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京市提出以限制私家车解决交通问题的消息公布后，引发了不同观点的讨论。北京市政府如何回应，尚无结果。北京市政府对待私家车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城市交通的管理问题，实际上碰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将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态度，如何评价和认识轿车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问题，关系到我们在什么样的观念指导下管理和规划未来城市的问题。
     思考一： 面对市场和政府的选择，我们要走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
    目前在国内，对私家车的发展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是来自产业部门和消费者，他们从产业发展利益和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对私家车的发展持拥护的态度。另一方面上来自城市的管理部门，对私家车的发展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或持反对的态度。持反对态度的一方，主要从私家车发展造成的交通和污染问题角度反对私家车的发展。对私家车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实际上表达了来自市场和政府两种不同的选择。
    从目前看，在政府选择与市场选择的博弈中，政府略占上风。因为北京和上海作为国内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首先具备进入私家车发展阶段条件的两大城市，但目前为止，这两大城市对私家汽车的发展均采取了限制的态度。上海市早在私家车消费到来之前，通过控制牌照发放就已采取了限制的政策。在今年的7月份，北京市领导对私家车发展还表示鼓励的态度，但最近也准备步上海市后尘，对私家车采取限制。上海、北京两大城市对私家车的做法，或者说所起的示范作用，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是否准备在走一条跳过轿车文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
    在发展私家车上，我们到底是服从市场的选择，还是服从政府的选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对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对轿车的功能进行分析。当我们考察私家车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时，可以发现，近代以来的工业发展化程度的标志，不仅要看我们使用什么技术和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生产，还要看我们在消费什么产品。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选择消费什么问题，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沿着工业化发展的阶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升级的问题。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发展中，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三种最终消费产品构成了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升级产品。这三大产品是纺织品、轿车与电脑。纺织品是近代推动工业革命发生的第一个工业化的产品。在18世纪正是在纺织品的巨大需求推动下完成了蒸汽机的发明，由此开启了近代工业革命的序幕。第二个产品是20世纪初以来轿车的大规模消费。私家轿车的消费作为工业化发展中级阶段的第一大商品，全方位改变了工业化发展格局，大幅度提升了工业化水平。私家轿车大规模消费，不仅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结果，反过来成为推动工业技术发展、推动市场规模升级的动力。电脑作为工业化高级阶段第一消费产品，是继轿车消费之后再次在更高层次上改变现代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的另一个现代消费品。尽管目前信息化是领导当代世界潮流的主导产业，但作为工业化中级发展阶段产物的轿车仍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商品和世界最大、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在美国杂志《财富》排出的1998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前10位，轿车企业占4个，其比例为40%。1-3位均是轿车公司，在整个“500强”中，轿车企业占据23个席位，比例为4.6%。在该杂志1999年排出的500强中，通用轿车公司仍名列榜首，在1000强中，包括通用、福特在内列入轿车及其零部件项下的24家企业的总收入为4734.44亿美元，为60多个行业中总收入额最高的行业，独占鳌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轿车工业的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和科技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世界第一商品消费的市场在城市，可以说现代城市是建立轿车轮子上的城市。轿车不仅是现代城市文明、城市文化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布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对私家车消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仅仅是一个与交通、环境关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要选择走什么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道路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中国要走传统工业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由此决定了我们在选择消费产品和消费方式也必须走轿车加电脑的新型消费模式，我们不可能跳跃轿车文明，但我们却可以在轿车加电脑的新的消费模式中，或者说在现代交通技术与信息传递技术的结合中，寻找降低轿车消费的代价，在轿车加电脑的结合中探讨新型的城市交通网络和城市发展模式，适应时代的要求，按照十六大的精神，我们需要在“加法”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途径，而不应当“减法”中寻找。
     思考二：面对成本与收益：怎样评价轿车在现代城市发展中作用？
    从上海和北京市对私家车采取的限制措施看，显然是把私家车看成了对城市发展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的消费来对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有一个对私家的消费的成本收益分析问题。私家车消费是提升现代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产业。在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第三产业升级乏力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之一，而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滞后。城市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平台，城市的发展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国际上已完成工业化国家的城市产业演进过程看，从第二产业主导型向第三产业主导型发展的过程中，轿车、房地产、建筑业的发展对提升现代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私家轿车的消费在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之所以具有其他消费不可替代的作用。轿车消费具有其他产品所不具备的四大特点：一是轿车消费是规模消费。目前城市市民从千元级的家电消费向十万元级的轿车消费升级，这是一个升级性的消费。私家车大规模消费一旦形成，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城市消费规模发生升级性扩展。使城市的产业规模发生跳跃增长。二是轿车消费是创造消费的消费。轿车在城市消费会带动新的消费出现，如维持轿车使用的消费。一辆私家车一年使用费用在一万元左右。目前的住房、电脑、通讯电器消费其创造的再消费量都无法与轿车消费相比。三是轿车消费是产业联动的消费。轿车之所以成为城市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除了它本身具有的规模消费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轿车消费对城市第三产业的强拉动。轿车消费会带动轿车服务业、金融业、会展业的发展。同时还能带动城市交通业的发展。当然轿车消费提升了城市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代价，这就是轿车消费带来的交通问题和污染问题。由此形成了轿车消费的另一个特点，即轿车消费是高成本与高收益并存的消费。如果单纯从轿车与交通的关系看，城市私家车的消费是高成本消费，仅从这个角度算帐，就简单地做出限制私家车消费的结论，显然是只看到了轿车消费高成本的一面，而忽视了轿车消费所具有的其他三个特点所带来的高收益的一面。虽然目前没有可靠数据来算这笔帐，但从轿车产业自从诞生100多年来发达国家走过路看，轿车消费之所以以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他对现代经济是增加收益的消费。在美国，轿车工业每增长一美元，要带动上游工业增长0.6美元，带动下游工业增长6.7美元。同时，在每6个就业岗位中就有1个与轿车工业有关。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走过一条发展轿车工业，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道路，我国也不能例外。市场经济之所以选择了轿车，就是因为私家轿车消费对现代经济发展是在整体上有收益的消费。目前上海与北京对私家车消费的限制，避免了私家车消费带来的高成本的同时，也损失了私家车消费带来的高收益。我们对一个本来应该发展东西，置市场的选择而不顾，按照政府单方面的意愿进行决策的做法，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决策。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合理地认识和对待到私家车消费需求，那么我们就会将私家车消费作为一个因素纳入城市的发展规划中。这不仅会改变现代城市交通网络的设计观念，还会改变城市规划的空间半径。如果我们现代按照限制私家车消费的政策进行城市规划，从短期看，可能政府是胜利者，但从长期看，对一个挡不住的来自市场选择的轿车文明引发的城市管理问题，今天强制回避的结果是，明天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解决。如上海是对私家车消费强制限制的结果是一大批消费者开始到周遍的如苏州等城市上汽车牌照。由于城市建设的不可逆性，有些问题如果遗留到未来来解决，可能是即使想解决也无法解决。强制限制私家车消费，在近期内对改善交通确实是有效的，但由此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改变了城市居民选择对居住位置选择的预期。由于没有轿车，人们在购房时就趋向选择市中心，这种拥挤选择的结果是城市的房地产不能均衡开发，将会导致城市房地产价格畸形上升。最近上海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幅度远高于北京，我认为这与上海市限制私家车消费有一定关系。如果北京也出台限制私家消费政策，也将会改变准备在远郊买车购房者的预期，有可能推动市中心房地产价上升。
     思考三：面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按照什么样的管理规则进行解决？
    私家车消费引发的轿车发展与交通的矛盾，在本质上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按照现代经济理论，私家车属于具有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属于在市场经济调节供给的产品，不是政府配给的公共产品。由此决定了消费者是否买车，只受到市场调节价格的约束。这是市场赋予消费的权利。但是私家车的同其他产品消费相比，又有其独特的特点，由于私家车消费的过程又伴随着一个消费公共产品（道路）的过程，所以形成了汽车消费的过程是一个消费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并存的过程。由此也决定了私家车的消费，不仅要支付购买的费用，还要支付使用产品的费用。这种费用就表现为对汽车征收的税或费。私家车消费引发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一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解决思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存在一个逻辑，这就是私人利益的存在必须绝对服从公共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一旦出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时，计划经济的管理逻辑是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即使引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按照计划经济管理的逻辑，有了问题首先向私人利益开刀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解决涉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需要遵循这样一些规则：
    一、政府不能越权解决市场经济中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是有限权利的政府。政府对经济活动管理权限必须在市场经济约束的范围内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管理权限局限涉及到公共产品和公共利益的范围内，不能越权进入市场调节范围内，干扰市场调节和市场定价。按照这个规则，政府在解决私家轿车与交通问题时，直接通过对发放牌照的控制，通过影响消费者购买轿车价格来限制私家车消费，是超越政府权限之外的违轨行为。私家车的购买定价是市场定价的结果，消费者是否购买受是市场赋予的权利。政府对私家车的管理权限只局限在与公共产品相关联的消费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私家车使用的成本来影响私家车消费的选择。如调节养路费、实行特定区域的交通收费等。如果超越这个范围就是越权管理。
    二、从利益最优和建立机制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存在着将经济活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泛政治化解决的倾向，所谓泛政治化的解决有两大特点：一是将问题解决的结果定位于满足上级的压力和某种政治原则。二是为了急于求成，为了一时的利益和效果，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处理。进一步讲，计划式的泛政治化解决方式，不是通过建立解决矛盾的机制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取消矛盾来解决矛盾。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主体利益相互作用形成矛盾的过程，也是不同利益主体在竞争中共同推动着某种新制度和新的利益机制形成的过程，这种竞争并不是简单地零和博弈，往往是双赢博弈。在对待私家车发展与城市交通的矛盾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将私家车引发的城市交通问题，看成是一个不应该产生的矛盾，那么我们就会沿着消除矛盾的思路来解决问题。 这样就会选择强制限制私家车发展来达到消除矛盾的目的。消除矛盾的结果是我们的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只能原有水平上重复进行。这种做法就像文革期间“革资本主义的尾巴”一样，当把这个尾巴革掉的同时，也割掉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另一种选择，将私家车消费的出现看成市场选择的结果，是现代城市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由此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是简单地消除矛盾，而是寻找不同利益在博弈过程中形成的新制度。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所做的不是直接限制私家车的发展，而是通过制定新的交通规划，发展新的公共交通网络中，最大限度地降低私家车消费造成的代价。最终在新的交通管理制度与交通网络中，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最佳组合。这是一个共赢的结局。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对私家车的采取的就是一种思路。目前西方国家家用轿车密度已达1-2人拥有一辆轿车，尽管在轿车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对轿车消费带来交通、环境等问题的抱怨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简单地通过剥夺普通市民享有私家轿车的权利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采用先进的环保与节能标准，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科学高效的交通管理，以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网络等来解决“轿车灾难”.
    三、政府不能随意代表利益主体进行决策，政府要制定公平、透明决策的程序。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管理权限的有限性，不仅表现政府不能随意干扰市场调节上，还表现在不能随意代表利益主体进行随意决策上。对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决策，政府的职能首先表现为制定公平、透明的决策程序上。特别是涉及到调节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时更始如此。在不同利益的决策系统中，要保证决策结果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利益的要求，就必须使不同利益主体都有合理表达利益的途径和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必须制定保证决策信息的公开透明，决策公平的决策程序。如政府组织的听证会就属于这类决策。在解决私家车与交通问题上，即使政府规定的权限内对私家车的使用费用进行调节，也不能政府一方说了算，而是应当通过在充分调研和成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听证会来解决。
     总之，从上海、北京对私家车管理的做法上折射出的管理思维，使我们发现，要学会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管理现代城市，不仅上一个的不断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转变观念，从传统的管理方式向现代管理方式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