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第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以下为中科院研究员温铁军先生演讲实录。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和方瑜同志刚才听第一位发言人刘市长说的一个悄悄话，当时我们两个一方面觉得刘市长讲的很好，另一方面觉得，假设真的让财政部，工商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这些所有最有权威的部门，都派干部到农村去挂职，可能大家都会有刘市长这种感觉了。听刘市长的话，首先能听得出来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语言是纯朴的。人家就老老实实告诉你，当你握着农民的手时候，手是粗糙的，长满老茧的。这和咱们现在很多搞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我们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主张剥削有功，压力为主的人已经成为主流了，尤其光华管理学院能够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请来，能把主张公正的企业家请来，这是也是光华管理学院一大历史性进步，这是开玩笑，光华管理学院历代是站在潮头上的，历来是代表北大精神的，历来是主张市场经济家公正的，咱们从来没偏过，这是个开头，主要是大家一下午了，挺累的，先得活跃一下气氛，给大家打打气。

　　接下来至今被人们说成经济学家，自己不敢当的发言人。首先我先想给你们提供一点背景，像刚才刘市长，刘部长、像咱们自治区主席叫张来武他们说到科技特派员这件事的时候，这个科特派真是老百姓的简称，因为我对科特派了三次交换，从1998年南平开始搞了，搞了三年以后，我们就去调查了，先后安排了三次，大体上科特派这三个字是老百姓说的，我们提供点科技特派员科技下乡在南平背景。

　　我觉得刚才刘市长讲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把很多要点都提出来了，只不过您说话快，又比较慷慨激昂的，我再介绍一下。其实南平搞这件事的时候，正好是南平民北山区在农业上最没有出路的时候。咱们95、96年在粮食过产的情况下，国家开始强调农业内部调整，我们再强调种植结构调整，结果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比如安徽的农民种了草莓，在路边等一天也没人来买，广西的农民按咱们领导的指示上了万亩的珍珠西红柿，卖不动的，结果就缩缩在西红柿的枝头上，这些比比皆是，到底问题在哪儿。我们大家知道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连续了四年，政府每年强调提高人们收入，提到千方百计提高收入。并没有因为结构调整而带来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这种情况下苦无办法就出了南平经验，这个南平经验说老实话，是南平市委书记李川同志，他原来是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到市里面组织书记，他一来的以后，他觉得别的抓手未必会，组织部长出身的人抓手就是抓干部，他第一个说法就是科技人员给我下去，做为市委书记一生领下，全市科技人员都给下去了，当然有积极的，有消极的，积极的就做出成绩了，但是大部分并没有很好和农村实际结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不怪科技干部，而怪我们农村缺乏的是能够承接科技要素的载体。小农户你给他科技科技服务，两种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多少钱，科技投入的成本你付不起。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组织的载体，比如说专业协会，比如种柿子椒的或者种草莓的，总之他有一个相对能够承接科技要素投入的载体，而不是一般的我们在黑板上划一个图线。

　　再假设刚才咱们金董事长在演讲也提到了，说我们是全世界40%几的农民，为7%的人提供农产品，你们想想这个市场能有多大，而这个话早在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老师，杜仁生先生就讲过，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你这个农业结构怎么调整都没出息，因为攻击者太多，消费太少，没有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特殊的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道理，叫劳动力替代任何其它要素。而劳动力恰恰是不需要成本的要素，他反正待着也是吃饭，靠墙晒太阳也是吃饭。因此劳动力替代饲料投入之后畜牧业的成本不计算劳动力替代掉的那部分成本，因此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你别的国家科技怎么发展，我们国家肉料品最低，畜牧行业最有竞争力，它是一个基础，使得金董事长的饲料行业有长足的进步。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劳动力因为不计算自己投入成本，所以他可以替代掉其它的任何现代要素，包括在畜牧领域中替代掉饲料要素，比如孩子放学回家，赶牛上山算不算工钱，这些替代掉的成本，使得中国畜牧业行业至今在中国农产品市场上仍然有比较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在一般模型计算上能够算得出来的吗，算不出来，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科技特派的作用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必需有一个承接这种科技要素投入的机制，那就是他和什么载体结合？由于开始在农村基层很难形成健康的这种组织，尤其是在民北山区，他种族势力很强，甚至某种程度上地方不良势力也很强，单纯科技要素的体现，就是特派员去了效果并不是很显著，怎么办？我说我们组织部长出身的市委书记，他的行为我让全市各县，我市县两级三分之一的干部给我压，到村里面当第一书记，按照党章不违法。接下来就是压下去一大批，占全市干部总数三分之一的村第一书记。这样下去以后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等于再注入科技要素的同时，配合了一个新生的政治要素，这东西可不在咱们经济学的分析范围内。但是我们都知道农村基层组织空白，制度空白已经连续了20年的老问题。刚才说的皮球理论下不去的原因没有组织，没有必要的制度配套，而这些在我们很多理论家里面什么都不是。它纳入分析框架很多是无价值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多问题上拿不出一些深刻分析的这么一个问题，当然我这个也不是批评，结合科技特派员提供一个信息，跟错综复杂关系没关系一个外派过来的村支书。你哪个单位派来的由哪个单位发工资，这样就把过去咱们农村基层的组织空白问题一步到位解决了，过去我们讲农村七个党员八个牙，党员老化，管不了事，其实八十年代就这个话。过去到农机站，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农机站，今天是不是还这样的，还这样的。随着我们进一步减免农业税费，农村这些情况会愈演愈烈，你要想良性的组织，请问谁在农村基层组织做投入，因为它没有列入政策这个事业，大家只分析要素，所以就没有投入，因此他当然会是延续的这种状况。然后你们接着就拿着不是当理说，就说农村基层，正规组织，无论是党支部村委会都变成异化了，没费用怎么不异化呢，所以这些现象我们说被人家组织部长出身的市委书记一步到位解决了，是由组织部门出面，组织部说话算数，当然就起作用了，这一起作用劲头就来了，所以我说配合着咱们科特派制度真起作用是村书记第一制度，他把上访变成了下访，然后三公开等等，都解决了，黑恶势力解决了，同时再把三要素都进去了，我们刚才说科技要素，第二政府要素，这实际上是一个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第三金融要素，他说既然我在农村这两个投入管用，第三个我安排下去搞金融助理，从哪儿派呢，就是现在的官方银行，无论是人民银行，农用信用社，还是建设银行，你给我派干部到乡里面当金融助理，你去帮着农民，帮着基层的大户，看他们怎么才能取得你的代理，变成了过去你捉我要贷款，现在是我派这些人下去以后，他们去解决怎么让贷款到农村，这一下一年左右的时间，三千多万资金回流到了农村。土地要素是短缺，但是还不如资金哀诉短缺，所以农村现在大面积高利贷，银行一旦商业改制，按市场行为运作，请问假如你是银行，你愿意去为小农经济提供服务吗，凭什么，没道理呀。你让我银行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这是你的写银行法里面的，你没有让我为人民服务最大化。当然银行商业化，按市场条件退出农业、农村，如果说他还在农业农村、那一定是从农村向水泵一样抽走资金的机构，这就使得过利贷泛滥，盲目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这是今天中国农民遭受最大悲剧一个根本原因，我坚定的相信可以在城市发挥作用，但是做为一个长期从事农村调查的人，我坚定的相信农村现在之所以三农问题严峻，在于市场失灵加政府失灵，所以不主张退回到政府管制，但是我也不主张政府推回到市场，所以中国最需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的。我请你们派村支书是什么手段，符合法制哪一条？符合现代社会什么理论吗？但就是因为有这个，就等于化解了农村相当多的矛盾，接着他的科技要素，金融要素到位，他就把农村长期三要素无法整合的问题，土地要素，劳动哀诉，资金要素，他无法整合，科技要素进不来。传统三要素基本上有条件实现的情况下，他安排了科技到位，同时因为科技要素，资金要素都到了，那产量增加了，商品化率提高了，这时候接着派助理，四大要素发挥作用才有了今天的南平的定义。预言稍微多走半步就是神话了。

　　南平的调查，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大家知道摸这个情况很难，一般你去以后，会给提供一点材料，然后告诉你怎么怎么就发挥作用了。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事好像不好这么简单，我就跟南平的同志商量，我说我派个真正能了解基层情况的人下去调查，你们接受不接受，市委书记说很欢迎，但真的到我安排人的时候，南平市委办公室人打触了，他们派的李昌平，我说南平经验是真是假，南平同志犯低估了，说他来咱行不行，咱接受不接受。既然咱们李书记答应温总了，就来吧，但是得派得力的人陪着，后来我们下去做了一两个星期的调查，后来我说你告诉我一句话，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的。当时我们就报国务院技改办了，他们主张解决农村问题自上而下，我们主张自下而上，形成比较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他说太慢了，现在得自上而下。他原来说要不然咱们俩一个人一个县试试，后来辩论来辩论去，我说我给你拿一个典型，我们刚刚完成了南平调查，这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典型，我主张自下而上，他主张自上而下，他又安排了两个青年学者，以我们记者的名义又去了一趟做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后来得出的结果差不多，但是人家做了一番分析，所以我们就任何一个经验请各位注意，尤其像咱们光华管理学院这样，北大嘛，过去是高等教育的高塔尖上的明珠，现在往草根里钻，感动之余有一点担心，就是希望你们做调查的时候，第一多了解一点情况，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刘市长说的这些经验，刘部长总结、归纳这些条条，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情况，所以我说调查研究恐怕是我们形成对问题认识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今天借这个机会，帮着刘市长介绍的经验解释一下，科技经验贪生南平，南品经验真实情况是什么，希望不至于得罪谁，但总之今天在农村面对着如此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单一问题不仅不能奏效，反而能带来80年代所说的一句话，当年80年代大包干刚刚推行完之后，我们这些搞农村调查的人自己内部就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几乎成了我们深化改革大包干，大报告解决问题远不如他引发的问题多。现在它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变成了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政策性的话语。而我们这些直接搞调查研究的人从不敢这些话，我们说一个措施的投入引发的问题会很多。如果我真的什么地方说的不合适，得罪了谁，尤其是对光华管理学院教育宝塔尖上的明珠，万一有什么不敬，希望各位多多包含，谢谢。