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０２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中，起带头作用的是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然后拉动了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等具有中间投入性质的产业，再拉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和铁路、公路、港口等运输行业。在这一新的产业增长格局中，多数行业在统计中属于重工业领域，于是出现了近年来重工业增速加快、比重上升的现象。对这一现象如何看，涉及到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质、特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解。

    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工业增长加快是国际范围的规律性的现象。在大国类型中，这一增长阶段特征更为明显。美国１９世纪中期轻重工业的比例是２：１，到２０世纪中期这一比例反过来为１：２。工业化完成较晚的日本，１８７７年制造业中重化学工业比重不到七分之一，到１９８７年则上升至四分之三。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通过考察二战以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指出随着收入增长，一个主要变化是工业产品中间使用量的增加，生产品、机械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需求份额上升。重工业增长加快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迂回生产”过程不断加长，投资品或生产资料的比重相应上升。从国际上看，一些小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满足自身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但大国无一例外地都要建立起相应的生产体系，少量通过国际贸易调节。目前我国总体上处在工业化中期，近年来住宅、汽车等产品进入大众消费时期，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分工链条加长，装备技术水平提高，都对重工业产品提出了大量需求。技术进步改进了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也推出了一些新的材料和产品，但尚未形成对原有重要产品的全面替代，修公路、盖房子还是要用钢材、水泥，只是可以更为节约的方式生产出质量和性能更好的钢材、水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对外开放扩大，无疑为我们利用国际市场调节重工业产品供求提供了较前更大的空间，但对那些需求量巨大的基础性产品，如果主要依赖国际贸易,不仅存在着供给能力、交易成本和供给安全等严重问题，同时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也是非常不利的。这些产品的主体部分还不能不靠我们自己生产。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尚不大可能“跨越”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上升这个阶段。

    另一方面，我国不应当也不可能简单重复以往重工业增长的路子。在我国现阶段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加快增长受到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是后发优势。一些年来科技革命的快速进展，体制演变和政策工具的增多，使我们有可能比工业化先行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技术含量和效率推进重工业增长。二是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约束。我国原油、铁矿石等重要能源和原材料增量中的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无疑构成很大压力。一国的资源禀赋无法满足自身增长需要的现象并不鲜见。然而，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证明，正是那些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面对压力作出积极反应，创造了资源充裕国家或地区难以达到的经济奇迹。真正的挑战是，在国内我们能否形成节约资源的体制和机制；在国际上能否形成双赢或多赢格局，既满足中国国内对资源的进口需求，也为世界经济带来增长动力。三是人口上的“超大型国家”所具有的需求规模特殊性。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工业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形成的需求规模不会小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相同时期所曾有过的需求规模总和。即使在资源节约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在诸多重要产品上的需求仍然会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工业化大国曾经达到过的高水平。低估这种需求规模，所导致的供求缺口同样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四是体制转轨。在大体相同的产业和技术条件下，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在资源消耗和生产效率上的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要用体制原因解释。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污染成本的外部化，使某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变得有利可图而得以扩张。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也会加强由于重工业增长加快、生产链条加长而出现需求信号失真。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不利的，相互交织使重工业增长加快中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某种资源的消耗增加为例，我们需要分清哪些是合理增长，哪些是浪费造成的，哪些是市场信号失真引致的。现实中这几种情况可能很难分清，但逻辑上确实存在，而且必须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下，我们既不可能走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重工业增长道路，也不可能简单沿袭先行工业化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而必须也可能通过努力走出一条资源节约、技术推动、内外结合、效率提高、环境友好的新型重工业发展道路。简而言之，不是跨越重工业增长加快这个阶段，而是以新的方式或模式走过这个阶段。这是我们所讨论问题的实质所在。

    重工业增长加快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不是对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向主要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增长转变。这一转变与发展阶段、技术和产业结构有关，在现有条件下更多地则与体制和政策有关。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地转变，加快这一转变是包括重工业在内的所有行业都面临的任务。增长方式转变并不是一个与特定行业相关的问题。如果主要从效率的角度看，所有行业中都有高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一个体制和政策问题。前些年轻工业和一些高科技产业增长很快，也同样存在着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就重工业而言，既包括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也包括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较高的加工工业。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增长中比重最大、速度较快的是加工工业，其中的机械、电子设备制造、化工等行业技术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这些行业的比重上升，将加快产业和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主要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增长创造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基础。即使是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一些年国内外出现了大量新技术、新工艺，在节约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清洁生产、产品技术含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通过努力其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完全可能较以前有大的提升。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先行国家重工业特别是其中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阶段，也正是要素生产率提升加快的时期。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都不能得出重工业增长加快与增长方式转变相对立的结论，相反，重工业增长特别是其中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增长加快，构成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基础。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按照主观愿望人为“选择”一些“好的”产业？在计划经济或政府强力主导的经济中，曾经出现过通过政府控制主要资源而“选择”某些产业的情况，但往往没有可持续性，有些付出了高昂代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什么产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选择过程。这是对市场经济理解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政府或其他组织以及某些个人可以进行产业规划，提出发展某些产业的设想，但成功的产业规划必须通过市场检验，与市场选择具有内在一致性。政府只能在尊重和顺应市场选择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对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不大可能取代市场在产业选择中的基础性作用。在人为选择产业的问题上，应当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包括重工业在内的产业增长中存在着一些需要认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比如，由于一个时期某些重要基础产品增长较慢，这一轮经济增长开始仅仅一年左右，就出现了“煤电油运”的供给紧张，进而出现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在强烈的价格信号刺激下，有些行业可能出现短期投资过度，一个时期后阶段性过剩的问题。在一些长期需求看好的领域，如何增强增长的稳定性，避免或减少大起大落，需要在宏观政策、企业体制和政府管制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地调整和改革。又如，我们讲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不可跨越，是就全国而言的。近年来许多地方提出要加快发展重化工业，对有些地方可能是适合的，有些地方就不适合。有的地方许多年以后最具优势的可能还是轻工业。不顾自身条件，违背市场规律，通过政府主导和行政干预强行“选择”一些重化工业项目，最终还是要吃亏的。对此应当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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