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平衡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双重追求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及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在许多学者看来，效率和“公平”是不可兼得的，“激进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把公平置于优先地位；自由主义学派则强调效率，以提高效率为根本目标；还有人主张“折衷”，即在平等中加入某些理性，在效率中加入某些人性。事实上，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不同目标，公平与效率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两者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完全均等的,短期的政策目标存在着一个何者为先的选择。如果片面地追求效率,则无法保证社会的公平，在效率机制的作用下会进一步强化贫富的差距，最终导致政治、社会及经济领域的混乱；如果仅仅将公平理解为市场竞争的公平，结果必然带来效率的滞拌。而且，公平是要受效率制约的，如果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去强调公平,甚至把公平绝对化为平均,必然要以效率的低下为代价并阻碍效率的提高。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就存在着这样的两难问题，即如果单纯的消灭差距,实现平等,那往往要付出牺牲经济效率,错过发展时机的代价;如果单纯追求效率,而不管差距多大,一则不符合经济学追寻共同发展的本质,二则差距可能造成由于贫穷地区不能为富余地区提供市场等因素反过来会制约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三则差距过大超过居民承受能力造成社会动荡,自然也奢谈效率。平等和效率的艰难抉择,使得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许多流派。讨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解决。
    古典的均衡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使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不仅能使各地充分展示效率,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实现整体繁荣。以佩鲁、缪尔达尔等为代表的非均衡区域发展理论则认为,由于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效率和平等不兼容,市场经济的力量正常趋势只能扩大区域差异。他们强调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重点区域,当然,他们也承认重点区域的发展会产生两种效应,即“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回波效应”是指在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中,在要素收益地区差异的调节作用下,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本等都被发达地区吸走,从而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所谓“扩散效应”是指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对别的地区产生的诸如扩大市场、领导技术等有利影响。如果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则需要政府调控,如果扩散效应大于回波效应则两全其美。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试图调和冲突,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收入差异将会扩大,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会趋于收敛的倒Ｕ型曲线。更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未超过承受能力时,应以不损害效率,准确地说是少损害效率为前提。理查德森绘出的一条平等与效率的冲突的选择曲线,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地区间过度的分化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和平等的结合点。
    总之,区域经济学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有丰富多样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描述,他们的共同认识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一定要解决,但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的时机和对策,则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相机抉择。
    2、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言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规律,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唐代以前,中国西北部地区经济占有重要地位,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移向东南地区,同时,政治和文化中心也随之东移,明清以来,东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总体差距拉大。新中国成立后,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构成了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
    我国实施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目标可划分为3个阶段,即:1949—1972年从属于国防安全目标下的区域发展政策,先后将全国划分为“沿海”与“内地”和“一线”“二线”“三线”地区。国家的发展重点在内地和三线地区,通常被理解为“平衡增长”战略。1973—1978年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第一次大调整阶段。原因是“三线建设”出现很大困难,加上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国家的建设重点开始东移。1979—1992年实施的是在改革开放宏观战略下以加快经济整体增长为目标的区域发展战略,1992年以来针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扩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再次作了调整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减缓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奉行平衡发展战略,尽管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大,但却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中美合作的一项研究表明,７０年代末,空间转移支付引起年度内中国国民收入总额损失9%,工业部门国民收入总额损失22.3%,工业利税总额损失60%,其它产业部门国民收入总额损失14.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创造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略,全国经济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当然,这种发展既不是匀速前进,也非全国各地齐步走。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慢,1978--1995年东部地区ＧＤＰ年均增长１０．８７%,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增长9.42%和9.26%,从而使得我国地区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从ＧＤＰ总量的地区构成占全国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由1978年的52.63%上升到1996年的57.92%,西部地区则由16.34%下降到14.10%;从三大地带人均ＧＤＰ看,1978年,东部地区为464元,中部地区为310元,西部地区为253元,1996年分别为7951元、4426元、3462元。从城镇非农职工的工资收入来看,1995年东部地区平均工资为6341元,中部为3978元,西部为4949元。
    由于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整个国家经济总量增大和综合国力提高作出较大贡献,而且也通过自身的示范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这种差距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因而,一方面,沉痛的历史教训及现实的差距形成原因与作用警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差距未大到影响效率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分牺牲效率去谋求不可能实现的空间平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约束、中西部地区还担负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重任,要求我们必须时时关注差距并及早动手解决差距,我们也不可能无所作为地等待那未经实践证明肯定存在的区域差距自动收敛。我们只能是尽可能做到在不牺牲或少牺牲效率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力度。
    这样，总结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经历了由追求公平到追求效率再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过程。
    3、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抉择：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机抉择。当前,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面临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大量产品积压的经济过剩困境,。我国此次经济过剩是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过剩并存。在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自然经济中小生产者的盲从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攀比心态,企业预算约束和市场约束软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我国重复建设严重,市场上性状和功能雷同的产品大量积压,地区分割和地区保护终于不敌市场的强大攻势。我国经济过剩一个重要特征是产品过剩与资本过剩并存,即一方面商品过剩,大量商品积压,另一方面资本过剩,居民储蓄总额达8万亿之多。所以，考虑我国现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抉择问题离不开需求不足这个大前提。
    在这样的时机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自然也要求我们必须正确选择既有利于走出过剩、扩大内需,又能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收事半功倍之效,在扩大内需中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借鉴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不同经济主体的初始条件和市场规则不同是造成不同经济主体差距的原因，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应主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即从计划和市场两分面着手。
    首先，利用经济过剩的压力,加快市场改革步伐,使中西部地区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游戏规则”，以改革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１）利用经济过剩、扩大内需的时机,痛下决心,依靠市场改革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２）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打破条块分割,发展跨区域的资源、产品、产业合作,吸引东部地区的过剩资金、设备开发本地资源。（３）开放资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吸引民间投入增加。（４）利用走出经济过剩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以市场为导向,理顺资源产品的价格体系,要相信市场的选择功能,使本地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５）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开发和扩大本地市场,增加当地居民的获利机会。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早已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对于谋求中西部地区发展自然不能离开政府的制度创新,利用计划手段弥补中西部地区的初始条件的弱势。在经济过剩时期正是加大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力度的时机,中央政府已明确提出实施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依赖于各级政府有所作为。中央政府不要满足于输血,而关键在于塑造它们自身造血机制。地方政府当然要把重点放在培育造血机制,具体地说,（１）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部过剩资本。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市场运用趋于正常,投资者会逐步由分配性努力转向生产性努力,特别是加工业重复建设严重,产品积压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有把投资转向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的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要学习东部地区成功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经验,通过多种形式吸引外资,加快开发中西部的进程。（２）培养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在区域经济理论中,增长极理论是被普遍认可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塑造东南沿海为增长极也取得成功,今天,加快中西部开发也不能撒胡椒面,而要集中力量利用中央增加的财政拨款首先重点扶植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沿边城市等为增长极。（３）有市场就有分工,地方政府不应把重点放在扶植弱质产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而应研究通过结构调整,扶植有比较优势的特色经济如旅游业。既避免过剩,又增加收入。（４）高新技术产业又叫社会化的高风险产业,历来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意投入。但高新技术在未来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而且这种产业受地理位置影响较小,为谋求中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必须要有战略眼光,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