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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宏观调控 走新型发展道路
作者:吴敬琏    发布:2004-11-09    阅读:2754次   
  很高兴迎来了中国经济时报的十年大庆。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我们这个报纸的学术支持,所以得到报社朋友们的邀请,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交换一些意见。
  从去年以来,关于宏观经济形势采取什么对策的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可是宏观经济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很不容易说得准确的问题,因为从理论一直到一些具体的操作,有很多问题现在并不是完全明了的。所以就不像我们现在报刊上的习惯,动不动就要反击,就要批判,或者是提供一个个人的观察,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规律,已经真理在手、所向披靡,只是提供一种看法给大家讨论,也许中间有一些思想可供吸取。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短期经济,就是说在3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主义上的宏观经济就是短期问题,如果假定没有新增的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关系和应该采取的经济措施。短期问题往往是由长期问题做基础的,所以除了短期的总供给、总需求的对比关系问题,还需要研究短期问题背后的长期问题。第三,根据这样一个分析,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保证我们未来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经济现在总的背景是处在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议一直不断,政府没有正面说它是不是全面过热,但是用 “投资规模过大”, “贷款增长过速”,的词汇,这两个用词都是宏观的概念、总量的概念,不是局部的概念。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家热烈讨论的是一个短期形势问题,所以我们先来讨论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各种不同的判断,以及不同的对策建议。
  今年,特别在三月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形势做出了判断,而且采取了宏观调控的政策,到了第三季度,过热的投资、过快增长的贷款都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现在总的背景是处在一个新的增长时期,上一个周期的高峰出现在92年,但是因为当时不管是学术界、经济界,还是领导部门,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很不相同的意见,所以从92年的中期到93年的中期,有一个差不多一年的争论,特别是因为领导部门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整个争论就迟迟地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最后是在1993年4、5月间,小平同志对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而且提出要求加强宏观调控,改组了中央银行。1993年6月开始加强宏观调控,然后经济逐渐降温。降温将近到了谷底的时候,又碰上了东亚金融危机,所以从97年一直到2000年,这个期间,经济是处在一个低速增长、需求不振,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状态。到了2000年,根据中国政府的提法,出现了重大的转型,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2000年确实了出现了重大转型。以后,虽然因为国际形势小有起伏,但是总的趋势还是一路向好。到了2003年,就出现了一些高速增长的苗头。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了9.8%,于是开始有个别的经济学家,我还记得在去年六月的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学家听取意见会上认为出现了过热,但是这是很个别的经济现象,到了第二季度,因为有一个非典,所以当时大多数人对于非典的影响估计很高,所以是否过热的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非典的冲击不是那么严重,或者说我们自主增长的力度已经很强了,非典并不能够扭转这种形势,所以到了第三季度一上来,反弹就非常厉害。所以从第三季度开始,就又出现了热还是不热的争论。
  到了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这个形势是继续向前发展,因为到了第四季度末,2003年GDP的增长数字,根据官方的公布还是8.5%,所以把它作为一个争论的背景,我们就说是8.5%,虽然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我就认为8.5%是达不到的。不过我们统计方面的权威部门认为这个数字是可靠的,这个数字后来有两次修正,一次修正是今年2月修正为9.1%,另外一次就是今年第三季度,修改为9.4%。但是我们当时的讨论还是在8.5%的基础。其它的各项指标,除了CPI消费价格指数仍然是很轻微的增长,其它的指标都表现为迅速增长,很高。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4%,广义货币的增长在2003年,从第二季度开始,就是从四月份开始,就超过了20%,一直到11月,22%,到了12月,因为各方面的措施,有所下降,下降到19.6%,但是19.6%也是很高的增长。所以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热还是不热这个争论就越来越变得激烈。
  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也就是说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而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自然所不能支撑的,所谓出现了过热。建议采取紧缩性的总量政策,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微调。开始只有个别学者这样认为,到下半年逐渐多起来了,第三四季度有很重要的经济学家认为过热,都认为出现了经济过热。从政府部门来说,看得出来,中央银行认为货币政策过热,所以出台了两个措施,六月份发布了一个121号文件,121号文件是一个类似于日本的窗口指导式的文件,认为房地产的信贷风险很大,要求商业银行注意防止风险。
  目前这个措施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很快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肯定房地产是一个支柱产业,要求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中央银行采取了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在9月份,把准备金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个措施的作用不是那么大,因为当时的超额准备金大大超过一个百分点,所以加了一个百分点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第一种意见始终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
  第二种意见是认为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局部过热,就是说一些部门投资过热,开始说得比较少,有说钢铁、电解铝,后来这个名单越来越长,今年到了六个部门、八个部门、九个部门,一些部门过热。既然是局部过热,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宏观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总量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或者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微观问题,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宏观问题。根据这种判断,提出的建议就是采用审批制度,加强审批,检查项目,用这样的办法来纠正局部的过热。这种意见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开始也是不占优势的意见,但是到了第四季度,越来越占优势。从政府部门来说,我们的发改委、统计局大致上都是一种意见。
  第三种意见认为没有过热的问题,我们还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所以不要轻言过热,不应该采取紧缩的政策。比如说在人大的财经委员会,在第二季度结束以后,和第三季度结束以后,都发布了一个宏观经济形势指导性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这两次,7月一次、10月一次,这两次讲到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是一样的,好像一个字都没有变,就是说不要一刀切,不要急刹车,当时还没有人提出这种紧缩性的政策意见,所以你只能理解为不要紧缩。这种意见在第三季度的时候是占优势的意见,而且他们能够得到业界,主要是证券业和房地产业的支持。所以在第三季度是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季度。到第四季度,因为局势的发展,投资增长过猛和贷款增长过猛这个情况越来越明显,所以这种意见慢慢的变得是不占优势的意见。到了年末的时候,大致认为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部门的过热,或者出现了宏观经济的过热,这成了主要的意见。但是认为应该要进行宏观调控的理念又是第二种占优势,但是从党政领导来说,没有做出判断。
  今年一、二月的情况。一、二月各项指标都比起2003年更高,特别突出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53%,这是空前未有的。广义货币增长还大体上保持在去年的平均水平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也很高,居民消费价格CPI也开始上来了,原来有几种不同的估计,生产资料的价格、生产资料的出厂价格提高得很快,这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不是会传导到CPI,传导到消费品上呢?有不同的估计。
  一种估计说它早晚,经过一个时间的滞后期,早晚会传导到消费品,在西方国家,货币超发到CPI上涨,需要有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传导时间。我们这里的规律性很难说,20多年来一直在想摸这个规律,摸不住。所以有一种估计,就是它会传导,以后的一个月、一个月,CPI会提高。
  另外一种说不会传导到消费品、消费物价,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如果消费期间不增长的话,消费物价是涨不起来的。所以有些经济学家估计,消费物价指数不会涨,生产资料价格涨了,消费指数不会涨,不会涨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因为生产资料价格涨,消费品价格不涨,生产消费品的厂家就亏损得不得了,所以这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结果,不传导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当然有人论证没有过热,他是用这个来论证的,只要CPI不超过3%,就不能叫过热,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一些制造消费品的厂家还是忧心忡忡,怕不传导过去,它的亏损很大。
  从今年一、二月的情况来看,还是传导过来了,到了二月,消费物价指数是2.1%。比原来2003年1%的水平加了一个百分点。很快到了三月以后就突破了三,有些经济学家说三突破了不要紧,只要不突破五就没有问题,当然后来突破了五。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了形势,做出了一个判断。因为宏观经济是不是过热,有很大的争论,所以看起来,中国政府领导还是没有正面说它是不是所谓全面过热了,因为宏观过热当然就是全面过热,宏观就是总量,那就是讲全局。但是用的词是这样的,叫做“投资规模过大”,不是某些部门投资规模过大,另外“贷款增长过速”,不是某些部门的增长过速,而是贷款总量增长过速,这两个用词都是宏观的概念、总量的概念,不是局部的概念。
  可以看到,今年的今年的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当局(财政部、央行)所采取的措施不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使得我们经济降温的,是另外一些作用。主要是我们的行政当局采取的一些干预措施。
  在这样的判断之下,就决定要加强宏观调控。从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的话来说,中国党政领导对今年三月左右的经济形势估计得相当严峻,因为温总理说“这对我们政府来说是一次不亚于去年非典的考验”。根据领导这样的决定,我们政府的各个经济部门就采取措施来加强宏观调控。
  主要有两类措施,一类措施是由宏观当局采取的,所谓宏观当局,按照我们经济学的含义,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两次,一个是有区别的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0.5%,另外一个是全部银行在中央银行要存一个存款准备金,提高了0.5%,另外,就是扩大了利率浮动的幅度。
  从常规地说,如果出现了信贷扩张过快,中央银行应该采取的常规措施是三类,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而最近几十年,国家主要的常规政策手段就是利率。而调整利率在我们这里,虽然有些别的国家调整利率好像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做法,而且是非常平凡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反对的意见非常强烈,认为这是一剂猛药,不到最后关头不要用,或者说利率是一种一刀切的办法,以后提利率,提0.5%,大家都提0.5%,所以这叫一刀切。我们还有一种习惯的反应,一刀切是不好的。所以利率动不了。中央银行主要的手段,主要的货币政策手段怎么做呢?就是扩大浮动的幅度,在当前紧缺的情况下,比如说在没有调以前是五点几,这样一个利率,实际上市场利率早就超过了10%,有的地方到了20%、30%,只要你允许浮动,就会向高线走,实际上就有所提高。当然不管怎么样,即使最近这次调整提到2.7倍,也并不是很多,这是中央银行做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财政部,财政部部长正式宣布,财政政策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中性的财政政策,娄副部长说得更紧一点,他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说财政部现在的做法是这样,每年发行的国债是要经过人大常委会才能修改的,他还是照发,但是发了尽量不用,那就可以紧缩需求总量。不过财政部的宣布跟新闻办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是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现在仍然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说得不是太一致,不过,应该说财政政策恐怕还是财政部说了算,所以我估计还是中性的财政政策。
  可以看到,宏观经济当局所采取的措施不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不是使得我们经济降温,而是另外一些作用。主要是我们的行政当局采取的一些干预措施。
  这些干预措施包括发改委派出了调查组,包括国土资源部清理了开发区和暂停批地,银监会按照有保有押的决定对信贷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的力度很强,所以基本建设项目、开发区的清理都做得比较雷厉风行,应该说这些措施正像有些报刊所发表的,在七月份发表的文章所说的,“我们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而且应当是采用行政手段”。
  经过这样两方面的措施,宏观调节的措施和行政干预措施,到了第三季度,各种指标就明显下降。经济正在降温。比如六月末,总需求如果用贷款余额、广义货币来代表,你可以看到总需求从货币供应这个角度看,它是在下降。九月末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6%,当然13.6%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可是它比起去年同期,比起去年末,比起今年二季度末,比起八月末来说,降低了很多。比去年同期降了9.9%,比去年末降了7.5%,比六月末降了2.7%,比八月末降了0.5%。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支持农业,加上粮食价格上涨比较快,所以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得到了夏季的丰收,估计秋收也会是一个丰收,农业的地位得到增强,农民的地位得到提高,这都是宏观调控已经取得的成效。
  
  利率不动的非市场化宏观调控方式有二大消极后果,一是使得需求方面控制不足,但却控制了供给,二是行政手段调控使越有权利背景的人越容易逃过制裁,三是由行政机关来判断,来决定哪些项目该保,哪些该押,这就很难避免资源的误配置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是很有争议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第一,总量措施,就是宏观调控措施,总量措施有两个,一个是财政,另外一个是货币,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只是两次提高了准备金率,主要的措施是利率,利率一直没有动。当然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多次降息,七次降息,到现在八年了,一直没有动。
  这样有两个不好的、消极的后果。第一个消极后果,就是使得需求方面控制不足,有一个表现,比如房地产业,房地产业需求方面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但是供给方面,因为我们用的行政措施,把供给控制了,从供求曲线图上来说,需求没有下降很快,而供给下降,那么价格是需要攀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存贷款利率由正变负,严格地说,当然贷款利率还没有负,贷款利率四个月是零利率,而居民储蓄存款已经有一年实际利率是负的,而且已经三个月负的程度比较高。昨天提息27个基本点以前,居民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是负3.716,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从政府、从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存款增速放慢得很快,九个月里,储蓄存款增速少增了两千亿。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造成了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拉大。因为在银行里存款的人主要是中低收入者,而负利率就意味着中低收入者财富的一部分消失了,因为负利率消失了,所以它对于各种居民的收入结构有一个不良的调节作用,就是对于拥有财产的人是有好处的,而对于把钱存在银行里的人,主要是工薪阶层,是越存越少。
  第二个问题,主要用了行政措施,行政措施会造成一种问题,就是越有权利背景的人越容易逃过一种制裁。行政措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不给执行人自由裁量权,就变得很死,变成一刀切,如果给执行的官员自由裁量权,有可能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有人用钱搞定,滋生腐败,另外一种情况,他就看调控对象的权利背景怎么样。而民营企业一般说来权利背景比较差,所以就特别容易受到损失。我不大赞成说“凡是民营企业都在行政调控中受到损失”,因为有不少的民营企业都找了某种权利的联系背景。不管怎么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不是一视同仁的,不是在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的。第三个问题,由行政机关来判断,来决定哪些项目该保,哪些该押,这就很难避免资源的误配置。原则是有保有压,但是可以有两种机制来实现有保有压,一种,市场机制就是有保有压,比如利率提了50个基本点,那么没有效率,我不叫你关自己就关了,那就把它压了,把消费低的压里,另外一种办法是行政办法,由官员来判断应该保还是应该压,照我看很难避免资源的误配,不该压的压了,不该保的保了,很难避免。有的同志不同意我这个意见,市场是盲目的,官员是根据长远利益,有充分的信息,来判断哪些应该上,哪些应该下。如果这个道理对的话,那么我们要把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就站不住脚了。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时候,说得非常明确、正确,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什么叫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就是资源的配置,资源配置结构,如果说我们的行政机关、行政官员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什么样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好的,是有效率的,如果有这个能力,计划经济就应该是可行的。而这个效率的降低,长期来说是对于保持经济稳定非常不利的,因为之所以出现过热,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效率低,所以我们最好要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一方面在短期来说,实现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协调,另外同时提高效率,这就是获得了完美的成功。如果我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效率降低了,那么这个效率降低就会成为再一次的出现过热的原因。
  对于今后短期的宏观经济走势有三种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只是初见成效,还要保持一定的调控力度,但是要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手段为主,市场化的手段为主。
  根据现在的情况,对于今后短期的宏观经济走势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宏观调控已经有显著成效,主张放松控制力度。行政措施使得地方和企业都有不少的怨言,有些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机关压力也很大,所以在今年六七月的时候,这种意见表达得比较多。比如说土地、开发区能够有所放松,能够补办手续,放它过关。
  第二种意见,认为只是初见成效,还要保持一定的调控力度,但是要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手段为主,市场化的手段为主。最近两个月,各界这方面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希望转向用经济手段,用总量手段,用价格手段来进行调控。国内大概就是这么两种,我个人当然属于第二种。
  但是在国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就是总量调控没有到位,不能排除硬着陆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国外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几个主要的投资银行,国外的投资银行的分析员大致上都是这种意见。不过这种意见在国内响应的人并不多。我想说,虽然我自己认为第三种意见,就是国外投资银行分析员的意见,和MF的意见,可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所以他们的意见是不对,不过对这种意见,我始终主张要认真地听,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合理的地方,我们要吸取。
  目前央行加息是一个很小的调整,要想真正将资源配置好、用好,提高效率,必须要改善宏观调控,走一条新型的发展道路
  昨天人民银行利率提高了27个基本点,这是很小的调整。全世界油价应声而落。有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马凯主任说200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4%,石油消耗占了7.1%,铁矿30%,用全世界的水泥用了40%,还没有讲到运价,去年全世界的海运价格提高了一倍。美国人抱怨得厉害,因为他要进口钢,没有船运,船都给中国人运矿石了。当然马凯主任这个对比也不完全准确,因为GDP是按照汇率算的,如果更加符合实际的话,不是这么悬殊,但是也很可观。
  从资本资源来说,马凯主任的讲话里讲得很清楚,美国、德国、法国、印度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到20%,我们是40%到45%,每增加一块钱的GDP,那四个国家需要一到两块钱的投资,我们最近三年要五块钱,投资五块钱才能增加一块钱。当然就不可能长期支撑,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一旦提高速度,增长速度一到9%就上不去,用不了太久就出现了煤、电、油、运的紧张。今后我们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如果继续按照这个路走,要实现我们的腾飞,恐怕有很多的困难,不但有经济上的困难,还有政治上的困难。当然有些强国会卡我们,我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一讲到世界战略格局的时候,有些人就以中国会跟他们争夺石油资源为理由,来宣传中国威胁论,不只是这样的大国,像西班牙烧鞋等等,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我提了五个方面,要从五个方面做工作,应该说我们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基础条件相当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起来了,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把资源配置好、用好,怎么能够提高效率?有五个方面要做工作。
  第一,要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非常必要,但是要改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避免过分的依靠行政手段,会有很多负面的后果。所以要避免过分依靠行政手段的偏向,要善于用总量手段和价格手段来调控,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降温的过程中提高效率。昨天中央人民银行调息了,把基本的利息提高了27个基本点,0.27,当然这个幅度很小,但是我认为应该表示欢迎、表示拥护,因为意味着我们试图更多的运用经济手段,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这是今年以来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调控的时候,最好是按照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所用的办法,频繁的微调,而不要长期不调,一调就来一个大跨度的调升或者是调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是短期调控,像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那几乎是每天都要研究它的松紧力度,利率的调控当然不能每天来,也不能好几年都不动。所以比较多的频繁的微调是比较好的办法。
  第二,要走一条新型的发展道路。新型的发展道路,我们没有用叫“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党中央从十五届五中全会开始提出一个口号,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含义是一样的。但是用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不光讲的是20世纪末期的新,包括20世纪初期的新,就是模式三对于模式二,从19世纪末期的模式三对于模式二,就是一种新型的发展道路,就是新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要向那边转。根据吸取了先行国家的经验,有三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鼓励技术创新,各种政策都要鼓励技术创新,支持企业采用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第二个方面,要发展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第三,要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第四,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改革, 帮助我们的政府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中有效的政府。第五,我还要提一点,就是教育。既然模式三主要是靠人的知识和能力提高效率,推动发展的,所以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研究像日本这样后起的、飞速发展的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教育先行。根据日本的经验,有一个好的教育体系,要先行,要做一两代人的工作,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可以支撑新的高速度的发展。这个表是2001年三个产业的比重,当然我们不能跟香港、美国比,但是我们不应该比印度低。印度第三产业占50.6%,我们只占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