的预期。通过稳定汇率预期,争取时间,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经济实力越壮大,汇率问题越将突出。1997年时期人民币贬值和近时期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表明,世界已不能漠视中国的存在。海内外经济形势的日益变化表明,中期汇率政策的前瞻性研究刻不容缓。我们必须学会打“汇率牌”,多方博弈,综合处理好中国对外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诸项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