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不同的是，这次宏观调控引来了很多争议，而且这种争议中，一些从未出现的不同声音和力量出现在争论的格局。不管这些争议的动机和结果会是怎样，它一定会对体制、机制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这次宏观调控还是有必要的，但今天我们不讨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问题。而是探讨引发调控和如何选择调控最优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始终难逃“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并可能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直接推向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拉美化社会。 调控即是一种管制，与市场运行机制相悖，虽然此次宏观调控针对结构性过热（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一直存在），直接运用管制手段的调控对市场预期、社会信心和资本配置的伤害都是巨大的。这次宏观调控必要性不容置疑，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决策动机和执行效果的脱节，可能导致目标模糊、手段粗糙、负面效果难以估计。主要反映在引发宏观调控和执行的吏治体系没有得到较大规模的肃整、中央和地方在利益上博弈还没有形成一个制度的均衡、激励政府投资动机和冲动的深层次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约束、由政府带动和主导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受到伤害、银行不良资产增加，更主要的是，支持正式制度运行的非正式制度的环境被破坏，短期内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信心难以恢复，这是因为许多政府主导的调控和管制都必然地助长了腐败。 暂且不论宏观调控所采取的直接而粗糙的行政手段问题，我们应该讨论为何采取其他国家一般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中国难以选择或难以奏效的问题。央行采取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希望以此来调控银行信贷供应，尽管M1、M2和新增贷款增长速度回落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但中国经济进程的货币化（M2/GDP超过220%，而国外一般是70%）、外汇占款继续高速增长、资本项目不开放和巨额的贸易顺差转化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居高不下，这样的调节也是短期和治标性质的。另外，尽管允许国有商业银行在一定幅度内调整利率，但效果还是有限。由于人民币升值（实际是境内贬值，境外升值），紧盯美元的汇率几乎是不敢也不能调整，同时，还必须针对目前贸易和投资情况的变化，探索“中国特色”的汇率形成机制。 尽管出台了这些货币政策，但在以政府主导的投资背景以及国企对资金资源缺乏约束的需求情况下，使银行在信贷选择时，自然选择贷大、贷长、贷垄断的国企和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这就将银行资源大量集中在垄断和改革更滞后的上游产业和国有企业，而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和项目由于缺乏成本和绩效的基本约束，所以对能否获得信贷资金的关注大大超过对资金价格高低关注，所以一定范围内调整利率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国企将不惜代价获得信贷资金作为主要目的，而银行对预测、管理和承担风险没有正向激励，也乐意更多地将资金投向国企和政府项目，所以采取调节货币供应和加息等利率手段也是难以奏效的，何况，中国经济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货币供应高增长的进程，货币政策运用因为政策传导机制的失灵其实际效果是有限的。 当然，还有财政或税收等间接调控手段，众所周知，财政更多倾向于公共财政，且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结构安排上也存在较大不均衡，目前中央财政收入超过地方财政收入总和就是这种实质的表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点还要需要约束财政支出，也包括对中央财政的支出约束。我国作为一个高税率国家和征税环境扭曲，使政府很难有意愿减税，我认为如果降低企业所得税估计会有益于企业信心提升。土地供应的调控却是有必要的，这是对多年来土地无序管制的反动，缺乏价格机制的土地供应是需要调控的。部分的行业过热也是需要调控。但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手段和政策组合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呢？一些看似有效的手段和政策是否只是少数派进行实质性利益重组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或是治标不治本的选择。 此次宏观调控还深入民营企业层面，这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先例，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毕竟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最有效率的经济，民营企业家面临十分尴尬的地位，民营经济虽然粗放，承受了过多的法规管制和寻租诱惑，同时，他们又在解决就业、合同执行、破产清算、财产登记、融资信贷、公开信息、社会责任等方面承担了更多的成本，高昂的商业软环境、沉重的法规桎梏以及薄弱的产权保护成为民营企业在自我约束情况下健康成长的障碍，这可能使他们紧捂口袋或通过各种渠道或各种方式转移资本。和改革初期使整个社会在国退民进中受益相比，这次宏观调控为即将到来的国进民退、国上民下中使民营企业受损埋下伏笔。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是：是否面临一种新的计划经济和资源价格双轨制反复。 金融体系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价格和管理风险，以价格指导资源配置，而价格体系的扭曲必然导致资源浪费。所以有效的宏观调控的核心还是要运用货币政策和金融系统，但问题是运用货币政策和金融系统来进行宏观调控难以奏效的根源是什么？归根到底，我们认为还是资源使用的价格约束问题，如资金价格、土地价格和支持交易的制度成本没有市场化，这导致缺乏独立性的央行宏观调控无法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加之主要为国企解困的资本市场和政府掌控的土地资源供应的扭曲，缺乏检讨的政府运行机制和根本上难以分离的政企，使宏观调控负面效果直接反应到收益分配上来，这个负面效果就是，除了初期的改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帕累托最优，而增进全社会的福利，90年代中后期的宏观调控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人群体的勤劳却不能必然使更多人的富裕，进而导致社会信心的缺失。在企业经营微观层面，金融机构普遍在形式上重视第二还款来源的抵押品评估价值，而弱化与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的第一还款来源的企业资金流动性关注，缺乏对企业产、供、销、存结构深入分析，这必然影响货币政策在微观层面通过金融机构对产业配置、企业竞争的传导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充足率不够和银行经营的透明性缺乏，国内金融系统的难以有效地配置资本，使银行几乎难以独立具备风险预测、管理和承担风险的能力，管制也使各种金融工具难以起到保护经济免受来自内外部的冲击。 无论资本市场还是资金市场，我们的金融系统不仅没能产生价格，反而放大资源的浪费和信心的扭曲并反过来增大金融系统的风险，股市的持续下跌，债市和同业市场在收放间急剧振荡。使我们是否可以质疑目前所有的金融改革的真实的动机和最后效果，包括外汇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改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等，是表示改革进行时的简单格局重组，还是掌控资源的少数人的利益重组。 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只是一个过时的话题，现在的时尚话题是如何在制造不良资产和处置不良资产的盛宴中分一杯羹，宏观调控有可能加快了可能导致资产不良化的道德风险的逆向选择，因为其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更多的不良资产并直接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失衡。国有银行不断地依靠财政、央行注资和外汇储备、隐形的国家担保、严控制资本外流和直接利率控制、以及依靠中国老百姓的高储蓄维持运转，其管理层却没有任何责任代价的话，少数人的道德风险的结果有可能引发全社会的道德风险选择的动机，这将极大影响人们通过金融体系来建立对未来预期的信心。 当然这只是一系列系统问题的一部分，但就金融改革的核心银行改革来说，我还是要建议：银行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格局重组，要有全面重建的意味才行，否则金融业的长效机制根本无法建立。这不仅需要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更需要分立各地国有商业银行，将其卖给有管理能力的人，并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和信用管理体系和支撑信用和信用扩张的平台，让银行在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治理结构的约束下按照经济、资本和会计原则决定贷款，并形成真正的信贷文化，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干预并约束政府开支。与此同时，完善法律并按公平公正的程序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包括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和企业），健全和壮大独立的社会中介组织，推进产权清晰的企业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并购整合以解决经济结构、产业级次和商业文化等问题，逐步废除汇率管制，并开放利率市场化。。。。。。这又是涉及解决这个系统问题的政策组合的一部分，需要在整个社会共识的制度安排基础上，因此，这需要政治与法律制度改革的先行，为金融系统的重构营造法制和文化的环境，以重建全社会对发展预期的信心。 在更高的层次上说，宏观调控的实质是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问题。虽然目前宏观调控的最终效果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在信贷下降和财政支出下降的情况下，今年6、7两个月CPI还是分别上涨5%和5.3%，同时房地产价格也还在继续上涨，水资源、能源供应在政府管制情况下低于真正市场价格，各地以有上调的准备，这将更进一步推动CPI的增长，诸如此类情况表明，宏观调控有可能从更深的层次上放大了结构矛盾和冷热失衡，导致社会真正的需求紧缩，银企资金流动性受到威胁，而真正导致结构性过热的行业和阶层可能在宏观调控中受益。 所以，宏观调控的关键不在于调控所采取的手段本身，而在于如何在动态中，在微观竞争、中观整合有效基础上更加精准地把握宏观趋势，这是个系统选择的新课题。这需要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制度性安排，这是支撑金融系统的关键。所以我们有理由对这次中行、建行注资和股改上市的积极效果持怀疑态度，也有理由对宏观调控的负面效果表示忧虑，毕竟以渐进性改革为特征的转轨经济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虽然我们相信经济增长是可以靠各种手段来不断维持，我们也仍可以依靠过去20余年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惯性继续前行，但一些全新的思考必须开始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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