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三年之后，中国市场将面对进一步的开放，我们该做什么？

 

 

    WTO在坎昆遭受重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农产品问题上针锋相对，泾渭分明，谈判无果而终。美国已经表示，将全面开展地区和双边贸易谈判。美国国会去年8月赋予布什总统贸易促进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即原来的Fast Track），授权总统对外贸易谈判和签约。除美洲自由贸易区外，美国已经和智利、新加坡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并正在与澳大利亚、中东、非洲和中美洲国家谈判。欧盟还在犹豫,因为欧盟自认为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而且由于欧盟接纳10个新成员，不愿意太多的安排。新加坡已经与很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据WTO总干事素帕差(Supachai Panitchpakdi)称，世界上目前约有300多个双边和地区贸易安排，其中通报WTO的就达250多个。这些安排并不都能与WTO的规定相一致，而且牵涉到大量的资源和精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必须及时应对。

 

 

    WTO先进于GATT的重要特征就是争端解决机制的改进。如果多哈回合不能推进贸易谈判，那么WTO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而且，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谈判缓慢进展对中国未必不利，因为由于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使原本中美双边的贸易待遇问题演变成为各国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过渡期特殊保障条款”（简称“特保”），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国内法）中专门针对“共产主义国家”的406条款竟然被国际化了，违背WTO非歧视原则。美国冷战时期的畸形思维被贴上了新的标签，而且由于使用标准低，很容易被采用，关于使用特保条款的期限也长达12年，危害无穷。外交活动、双边磋商、对外援助等都必须为反击“特保”服务。

 

 

    如果说WTO不允许对企业直接补贴，那么我们必须研究如何直接对农民补贴。中国农民的政治声音微弱，生产和经营以个人为主，利益集团远远没有形成。国家需要从农机和其他农用技术、种子改良、化肥、杀虫剂、税收减免等方面支持农民。中国的农民太需要保护了。以中国的国情，三农问题仍是根本，工业化不能再以农业为代价。建设小康社会，农业是基础和关键。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是发展援助的5-6倍。日本对大米的关税极高，韩国对142种农产品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即使如此，仍有一名韩国农民在坎昆会议会场外自杀以示抗议。坎昆会议无果，倒使韩国农民松了一口气。在农业问题上，WTO的146个成员国要达成一致，谈何容易。我们不能坐等，不能空喊，必须有所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三大集团形成合力，与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上抗衡，这是全球贸易体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意义深远。中国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赞誉。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于最不发达国家都有特殊的市场准入优惠待遇，有关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埃及、巴西等也对最不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市场开放的措施。在援助最不发达国家方面，我们的对外援助主要是提供援款和减免债务。我们也可以研究考虑在市场准入方面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这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尽到中国的国际义务。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援助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支出，其效果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日本曾强调投资、贸易和援助“三位一体”。对贸易来说，援助是润滑剂。

 

 

    目前，美国经济有所恢复，日本经济增长预期调高，欧盟经济也在缓慢前行。但是坎昆会议的结局给人们对世界经济的判断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人们的预期下调，贸易的自由化受阻，我应及时评价对我出口的影响。

    当前，我出口面临恶劣的外部环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国际上对我产品的限制愈演愈烈，美国国内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涨，更有人呼吁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特别附加税。美国大选也将会再打“中国”牌。我宜全面评估外贸的新环境，不能头脑发热。在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前提下，国家可能会采取减少退税、增加进口等临时措施。这对外贸出口必然会产生影响。当然，这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退税可及时到位，即使减少退税的比例，也无碍大局。进口也主要看进口什么。我们需要考虑自己出什么牌。外贸出口的可持续性不仅看生产和加工，更要看研发和创新。没有创新和品牌意识，中国的产品仍将继续在低价位上恶性循环，贸易摩擦也将持续不断。

 

 

    长期来看，一个开放、竞争、统一、有序的市场对中国发展是有益的，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规则的建立。但是，从面对现实的角度看，我们需要苦练内功，创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包括法制环境的完善、会计制度的规范、管理透明度的提高、产权意识的强化，需要培育和建立相关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需要加强公共部门与企业的协作，需要民间组织的成长，也需要企业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注重人力资源和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增强竞争意识，发挥市场的作用，制定经营战略等。

 

 

    程永如，男，1968年生于安徽六安，目前在国家商务部工作。2002年7月荣获世界银行奖学金，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并获得MPA学位和梅森研究员证书（Mason Fellow），同时获得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资格（未成行），2003年6月回国。曾在哈佛大学和Tufts 大学参加过中国经济和WTO方面的演讲和讨论，曾参加联合国第三届最不发达国家大会和第三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对官方发展援助、WTO、国际关系、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竞争战略等有所研究。曾在中国驻叙利亚使馆经商处和外经贸部驻福州特办（厦门）工作。厦门大学MBA（200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