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些天，本世纪第一个甲申年就要过去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300年祭》，如黄钟大吕，余音绕梁60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让全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此文，对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可能会出现的类似问题甚为警惕，可谓有先见之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重提此文，更显文章意义之深远。
　　今天看来，甲申年是否有特别的纪念意义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因为是否将甲申年定为明亡年是史学家的事，而明亡之后的这360年间，比明朝灭亡更大的巨变也有的是，所以这一年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现代人对明亡总有些特别惋惜之情，不在于对崇祯皇帝的同情，而在于中国好像从那时起，就总是失去一些机会，而失去机会的遗憾至今仍未消除。
　　一般人看来，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熟透了的阶段。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如果不是外族入侵将这一进程打乱，中国也许会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学者认为，满族入主中原后，又将封建制度当成先进的制度学习应用，违背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又延长了200多年，致使中国与“能继续走在世界前列的机会”失之交臂。当然，郭老的文章并未涉及这个问题，主要是分析农民起义及其失败的原因。
　　但是退一步讲，如果明朝不被推翻会是怎样？另一种假设是李自成坐稳了大顺朝，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未受到很大的破坏，中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得以正常发展，中国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有西方学者研究结果表明，直到明朝中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比当时的欧洲人还要好一些。明朝末年，全世界的白银都在流向中国，最新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落后并不是在经济总量上的落后。1999年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国民生产总值特别是人均水平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了计算，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是相等的。在清朝的前120年中，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经济区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第一。这样看来，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是抓住了历史的机会。自秦汉以后到明清之际，尽管几经动乱，但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整个欧洲在这一时期还处在政教合一的“千年黑暗时代”。
　　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利用这种优势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化进入到工业文明，确实是一个谜。而这个“谜”就出现在明清之际。近代世界历史开端于欧洲的大规模移民，而这有赖航海技术的应用。按现在最流行的说法，即当时的所谓“核心技术”是掌握在中国人手里。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70多年，所造的船也比哥伦布的船大得多。可惜这七次远航只持续了不到30年，只是政治炫耀，完全没有经济动力，跟欧洲殖民者“为了上帝和黄金”去开发美洲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说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完全没有接触到西方文明并不符合实际，明末清初已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如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等，只可惜这些保守的传教士除了乞求皇上敕建几个教堂外没有给中国的统治者带来什么先进的思想和有意义的变革。俄国的彼得大帝与康熙皇帝几乎是同时代，只差十几岁，都曾开疆拓土，有着“丰功伟绩”，却代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历史发展方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变革的“工业革命”就这样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擦肩而过了。
　　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究竟是技术落后，文明落后，还是制度落后？抑或一些偶然的因素所致？如“甲申之变”，这成为百年争论不休的话题。国人觉悟的历史也似乎就成为不断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历史。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好像有所改变。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并指出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亚洲的儒家文明自我伸张的趋势愈加明显。
　　按西方学者的观点，世界经济的重心近四五百年来经历了几次转移，先是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又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北美洲，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正在向亚洲转移。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抓住历史机遇”那种急迫的心情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26年，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再次排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巨大转变。中央现在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清醒地认识到和平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课题。在这个时候再提“甲申”与60年前又有了很大不同。《易经》上说：“富有谓之大业，日新谓之盛德。”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又走到了一个关口？或许再到一个甲申年时才能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